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任务结束，我回科里后，分别找副科长、协理员、各所长征求意见，酝酿在新的一年里，争创“四好卫生科”工作。
一天，政治部张主任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一进门，向他打了个敬礼，还没有坐下就急着问：“主任，有何指示？”
“又有一项新的工作，组织上决定你去完成！”张主任笑着说。
我连忙问道：“主任，什么工作？”
“经研究让你去当记者！”张主任一本正经的对我说。
一听，我心里打悚，因为有自知自名，知道自己喝了几两墨水：“什么记者？”
“大众日报记者！”
我惊呆了：“主任，我的文化水平你是知道的，我不会写文章呀？”
张主任认真的说：“不会写，就学着写嘛！”
我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真是在赶鸭子上架，难哪。”
“就是赶鸭子上架！”张主任接着将情况交待一番，这是军区炮兵的通知，要我师派两个思想好，作风硬，服从命令，而且文化程度较好、能写东西的人去当记者。所以，选派你和一名参谋去完成这项任务。
我连声推辞： “写个小材料我还马马虎虎，当大众日报记者，文化水平要好，我可胜任不了！”张主任继续做我的工作：“谁叫你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我们是矬子里面选将军，把你选上了。还有，谁天生就会写文章，一点点学吗。”
听了张主任肺腑之言，我只好答应：“即然如此，领导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去试试吧。”
“这还差不多！”张主任详细地介绍这项工作的性质，你们去的地方是“大众日报泰安记者站”，由地方3人、军队2人组成，直属省革委员宣传组管理，不归“大众日报”领导。主要任务是直接反映各派活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供省革委会参考，没有向报社投稿的任务。我听完后，如获释重，松了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和作训科参谋王洪福，乘师去泰安执行任务的便车到了泰安军分区，向何司令员报了到，当时他是泰安地区革委会主任，亲自安排我们和地方三个同志见面。地方同志分别是中共省统战部吴处长，省府办公室李科长，还有一位是冶金厅下属单位的技术人员（姓名记不清了），并指定吴处长为组长，我为副组长。
何司令员向我们介绍了泰安及所属各县“文革”情况后，安排我们住进岱庙内高级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泰安有名的，过去曾是乾隆皇帝的下榻之处。如今是解放军接待高级干部的招待所，食堂设在院内，都是普通饭菜。餐厅挂有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标语，到吃饭时，自己取碗筷，到售饭菜口去买。随后，我们开始工作，为尽快熟悉泰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多次到地区资料室查阅有关资料，还专门采访了原军分区政委，转业后任泰安地委副书记，现任地革委副主任的曾理芹同志，了解当前本地区“文革”形势。
经过几天的了解，基本掌握了泰安地区红卫兵的组成框架，一个是“东方红红卫兵”，属于多数派，趋于“保守派”；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属于“少数派”，趋于“造反派”，这两派都以泰安农学院的学生为主。“东方红红卫兵”反对打倒一切，而另一派一味的造反，所以，两派产生激烈的矛盾，而且愈演愈烈，经常发生冲突。少数“思想派”占据泰安农学院东大楼，“东方红”派占学校西大楼。
王效禹在山东掌权后，专门支持少数“造反派”头头国恕连。从此，各战斗队都倒向了他，人数骤增，达数千人。而“东方红”成了受挤压的一派，但这派就是不服输，并坚守西大楼。国恕连调集各县“造反派”上千人，攻打西大楼，双方以棍棒、砖头、石块，互相攻击，在“造反派”猛攻下，“东方红派”坚守了三天三夜，冲出后四处跑散了，这一派也就消失了。
我们记者组，虽然没有目睹这场派系武斗的场面，但看到了现场，大楼内窗户全部损坏，楼内桌、椅、凳子破烂不堪，靠窗户的桌、椅上放着成堆的砖头、石块，还有散乱的煎饼，真是一片狼藉。这场派系的武斗，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据了解双方学生也有不少受伤者。了解情况后，我们开始工作。我负责肥城、平阴、东平等县的采访。因为我身穿军装，好多人以为我是“解放军报”记者，不管哪一派，“造反”还是“保守”人，群众还是干部，都纷份找上门来反映情况，有的人大谈“胜利的大好形势”，有的人因受打压，控诉国恕连造反派如何打压反对者的行为。一天之内要接待十几名上访者，一谈就是1—2小时，还有的人将写好的材料交给我。可见，当地干部和群众相信解放军能为他们向上反映实际情况，下面是几起访谈实录：
一是，受压制和被打击者的控诉。这中间有学生，有教师，还有一般干部，他（她）们都含着眼泪，情绪激动地控诉国恕连造反派的罪行；说国恕连只是一个农大学生，行为不端正，红卫兵组织刚组建，没有人跟他跑，只有他几个“哥们”围着他转。不知道为什么被省里那个王效禹看中，全力支持他。他打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号，造起反来，今天围攻这个派，明天打压那个派，天天搞武斗，伤了不少人。还有的人愤怒地说，这个人讲吃喝，到那里吃一顿，吃完抹嘴就走。我按上级“有闻必录，不表态度”的规定，只作记录。
二是，一天上午，在平阴接待三个军队转业干部，他们首先问我：“你是不是解放军？”
我理直气壮的回答：“是！”并用右手指着“八一帽徽”和红领章。
“是解放军就好！我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
“你们说吧，我如实记录，然后，向上级汇报”。“你可不能报到王效禹那里，要直接报到杨司令员汇报”。
“可以！”
另一个干部控诉，县里的造反派头头，按国恕连的指意，把转业的县委书记和一些转业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同“地主反坏右”关在一起，受尽那些人的嘲弄、辱骂、拳打脚踢，堂堂一个转业革命军人，却受到如此之辱，这是啥回事呢？我深知他反映情况很重要，但上级给了自己的“金箍咒”，让我不得不低头。
三是，东平两个青年妇女，一大早来到县招待所找到我，开门见山就说：“你是解放军记者，我们信得过你，才来找你。”其中一位自我介绍：“我是东平县中学教师，是‘东方红红卫兵’组织成员，这个组织成员都是学生，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组织起来，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冲击，也搞了大串连”。另一个女学生接着说：“学校还有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是少数派。这两派在冲击县委、县政府中，抓谁是‘走资派’，意见不一，产生矛盾，而且愈演愈烈，形成‘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局面。后来泰安农学院国恕连造反派头子，来我县进行串连，支持‘战斗队’，而且形成一边倒局面，势力不断扩大，把“保守派”冲垮了，我们被压，抬不起头来，东藏西躲。现在搞‘大联合’，他们不干，还传言要清算我们！”她俩一再请求我，如实反映情况。我打心里同情她们，但又不能反映上报。
四是，我还走访了泰安附近几个回民村子，发现青年一代特别是中学生“造反”精神极强，主要矛头是对教规旧俗进行破除。因此，这些青年与老年人形成明显的对立。青年人反映我们最因难时，是党和政府发放的救济粮救了大家，而阿訇偏却说：是“主上”降得。还有老年人和阿訇认为教规是代代传下来的不能破，导致双方斗争激烈，有的村子还轰走了阿訇。我们作为记者就这个问题如实向上反映。同时，我们也采访了农业、工业的生产情况。
我在泰安“大众记者组”工作半年，迫于形势，写了十多篇昧着良心上报的材料，最典型的有以下几件：
之一，对泰安农学院两大教学楼被破坏问题，本来是王效禹支持的“造反派”国恕连直接指挥的上千人攻打“红方红派”时，使用棍棒、石块、砖头猛击大楼门窗，冲到教室内见什么就砸什么所造成的。当然，也有“东方红派”的还击，双方战斗了三天，使这座教学楼遭到严重破坏。可是上报材料时，把罪过都推到“东方红派”一方。
之二，我们走访了泰安各县十多家工厂生产情况，基本都处于停产状态。“造反派”的人都出去搞串连，不是冲击领导、关押领导，就是驱散坚持生产的老工人，还美其名曰，不为“走资派”生产。在写上报材料时，把罪过说成是“东方红派”人员离开厂子不来上班。
之三，去年农业是丰收年，完全是支农部队同志排除种种干扰，支援社员劳动的成果。我们在上报农业丰收材料时，违心地吹捧经验，如何如何的对。总之把泰安地区一片混乱，说成一片大好！
后来王效禹倒台了，这个记者站也被撤销了。一切采访工作，由“大众日报”驻泰安记者组正式接管，我们这些假记者回到了原单位。因此，“假记者”上报的材料也有一些假材料，这也是在“文革”中出现的一种怪现象，既违背了事实，又欺骗了群众，也昧了自己的良心。
正是：
文革时期怪事生
非常媒体下基层
充当记者实无奈
所报材料心里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