提到从打杰克·沃纳对她身体的批评以来流传的笑话,简写信给她的代理人说,做妈妈可是对职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这使她的乳房变大了。不过事实上,有了孩子使她急躁不安,心情矛盾。前几周,她着迷地带着沃奈萨,查阅书籍,编制清单,建立喂孩子的时间表。于此同时,她开始增食,以便能重新工作。生过孩子两个多月后,在她的生日那天,她对瓦迪姆说:“我已经到了三十一的岁数,发觉我浪费了自己三十一年的生命。”他极力把她这种看法说成是一种产后症,告诉她,如果她刚才是在间接谈到自己生产的话,她的头句话应该这么说:“我浪费了九个月的时间。”不过他知道,这在她而言是个很严重的抱怨。

简被沃奈萨缠住,却又急于重新工作。《芭芭莱拉》是个忸怩作态的胜利,所以简被涌来的剧本所淹没。不过她集中精力于《他们射杀马群,是吗?》。电影剧本改编来的那部郝雷斯·麦无考伊小说在法国受到了崇拜,瓦迪姆的左派朋友们告诉她,小说的题材——马拉松舞——是资本主义制度残酷性的极好写照。小说中人物格洛利亚,是一位受到了挫折的妇女,签约跳马拉松舞,她与简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共鸣。她“浪费了”几年的时光,她担心做妈妈会浪费掉她的“前程”,正像她感到的弗朗西丝·方达所遭遇到的那样。

不过还有别的该忙的事呢。她和瓦迪姆攒下了一大笔拖欠税款,使得法国当局正威胁要冻结圣欧延的财产;正在那儿干着无止境的翻修工作的工人们也威胁要罢工。简的新雇的法律顾问理查德·罗森赛尔对他们的债务之大感到吃惊。在一个备忘录中,他向简指出,她母亲留给她的九万美元委托金已经全部被抵押掉了;她不得不向她父亲借一万五千美元来保证被抵押的股票不被出售。她已经以贷款的形式从《马群》的三十万美元工资中支取了二十万元。尽管如此,她和瓦迪姆仍然还有四十万美元的债务。

一九六九年初,他们勇敢地来到了马里布,建起了豪华的家庭,把沃奈萨留给了巴黎的一位保姆,却带来了他们的两条意大利灰狗,毛和利利浦特。他们的一些朋友感到吃惊,为什么把孩子留在了家中,可是简解释道,她还要重新工作。此时她正在拼命地想把怀孕时增加的体重减下来。不久,沃奈萨便带来和他们同住。

他们的逗留带有些不安的色彩,简极力想在马里布创建一个小小的法国殖民地,好用来把自己与父亲隔离开来。布鲁柯·海沃德回忆起一次晚餐上,大家都出席了,除了她自己、简、亨利以及舍丽外,全是法国人。海沃德从打看到他娶了弗朗西丝以来,从千里之外赶来阴暗的格林威治的家。突然,一股同情之感油然而生。因为简对待他的态度太过分了。“晚饭上,他被完全冷落于众人之外,被所有的人,包括简在内,所轻视。当时简连一个英语字都不讲。也许她对他这样不是成心的,不过情况太明显了。”

如果说简的心态是矛盾的话,瓦迪姆对美国发生的变化感触甚大,尤其是好莱坞,他们才走了几个月——摇滚乐与危害甚大的无政府主义,气势凶凶的性解放;最严重的还是声势浩大的打破当局的最后一层隔膜的狂潮。穿过那层隔膜便可抵达在膜的那一边闪闪发光的革命的乌托邦。新的个人满足的伦理观念,不管代价如何,看起来都是他鼓吹有年的人生哲学的实践。“这就是生活的道路!”他对简说。“它是那样地美国味儿十足!”

瓦迪姆和简继续享受着他们在法国就热衷于搞的性自由。他偶尔而为之的不检点行为越来越频繁,简则紧步其后尘。在他们到达马里布不久后举行的聚会上,简和一个漂亮的年轻男人不见了。几分钟后,她脸色红红地回来了,告诉瓦迪姆说他们正在卫生间里,有人打扰了他们,她狡黠地接着说:“真烦人,人家的事儿下干到半道。”

布鲁柯回忆到这次与丈夫凡尼斯·郝帕对简与瓦迪姆的拜访说道:“他们那种独特的婚姻关系卷进了与其他数人的性行为。那事儿干得非常公开。简对此极其津津乐道。她说,这是唯一的一条该走的开化之路。‘谢天谢地,’她会说,‘是瓦迪姆把我带到这条路上来的。’”

简与瓦迪姆和另外两名新出现的性与毒品前线阵地的首席开拓者罗曼·波兰斯基和赛龙·泰伊特混在了一起。这对夫妇的关系是——导演与演员,老师和学生,有经验的欧洲人与天真的美国人——和他们二人的差不多。所有新的颓废派的好莱坞舞台人物都在波兰斯基——泰伊特圈子中进进出出。这些人中包括新的轰动一时的人物安戴·沃浩尔和他的围着下流的维瓦·休波斯达转的临时凑起来的放荡的电影生产大军。维瓦以她的乐于在银幕上进行交媾和手淫著称。维瓦后来写了一部小说《休波斯达》,有些评论家认为那是她的自传,尽管作者忸怩地否认这一点。有一个人物,吉恩·拉·范斯,有人觉得有点像简;她可能是维瓦所认识的众多的好莱坞人的混合体。在一个场景中,她主人公来到了吉恩的家,后来和她一起上了床。不久,吉恩的丈夫罗伯特加入了她们一起,进行三人混交。后来,吉恩·拉·范斯和她主人公通了电话,讨论手淫、交配的详细情节,各种毒品的功效以及她人间的同性恋问题。吉恩几乎局促不安地承认她是“太直率”地要做到与自己受束缚的名声相符合。

随着有关简的生活方式的传言的流传,她极力否认,她做了什么出了格的事儿。“我对作家说些什么都没用。他们总是在暗示我们生活在不可思议的无休止的放荡之中。天哪!我们连丹尼斯·米纳里的家都没去,更不要说什么放荡了。”不过别的迹象在不断地出现。当了爸爸妈妈的约翰·菲利浦后来讲到,在参加了一次波兰斯基举办的聚会后,瓦迪姆朝他走了过来。那个法国人邀请他和夫人米契尔去他们的罗马里布家玩。他们到了那里后,发现无处不在的沃伦·拜蒂坐在起居室里读杂志。

“简在哪儿?”菲利浦斯在瓦迪姆为他倒酒时问道。

“在楼上看书呢,”瓦迪姆回答道。“你干嘛不上楼去打个招呼?”

菲利浦斯上楼去卧室,发现简躺在床上,裸体盖着单子。他点着了一只大麻叶烟,听到了脚步声。那是米契尔,还有拜蒂和瓦迪姆。他们都聚在卧室里,一直到天亮。

道德的界线在下降,正像艺术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界线一样。瓦迪姆在商量导演一部由《蓝色吉它》改编的电影,那是一部描写兄妹之间乱伦的事儿。他准备起用简和彼得来演。彼得半真半假地提议他们二人搞一部片子,从“垮掉了的一代”戏剧家米契尔·麦克柯勒的《颓废》改编。那部小说的中心情节是骗子贝利偷窃了吉恩·哈洛的紧身短衬裤,并且对她无礼。简说这令人作呕,可是彼得坚持说,没有能象职业拳击赛那样门票能卖到一百美元的玩意儿。

在他们发掘他们世界外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只由方达家的人占据的地方。在追求他们自身的最极端的形象中,他们碰到了一起,那是位唯一他们了解的人。他和他们共同过着某种方式的生活,并且真正地能够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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