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的一天，老将军副师长张致光找我谈话，通知我上级调学令，要我去上海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深造。
接到上学通知，我既喜悦也担忧，喜悦的是自己又能学习深造了，摆脱繁杂的行政事务。担忧的是，第二军医大学可是军队的高等学府，名气大的很，怕自己文化程度低跟不上班。
张副师长似乎看出了我充满矛盾的心情，用鼓励的口气对我说：“刘连长，师领导研究让你进校学习，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培养，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拼出一片新天地。至于跟上跟不上不在文化高低，而在于勤奋努力！”
张副师长的一席话，打开了我心灵的天窗，我立即表示：“感谢师首长给我的上学机会，上学后，努力学习，圆满完成学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栽培。”临行前，他还特意送我陶渊明的一首诗：“感年不重来，一日难在晨，务须当勉力，时间不待人。”他送给我的这首勉力诗，我一直记忆在心里。
同年八月下旬，我打起背包就出发，离开了师卫生所连长的工作岗位。坐上火车，咣珰了两天两夜来到大上海，走进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院。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入校学习，是宋一民政委提的名。
进了学校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整齐的校舍，优美环境，良好的学习条件，比兴山医大各方面条件强多了。我被编入60年级一大队一班四分组，按连队编制，全分组有12个组员，我被指定为分组长。后来，班上成立党支部，我被选为支部委员，大家都称我为 “组政委”。
入学后，按照学校的部署，各分组第一次召开小组会，重点是引导大家如何端正学习态度，如何遵守校规，如何学好课程。大家纷纷表态发言，随后，我归纳大家的建议，提出了“四要”：
一、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正确估价自已，我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大多是小学程度，高一点也只有初中水平。这样一个文化水平，要学好大学本科课程，好比是爬高山。怎么办？我引用先人说过的两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鼓舞大家勤奋学习，不怕吃苦。
二、由于我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接受能力有高有低。都要爬上这座苦山，离不开团结互助。我举自己一个例子，在抗日战争中，我是连队卫生员，我们连受鬼子追击，连长带连队翻大山，日本鬼子在后面用机枪扫射，我们拼命往山上跑。因为我年纪小，跑到半山腰实在跑不动了，这时连长在前面拉着我，通讯员在后面推着我，终于翻过了大山。我们今天爬这座书山是一样，每个小组三个人，两个帮一个，一个在前面带，一个人在后边推。咱们就一起攻下这座学习大山，一同毕业回到工作岗位。
三、要尊师重教。我小时候曾念过私塾，开学时先向孔夫子木牌行三叩首礼，然后又向老师跪拜磕头。现在不去磕头拜师，可要向老师行军礼是应该的，不管你军衔是否超过教师，都要按学生身份敬重老师，这是必须的。
四、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不管军衔多高都是学员，在学员队伍里是战士，学校队长是我们的直接首长，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校规，不要走歪道，做一名让首长省心，让家里放心的好学员。
大家听了我讲的要求，纷纷表示同意：部队党组织选送我们到军队军医最高学府第二军医大学深造，要有报恩思想，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组织的重点培养。
开学后，我们所学的都是大学文理科课程，对仅有小学程度的我来说，真是好比赶鸭子上架——难哪。最难的是理、化，最难记的是俄语，最难受的是期末考试不及格。
一开始，我学习方法比较笨，如同小学生一样死背强记，一时记下，过一段时间就忘掉了，只得再背再记，总之要反复多次。因此我成绩上不去，大多为4分、3分，两次是2分，不及格。说心里的话，我学习是刻苦的，睡前醒后，饭前饭后都要背一段，有时走路也想着某一章节内容。
记得最苦的是夏季期中考前，上海夏天天气都在39-40度，坐在那里汗流浃背，全身如同从水中出来一般，可死记硬背一刻也不敢怠慢。为了降点温，除毛巾不离手，地上也放一脸盆水，双脚放在里面，一时起点作用。即使如此苦读，我生物化学“三羧酸循环”考试还是“二鼻子”不及格。及格的都走了，不及格的10多人留下来复习一周重考，得了4分。这一年，部队进行第二次受衔，我晋升为校官。
每次考试结束后，学校便放了假，大家各奔东西，有的回家团聚，有的留校学习。第一年放暑假，我没有回东北看妻儿老小，而是在图书馆抓紧补课。同班的张凤悟，小我几岁，他也没回家，所以，我俩经常在一起讨论所学内容，取长补短，在期末考试中，勉强过了3分。
学员在学习紧张期间就怕得病。第二学年，我体检发现“转氨酶”不正常，被疑为乙肝，被隔离在一个院子里，被关的有20多人，不能去课堂听课。每堂课都有互助的同学来辅导。
软禁的生活闷死人了，大约一个多月后，学校对我们体验不合格的学员再次复查，有十几个人合格了，走出隔离院子。而我仍然不正常，我急着对医生讲；“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怎能是“乙肝”呢？”
医生对我们说：“要想确诊是不是乙肝，就得进行肝穿刺“活检”。
大家听了没有表态。我却说：“我去做！”就这样我入院进行穿刺活检，结果是“阴”，否定了“乙肝”。
被隔离的同学说：对你的乙肝否定，也解放了我们，于是大家愉快地回到班里上课了。
这年放寒假，我让妻子带着两个儿子，从东北老家坐火车来大上海探亲。见面后，妻子彦琴告诉我；她们是转了三次车，坐了三天三夜才到上海的。在南京换轮渡时，大儿子穿的新鞋掉到长江里了。
第二天，我带着她娘仨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儿子望着眼前的高楼问我： “爸爸！这栋楼也太高了，有多少层”？
我说：“这楼是上海国际饭店，有24层。”
儿子又问：“能上去吗？”
我说：“过去，咱们穷人不能上，如今是新社会，人人都能上去。”说完，我带着一家人，坐上电梯到了餐厅，点了西餐，让儿子潇洒了一次。
吃完饭，我在前边引路，带着她们走进上海第一百货大楼，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妻子彦琴对我说：“我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的眼花缭乱。”
随后，我为她买了一件新款时髦的女式棉袄，妻子一试，非常满意。我当即付款。妻子试探问：“能给沈阳学芳妹买一件吗？”我点了点头。
一天很快过去了。趁天黑，我们一家人坐车从南京路返回五角场的军医大学校园。
大年初一，两个儿子穿上昨天新买的夹克服和小皮鞋格外精神。我和彦琴看到在外边玩耍的两个儿子，相互之间露出喜悦的笑容。
上学时，我最内疚的事是母亲的病重和病故，我没有膝前尽孝，瞻仰遗容。放暑假后才返家，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以补我这个不孝之子的过错。
后两个学年，我们开始学习专业临床课和实习，对我们这些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人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各门课都取得好成绩，学习组内团结互助气氛浓，特别是在实习阶段，我带着全组学员热心为病人服务，体贴照料病人，受到好评。这一年我们许多人被评为“五好学员”，我也是其中一员。
1965年7月中旬，二医大毕业，我们回到济南炮兵部队，王沛民去炮8师，汤早去了炮32师，我和张风悟，蒋垂岚分到了新组建的高炮69师。最初，高炮69师暂驻原67师益都营房，后移防泰安地区长清县。
当时，我被任命为师卫生科长。新组成的卫生科，除正、副科长、政治助理员外，还设有防化所、门诊所、医疗所及担架排（为入越作战准备），大约100多人。
这个卫生科是由炮兵司令部机关与后勤医疗单位组成的。人员来自军区炮兵机关、各炮师卫生部门。所以，无论是政治质量、思想作风、业务水平相差很大距离，一时难于步调一致。又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一些人头脑“造反”精神很强，动辄不服从分配工作，还美其名曰：“决不盲目服从”，为后来的医务工作埋下了隐患。
从卫生科角度讲，它是全师卫生业务指导机关，从卫生医疗单位讲，又是有分队性质。这种编组体制极不合理，因其本身有大量的分队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缠身，让我这个上仼不久的科长，无暇对全师的卫生工作调查研究，进行业务指导。只能遇事处事，忙于日常锁事。
正是：
三十而立又逢新
二入医大惜寸阴
发奋苦学忧壮志
硕果有成宽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