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沈阳宁官屯高炮训练基地改编为高炮67师，移防山东益都。
我被任命为高射炮67师后勤部卫生连连长兼主任军医。我这个营级干部不仅没有得到提级，反而降为连级干部。宋一民政委找我谈话，语重心长的说：“这个连长位置特殊，既是基层干部，又是高级技术人员。你不仅是军事连长，按照连队条令出操、上课、生活管理连队。还要在医疗技术上、执行技术职责，医技建设、病员医治等方面进行管理，任务不轻啊！” 政委找我谈话，我又能说什么，只好不情愿的答应了。
打那以后，我按照上级要求，带队出操、上课，重要的是医疗任务，要负责全师的病人治疗。我最担心出医疗事故，这是人命关天的重大职责。因此，我对连队的70多名医生、卫生员的生活管理相对放松，认为不出大问题就行了。
在全国“除四害讲卫生”时期，我曾带几名卫生员到驻地益都药王山的农村捉老鼠，每到一个村庄，立即找到村干部，向他们宣讲消灭老鼠的好处。并经他们同意，将打麦场堆集的玉米秸搬开，看见满地的大小老鼠乱跑乱窜，大家就用扫把拍打，来个歼灭战，少则数十只、多者上百只。一干就是10多天。
卫生连除留一部分坚持门诊、负责病人的医疗工作外，要像普通连队一样，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实属不易。同师直特务连百十多号人相比，永远是手下败将。
当时，我们住在益都城北关一家原地主大院，是一处长年没有人住的一片砖瓦房。我先带领大家利用几天时间，清理了大院和室内的垃圾杂草，并对已破的纸顶棚表面进行了维修，随后就开展了门诊，让病房住上了病号。
那次全师开展卫生竞赛活动，大家都想争第一。师直特务连停训两天，将住的旧居民棚全部除掉，并用水冲刷一遍，确实显得干净。卫生活动结束时，师政治部主任赵玉树带领评选组，赴我连检查指导工作，他们到连队各处看了一看，到病房室内查了查。赵主仼站在床头伸出手指，对着顶棚一个洞口一摸，满手沾满了灰尘，他一生气就走了。
总结会上，特务连被评为卫生先进单位，卫生连倒数第一。顿时，整个师直传开了，说卫生连不讲卫生，是吃干饭的。要卫生连干什么，有个卫生所就行了。师后勤卫生主任朱绍君找到我，不容我解释，当面说道：“可耻”！
我先是一愣，随后呛了他一句：“主任同志，这‘可耻’两字，可不是我一人的事，你是我的直接领导，你当时为什么不来现场指导，你也想想，我不能把病人都搬到院内，像特务连一样，把破纸棚去掉用水冲吧，这‘可耻’也有你一份的。”我这么一说，让他哑巴吃黄莲。
从此我同这位主任关系很紧张。他找到师政委告了我一状，想撤销卫生连，政委宋一民说：“这是战斗所需的编制。”他没话可说了。
除日常管理外，我还履行军医主任的职责，执行医务任务。曾两次去山东寿光好征兵体检情况进行复查，检查体检质量，对有疑点的兵进行复检，目的是保证兵源质量。
最远的一次是去湖北省荆州市，执行在该市中学招收高三学生兵的任务。我带一名政工人员赴该市先会见了中学老校长，这位校长是位抗战转业的老兵。我们一见面，如同老战友一见如故，交谈非常亲切。他介绍了高中毕业生情况，接着让我介绍一下高射炮情况。我便在学校礼堂对学生们讲：高射炮是打敌人飞机的，你们知道美国的飞机飞得多快，高射炮要把它打下，用的都是现代化的“37”、“85”毫米高射炮，其射击操作技术要求很高……学生们听完后，感到新鲜，纷纷报名参军。后来这批学员在解放军沈阳高炮学校毕业，参加对空作战任务，勇敢参战，击落美蒋飞机多架，有的立了战功。
1958年，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面兴起，全民“以钢为钢”，大炼钢铁；农业强调“以粮为钢”，不断放卫星。高指标，瞎指挥，浮夺风和共产风泛滥起来，这些违反经济客观规律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农业上，造成粮食烂在地里，结果成了欠丰收年。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经济在1959年-1960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非常困难。
在那个大跃进火热的年代，益都县城“满族兵营”南侧成群的炼铁小土高炉，个个冒着红红的火苗和浓烟，人来人往，一派忙碌景象，甚为壮观；近看个个土高炉如同烤地瓜炉一样，不过填进去的不是地瓜，而是砸碎的铁锅，铁犁和焦煤，留出的红铁流到地里一个坑中，冷却后成了碳渣铁，还不如原来铸铁锅的铁好。
当年秋收季节，大批人都投入到“大炼钢铁”之列，只有少数年老体弱，农家妇女去地里收割粮食，玉米棒子扔在地里没有人去捡，豆子粒掉满地没人管，地瓜用犁收，大部分被犁成两三节，一半留在地里烂掉了。同时，村村开始吃食堂大锅饭，放开肚皮吃。
转过年来，各生产队，各家的粮食出现了紧张。从1958年开始，三年中发生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村村闹起粮荒。
我们师驻地的公社，生产大队，尤其是北部地区，所谓的“插红旗”的公社，大队缺粮食更为严重。许多农民营养不良出现大批浮肿病，尤其是以老年人为主。
1960年春，师部应当地县委县政府的请求，派去医疗组，赴高柳、朱良两公社，执行医治群众水肿病任务。 师首长命令我带两名卫生员，携带听诊器、体温计和酵母、维生素B等为主的常用药品，奔赴农村开展救治。出发前，师长，宋一民政委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一是救治水肿病，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二是自带粗粮，在生产大队吃住。三是有什么困难回来报告。随后，我们带着师首长的嘱托，背着药箱轻装下乡了。
我们医疗小组在口埠见到区委书记，说明来意。他要求我们先去高柳、朱良两个公社，这两个公社是益都县患水肿病最多的地方。我们利用三天的时间，跑完了两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小队有病人的家庭。发现所有患水肿的人，多数为老人和婴幼儿童，他们骨瘦如柴。情况摸清后，医疗小组按轻重缓急的步骤开始治疗，首先对20多名垂危患者进行抢救性治疗。主要用药为酵母法、维生素B等药物；对瘦弱的儿童除外用酵母外，还加以肝油丸、维生素C等，儿童由于严重缺乏蛋白质营养，发育受到极大影响，4~5岁的孩子只有2~3岁的大小，而且显得头大身小，为补充些蛋白质，我多方同公社、县等领导和部门联系，筹集黄豆，制成豆汁给儿童喝，使病情得到一定缓解。
然后，我又把两个公社水肿患者情况，向师首长进行了汇报，首长听后极为关心，一方面指示我们精心救治，还决定师机关和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救济灾民。三个月的时间，我广泛接触了社员，包括农中、小学教师和农村“赤脚医生”及生产大队干部。他们纷纷倾吐实话，对“三面红旗”是拥护的，相信毛主席，共产党能领导他们战胜困难。但对“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满，好端端一个高产年，粮食都烂在地里。如今，社员最担心的是干部对上不说实话，对说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经过我们调查，这两个公社，就是大肆“浮夸风，弄虚作假”、“放卫星”，插“红旗＇的高产社，后成为严重缺粮社队，受到了老天的惩罚。
我同公社社员们交谈时，一个生产大队支部书记说：群众对毛主席、共产党是信任的，对毛主席的给生产小队一封信非常拥护，说出社员心里的话。还联系本大队所出现的问题，认为不解决浮夸风，社员不会过上好日子。
紧接着一个赤脚医生说：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婴儿生下来没有奶喝，死亡率很高，1、2岁的孩子都是皮包骨，看上去真可怜。
还有一个农中教师说；现在没有一个孩子能坚持上学了，能下地的都到地里挖鼠洞掏粮食，抓老鼠，扒树皮。
我听了群众这些反映，曾两次找到县委书记，商量给社员供半斤返销粮，以保证青壮年的春耕劳动。当时，国家已决定每人每天定半斤返销口粮和种子粮。
我们医疗小组即担负救治任务，也担负一定的政治宣传任务。每到一个生产大队，只要一驻脚，就有许多人赶来，有病的求治，没病的来听解放军讲什么。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宣传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如何预防疾病的办法。同时，解答群众提出了一些问题：“水肿病是不是饥饿有关系？”
我回答：“有关，但可以治好！”
“刘队长，我们没有粮食吃，得水肿病毛主席知道吗？”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
我接着回答：“毛主席、周总理都关心大家，毛主席那封信不是已提出要解决的办法嘛！毛主席与全国人民一道来克服当前困难，已半年多没吃肉了，周总理只吃减量的粗粮。”
当年，中南海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减少了自己的口粮定量，蔬菜也很少，肉更是难得一见了。
有个老汉问：“为什么造成这么严重的灾害？”
我晓之以理的说： “灾害是严重的，你问怎样造成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是自然灾害，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二是苏联逼我们还债，我们有骨气，即勒紧裤带也要还账！这是周总理讲的。”
三个多月的救治工作，我与广大社员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他们都把我们当作救命恩人。离开公社的前夕，两个公社的书记、社员同我们举行了座谈会，我给他们留下了几条建议：一是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二是广开救灾思路，搞些黄豆，喝豆浆补蛋白质。三是充分发挥公社卫生院和赤脚医生的作用。离开那一天，许多社员都出来送我们到村头小树林，恋恋不舍。记得有位老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忘不了解放军，是你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希望你们常来看看。”
1959年9月中旬，师里传达中央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展“反右斗争“精神，并组织师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学习班，我也参加了。会上，大家纷纷发言表态。轮到我表态时，我对前段在农村救治水肿病时所见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实的作了汇报，并谈了个人的见解。这一下子，可惹出了天大的麻烦，后勤部一位科长对我的发言直接进行了攻击，说我把农村形势说的太黑了。
我不服气地反驳说：“我说的是实情，因为社员没有粮食吃，得了水肿病。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到农村去看看。”
争论中，还有人给我扣上“有右倾情绪”的帽子。
后勤部长委婉的提醒：“刘连长这几个月你们辛苦了，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他是怕我被戴上”右倾思想”的帽子，成了批判的对象，面对大多数人的指责，我只好违心地做了检讨。
这件事反映到师宋一民政委那里，宋政委找到我，即批评我对政治学习不够，没有深刻领会“反倾斗争”的意义。后来，听部长说，宋政委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道：“他（指我）出身好，讲了社员水肿病实际情况，没有否定“三面红旗”言论，不要再追究了”。
我如释重负，也就不坚持己见了。随后，张兴业部长又找我谈了一次话，承认我讲的社员营养不良水肿病是实情，不过在反右倾浪头上，话不能说多了，也不要背上思想包袱。打那以后，我从心里感激宋一民政委、张兴业部长在反右倾斗争中保护了我，至今难忘。
毋庸质疑，当年由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大减，致使粮食短缺，造成的营养不良，给农民带来了严重后果，触目惊心。不得不让人引起深思？
正是：
大跃进时是非多
事实真相不能说
只因我说农民苦
遭受批判受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