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脑子也是发热的。对红卫兵很羡慕、钦佩，支持“破四旧”、斗走资派等革命行动，也认为造反有理。因此，我争当政治科长。一切工作服从政治，力争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支持革命行动上来。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全科的业务管理、医疗质量出现许多漏洞，同志之间关系发生许多问题，相互猜疑，相互争议，让我迷惑。
就在这时，师后勤部运输连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满院子贴满揭发后勤领导、机关和车队问题的大字报。连队政治指导员还特意打电话给我，动员我把卫生科的人员也发动起来，并肩战斗。还特邀我们卫生科的干部、战士去观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我利用星期天去了运输连看了一下大字报，看后，感到所揭发的材料，都是一些对上级意见和本连的问题。我意识到这位指导员，对后勤部领导有意见，而借题发挥。而连长则对我说：“刘科长，现在部队不好管了，不听召唤了……” 我听后，触动很大，想到我们是医疗单位，不能放弃医务工作光搞运动，应该把“救死扶伤”放在首位。然而，卫生科有些人去看了运输连战士的“造反革命”行动，回来就串通起来，呼吁卫生科也行动起来。最积极的是门诊所长和一个军医。他们一边在下面四处串联，一边对我和安协协理员进行指责，为什么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
针对他们的行为，我马上同协理员专门进行了研究讨论。我认真的说：“不能搬运输连的方法，把医疗工作放在一边，出了事故、出了人命我们可担不起！”
协理员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是卫生医疗部门，首先要以治病救人为重，不能听风就是雨，避免走弯路。”我俩在思想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召开了全科军人大会，让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力争统一思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我们把这个建议报告了陈作霖部长和黄殿章政委，他俩同意这个办法。
军人大会开始，我首先表了态：开这个大会，就是让大家在会上展开辩论，提什么意见都可以，尤其对我本人的意见，什么尖锐、刺耳，我都听，事后绝不对提意见法的人打击报复、或给“穿小鞋”。
我的话音刚落，有人迫不及待的质问我：为什么不像运输连那样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
我说：“我们是医疗单位，不能扔下对病人的治疗工作，像运输连来搞所谓的运动。还是我们开军人大会的方式，就是请大家鸣放。”
安协理员随即表了态，表示接受各类批评意见。
卫生科少数造反精神的干部却说：“不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压制群众革命行动！这是`革与保’的两条路线斗争。”
紧接着那位门诊所长在会上，发表了一个“上纲上线”的高论，煽风点火，激起一部分人的情绪，纷纷发出冲击性言论：“我们就是要学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谁也压不住！”
一个从济南军区卫校毕业的干部，把在卫校造反的精神带来卫生科并扬言：“我们造反定了。”
“你是保守派，是在保自己官位！”一个曾因工作受到批评的军医发泄的说。
做梦没想到的是，我的通讯员也跟着起哄：“科长他拉拢我，要我好好学习，积极上进，安心本职工作。”
通讯员的发言，引发几个人大喊大叫：“这是在拉自己的势力！我们就是要造他的反，舍的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会场秩序陷入混乱。不过，医疗所长毕可孔、副所长张风梧、门诊军医蒋垂岚等同志从正面提出批评意见，支持全科以医务工作为主的正确主张，并对门诊所所长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我同安协理员嘀咕几句，然后，作了总结发言：“大家对我和科里所提意见和批评，我们一定进行梳理，有则改之，无则戒勉。”并强调，我们绝不放松医疗工作，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马糊不得，谁要故意把工作扰乱，出了医疗事故，死了人，谁就要负全部责任。为了全师干部战士和家属们的生命健康，我愿甘当这个“保守派”。
会后，我与协理员分头同大家谈心，进一步作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大家的情绪。针对门诊所所长与被领导之间矛盾的问题，我通过个别谈心，摸清了问题根源，主要是这位所长领导意识和方法不对，把从炮兵机关卫生所来的军医和卫生员当成自己的亲信，即拉拢，又请到家里吃饭，暗中对他们放任自由，疏于管理。争取不成的，又跟别的人说某某不可靠……
当我摸清情况后，我和协理员决定找所长谈话。可是这位所长极为不冷静，不能正确对待意见，说我们有意“整他”。后来再开门诊所务会时，问题终于爆发了。首先，这位所长认为可信的军医，指责他领导不正派问题，接着其他同志也揭发了他挑拨离间的事实。会后，这位所长以有病为由，回家休息不来上班。我几次到他家做工作，要求他上班，可他死活不干。我只好向部里反映，请示提拔蒋垂岚为副所长主持工作。
后来听说，这位所长亲自找干部科长，以身体有病为由，不能坚持工作，离职休息了。
随之，任命下来了，蒋垂岚仼门诊所所长，张风梧为医疗所副所长。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协理是又找全科干部、战士进行交心谈话。
我首先找到那个对我意见大的军医谈话，先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对他的批评有片面性。这位军医见我态度诚恳，也做了深刻检查，讲到激动处还“喔喔”地哭了起来。在组建新部队时，我建议首长向干部科提议，任命他为卫生队长，临行时，他对我一再表示对不起。
卫生科通讯员是个初中生，很机灵，我有意培养他，多次鼓励他好好学习。可他受个别人的怂恿，在大会上说了违心的话，我找他谈话时，他承认辜负了科长对我的培养。后来炮兵机关要一个管理排长，我建议部里任用他，不久就调到军区炮兵机关去了。
通过一系列的谈话，大家的思想疙瘩都被解开了，工作积极性高了，党支部研究决定，在1967年中争创“三好卫生科”。赢得全科同志积极响应，决心在一张白纸写上最好的文字。
这一年，全师接到在日照执行打“p2v”飞机的任务。
卫生科大部分随后勤部机关驻日照东北角的一所学校内。因为学校停办已两年，校内房屋破损，环境杂草丛生。我们用一周的时间动手修理门窗，清扫室内炉灶，铲除杂草，清理垃圾。同时，接诊、收病员工作也没有耽误，受到部首长的表扬。同时，我们又组织防疫人员深入部队协助各团卫生防病工作，我本人也以卫生科长的身份多次深入各团、营、连检查指导工作。
总的来说，这一年卫生科进步成绩明显。但由于卫生科还属于卫勤分队，本身的政治思想工作，业务工作量大，任务繁重，所以对全师卫生防护工作指导不力，引起野外部队，特别是住农村的连队中，发生了较多痢疾患者。
在此期间，对一起住帐篷的一个班遭雷击，一死两伤没及时到现场抢救，我深感内疚。同时，对卫生科内部人员之间闹矛盾解决不力。由于诸多原因，年终没有被评为“四好卫生科”。为此，师政治部主任张增华特意找我谈话，一方面肯定卫生科建设成绩明显，应受表扬，但离“四好”标准还有差距，鼓励我们明年再努力一把。我们虽然没有评上“四好卫生科”，师后勤部还是向济南军区后勤部上报了卫生科的典型材料，在驻济后勤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受到较好的评价。
1968 年初春，师组织工作组，到各团整顿党委领导班子，推动“政治挂帅”运动。
政治部主任张增华带领一个工作组，特意把我调去担任他的助手，成员还有司令部机关参谋和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各一人，进驻643团。我的任务是搜集情况，组织团司、政、后机关进行座谈，汇报材料，给张主任提供情况，写讲话提纲等工作。我们在该团工作一周，完满完成任务，我也受到张主任和团机关同志的称赞。
我回卫生科没几天，我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到“大众日报”泰安记者站，当假记者。从此，我就完全脱离了卫生科，脱离了医疗工作了。
通过这段经历，我有些困惑不解。解放军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石。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要保持绝对稳定。为什么由于“文革”浪潮的冲击，使机关、部队，甚至基层单位不得安宁，严重影响部队的稳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使部队建设受到极大的损失。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利用“文革”，搅到全国上下大的动乱，今天XX被轮打，明天XX单位被火烧，后天XX被抄家，这种所谓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在那种政治恐怖情况下，毫无人身权利保障，喊错一句口号，念错一段语录，就可能招来横祸，我深深感悟到“极左”思潮害人之深。但我至始至终，坚信我们的党是正确的，坚信人民是正义的！
正是：
文革冲击毁长城
部队受挫逆着行
耐心处理解矛盾
工作元气才正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