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1972年1月，全国掀起“批林批孔”之风。江青集团又借机对军队放火烧荒、点火放炮，企图把军队扰乱，以打倒一大批军队老干部。
这把火也烧到了我师，在全师内上演了一场“批张揭张”，“揭与悟”的斗争，长达20天的闹剧。事情的起因要从头说起：我师政委张增华奉命率10多名团、营干部去枣庄矿务局“支左”，以接替炮12师政委所带的“支左队伍”。
张政委等人接任后，依靠矿山上的革命组织狠抓了煤炭生产，同时整顿了矿务局机构，批判了阻挠煽动停工坏人的行为。张政委这一积极举措，遭到王效禹支持的鹿田计为头子的造反派强烈反对和破坏，不断煽动不明真相的造反群众冲击矿机关，围攻张政委等“支左”人员，还不断挑起派别武斗。同时，鹿田计还恶人先告状，亲自去找王效禹告状，揭发张政委等人的所谓“罪行”。王效禹听完汇报，立即向江青进行了汇报，为江青“放火烧荒”部队提供了靶子。没过几日，张政委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押解到北京以“反革命罪”进行了政治审查。
1974年4月10日，以济南军区炮兵一位副政委带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来69师，领导了一场“批张揭张”的斗争。他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实际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给张增华定性是“反革命分子”，69师敌情严重，你们过去思想上右倾，政治上麻木不仁，除政治部一位主任有揭发外，其余常委、委员从未对他们进行揭发。会上，这位副政委直接点了师长、副政委的名，说他们“捂张增华”的盖子，要求揭发与张增华有牵连的人和事，揭发的一切材料，向师政治部某主任汇报，汇总后及时上报军区炮兵。这场闹剧，是由炮兵常委们导演的，把一个战斗师搅得稀烂，回忆起来真难以至信。
运动一开始就搞“揭与捂”的斗争，先要揭常委特别是师党委书记张师长“捂张增华”的盖子，并要求师常委成员行动起来投入战斗，向那位主任学习，当众表扬他是个一贯正确，敢于揭发、敢于斗的人。很明显这场“批张增华、揭张增华” 的斗争，是把矛头指向师党委书记、师长，这可能就是炮兵常委们要打倒张敬民的目的。
“揭与捂”的斗争闹了几天，并没有按他们的意图而转移。首先在师常委中，有的不坑声，有的还摆师长的好，只有政治部主任有所谓的揭发，说张师长屁股大，坐红旗（当时师部曾修好一辆被废弃的红旗轿车）。参谋长王永昌原本同这政治部主任有矛盾，没想到，这次他积极追随他对师长的所谓“霸道”进行了揭发。几个委员如后勤部长陈作霖，政治部副主任刘正方，副参谋长张进武等不但没有揭发，还提出“斗争方向对不对”的疑问。致使军区炮兵那位副政委大为恼火，在召开的师直干部大会上大发雷霆，直接点了两位副师长等几个常委的名字。会议刚散，干部骚动起来，认为把斗争方向转移了，许多机关同志直接找工作组问为什么把“批张揭张”，变成了“揭与捂”的斗争，这不是把部队搞乱了吗？
反映到那位副政委后，他却说：“乱一点是生气勃勃，搞乱才打倒……”还给提意见的人扣上“是右倾思想”、“反对工作组”、“对抗党中央”等大帽子。更可笑的是，一次招待所没蒸好馒头，不好吃，就上纲上线，陷害工作组。工作组里有几个处长，坐镇司、政、后，督战“揭与捂”斗争，认真听取人们的发言，做好记录，这是正常的任务。可这些处长们相互串通，并采用“激将法”，到后勤组说，司、政揭的如何好，“你们落后了”，到了司令部又说后勤揭的如何好，“你们很差”，到政治部还是这个激将法。一次工作组出了一期简报，简报内容与实际实事不符，遭到广大机关干部强烈的反对，宣传科科长詹茂文叫保密室快速收回，但发向炮兵的不能收回，还不叫保密室人不能声张，更激起机关干部不满，抵触情绪更大，也遭到一部分反应强烈的委员如司令部副参谋长张进武、政治部副主任刘正云、后勤部长陈作霖等公开反对。在党委会上再次提出强烈不同意见。几天的“揭与捂”的斗争形成了僵持的对峙局面，会议进行不下去了，那位副政委又从炮兵搬来援兵，有两个副司令、一个副政委、一个参谋长和一个政治部主持保卫工作的副主任一齐来到我师搞“揭与捂”斗争的动员。有人揭发“张敬民”目中无人，看不起炮兵领导，有人先批孔老二的“克己复孔”，再把张敬民同孔老二联在一起，东拉西扯一顿，没有一点正题。秘书组想把他俩讲话印成简报，他俩不同意，不知为什么？今天斗，明天批，但始终没有出现他们期待的结果，于是勒令师长张敬民停职检查交代问题。
过了两天，全师营以上干部集中到师，开批斗大会。其目的是让张敬民低头认罪。这次大会把“揭与捂”斗争推向高潮。发言者最多，言辞最尖锐，有一团干部说：“张敬民搞匈牙利“贝多芬”俱乐部。”
一个团副政委说：“张敬民要把大家拉到莫斯科去”。
一个营长批张敬民任人唯亲，让一个连小孩子不如的人当团长……
但从发言中可以看出，左批右斗没有一个是正题，只不过借机发泄牢骚而已。
与此同时，有一些同志实在看不下去，纷纷向军区党委、炮兵党委写信或者面谈，提出如此搞下去，法非把部队搞乱了不可。
我曾两次亲写向炮兵司令写信，提出了个人看法。得到的结果是一顶大帽子。“攻击工作组”和“为张增华翻案”，但这两顶帽子对我来说，一点也没用，因为我不紧张也不害怕，坦然等待。最坏结果，大不了被批斗或让我转业，这正是炮兵机关干部中许多人面对的结局。这场“揭与批”斗争的闹剧搞了20多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草草结束了。
1976年4月底，济南军区炮兵常委们在69师演的那场闹剧之后，加紧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员进行处理。有的转业，有的免职休息，有的调离。
我曾到省里找到原67师政委宋一民副省长，当时他管电力、电讯口。当我找到他，说明来意时，他满口答应下来，并肯定地说：“你来正好，现在省里筹建省电力医院缺院长，你去最合适”。由于心里有了底，我即刻找到张敬民师长、张宗俭政委要求转业，曾三番五次地要求，张师长就是不同意，并让我在部队干下去。
我说：“自己45岁了，在部队呆不了多久了。”
张师长却说：“部队还需要留你、用你呢”。
我因为长期受党的培养和教育，服从组织安排的思想占了上风，就放弃了自己的转业想法。
当时，中央军委有个决定，各级都要选1-2人的青年人作为接班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毫无置疑，这是为了军队长远建设，是一种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但在执行中出现两种怪现象，一是有些善于钻空子的人，特意在年龄上做文章，把自己的年龄降了几岁，当兵时多报了几岁，还找到“证明人”。别看这个小动作，还真管用，被选上提拔了。凡是老实人靠组织安排的自然就没有份了。二是受”文革”影响，任人唯“线”，凡是认为自己是“线上”的人被选拔上来，反之就没出路了。这种怪现象，引起广大干部强烈不满，称被选上的人为“新生事物”，还有的叫“儿童团”班子。可我师选的所谓年青人，最后没有一个争气的，有的在深造学习中，搞腐化被开除学籍，也有的不胜任提前转业，都是一走了之。因为，我在年岭临界线上，再加上我曾是炮兵抗上的人物，自然没我的份。所以，我再一次要求转业，仍没被批准，只好作罢，听天由命了。
济南军区炮兵一个副政委，搞仼人为“线”比较严重，引起炮兵机关干部强烈不满。当他病故的那天，炮兵机关大放鞭炮，祝贺其归西天。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万民欢庆这个十月胜利。当师政委马茂宗宣布后，整个大礼堂的干部愣住了，没有一点反映。我先站起来，举双手带头鼓掌欢庆这个胜利，接着整个礼堂响起热烈的鼓掌声。
当时，我想起原师政委孙铭常说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得报！”正如预言一样，这一天终于到来。
1977年7月19日，张敬民师长传达炮兵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决定，分清了炮兵多年的路线斗争是非的界线，并对我师的问题下了初步决定，说69师敌情严重是对部队的污蔑，捂盖子是不实之词。搞“揭与捂”的斗争，搞火箭齐发，方向是错误的。还有说69师是袁升平的部队是错误的等问题。
军区滕海清副司令员自始至终参加了炮兵常务扩大会议并做了肯定性的讲话：在“文革”中，炮兵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影响面不能低估。他还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名道姓的进行了批评。会上有的领导干部做了检查，承认了错误。但也有的认识不能深刻。
会议结束时，军区要求各师要把炮兵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向部队干部传达，并组织好讨论，揭发批判，消除不良影响。
随后，我师召开了贯彻炮兵扩大会议，讨论时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给炮兵工作提出不同意见，是师长张敬民支持我干的，这些谣言出自谁之口？二是69师后勤部只有1-2个是好人，其余都是坏人，又是谁造出的谣言？三是詹茂文一个宣传科长，竟敢将炮兵政治部主任、原69师政委孙铭拉到师里接受所谓批判，还扬言这是一场猴戏表演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人支持这样干的？四是我曾向炮兵司令颜伏写两次公开信，主要内容有四条：①工作组搞“揭与捂”的斗争，不符合“三要三不要”原则。②斗争不策略，打击面宽；③树立某主任为典型是不正确的，是违反毛主席的真正左派是在斗争中形成的；④工作组不接近群众，给我戴上为张增华翻案的大帽还没给我摘掉，要求平反，洗刷罪名。
后来炮兵搞地震的当事人有的靠边站了，有的调出原单位，有的转业了，我所提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闹剧就此结束了。
“文革“时期，那个极“左”的红火年代，离我们渐行渐远了，许多往事已淡忘了。可这“一场闹剧”，我记录得的清清楚楚。重温这段一个单位的“文革历史”，使我感悟到，党一旦离开正确路线，脱离人民群众，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1977年7月下旬，我同副师长吕建民及机关几个干部被安排昌乐军区“五七干校”学习，编为一队，炮兵政治部副主任周文铭为队政委，队长为九分部部长，吕副师长为二排长，我为四班班长，副班长为32师一个新提拔的年轻副团长。我们这个班都来自炮兵机关和各师的干部，共12个人。
“五七干校“所学的内容，政治学占60%，生产劳动占40%。政治学习主要学习“75年16号”文件，以及华国锋、汪东兴等领导人讲话。同时，在干校生产基地劳动，我们这个班是校长刘玉德重点蹲点班，他经常参加政治学习，并时时给予指导。下面，我重点回忆的是学习中央16号文件问题。由学员队王副政委（是在职政委）作了学习动员，他首先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1）“四人帮”借毛主席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2）对老的革命家，老将老帅造谣、污蔑、陷害；（3）别人搞对了，功劳是他们的，他们搞错了，罪行是他人的；（4）他们开帽子工厂，开“钢铁”公司，动不动给人戴上 “反革命分子”帽子，上纲上线治罪人，一棒打死你。
其次，树立起对“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坚定信心，结合学习毛主席、马克思、列宁有关论述。在学深学透的上下功夫，揭批“四人帮”的罪行，看清“四人帮”的真面目，只有看的清，才能批的深。从而，使我们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和特殊意义。劳动科目，由刘校长讲解玉米管理、苹果嫁接等技术知识。我们这一期正好在深秋季节，摘苹果，收玉米、地瓜等，最后，每个还分得10多斤的国光、红玉的，苹果。
毕业时，我们班受到了学校的表扬，从这里使我感悟到罪恶多端的人，一定遗臭万年。
正是：
一场闹剧掀波涛
部队大院泛旋涡
五七干校受教育
下放锻炼为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