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衔之后，我的好事接连不断。
一天，学校后勤处一位姓李的协理员来找我，他开门见山的问：“刘所长，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事了。”
当时，我并不知晓协理员的真实意图，随口说道：“咱是个穷当兵的，要长像没长像，要个头没个头，有哪家姑娘能看上咱啊。”
李协理员一本正经的说：“刘所长，我早己给你物色了一个好姑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马上安排你们见面。”
我用怀疑的口气说：“协理员，你就别拿我开涮了，那有这等好事。”
“刘所长，我不是跟你闹着玩，说的是真事！”李助理员认真的说道，听了他的话，我还真有些动心：“这位女同志在什么地方工作，哪里人？”
李协理员正儿八经的告诉我：“这位女同志就在学校的幼儿园当保育员，铁岭人，性格腼腆，心地善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马上去找她！”
我听了李协理员的介绍，找对象的念头忽然间跃上心头。因为上去回老家时，母亲就催我谈婚论嫁，早点结婚，她想抱孙子了，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正值星期天，李协理员把我带到小河沿公园。不一会儿，一位清秀端庄的女子由远而近向我们走来，李协理员连忙相互介绍：“这位是刘所长，这位是小李，你们好好谈一谈，我还有事要办。”
李协理员走后，小李平静说：“你好，我叫李彦琴，幼儿园的保育员！。”
我下意识的说：“你好，我叫刘志禧！在学校门诊所工作。”
没料到，她直接说：“我认识你，你曾到幼儿园给孩子们检查过身体。”她的几句话，让我们一下拉近了距离，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马上说：“是吗？你记性真好！”
两人就这样相爱了，三个月后，在学校机关食堂举行了婚礼，李协理员这个红娘，当之无愧的成为我俩的主婚人。那时，我和爱人的婚礼热烈而简单，一张结婚证，几包糖果和花生，但战友们有说有笑，始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结婚后，我们相亲相爱。 第二年，就有了爱情结果，实现了我的母亲抱孙子的愿望。
在这里我要说说岳母：“她是一个勤劳能干，吃苦耐劳的女人。丈夫是个厨子，长期跑外，解放后，曾因身上有过污点，蹲过几年大牢。他的所作所为，给子女的心灵留下了阴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为此事，爱人“文革”时撒手人寰（随后章节有交待）。岳母独自带着五个孩子从铁岭搬到在吉林白城农村生活，历尽千辛万苦，又当娘又当爹，终于将孩子养大成人，相继成家立业。
1956年春，军委炮兵组建沈阳宁官屯高射炮训练基地，专门训练成建制的高射炮部队，基地为准师级单位。
第一任司令员吴忠太、政委宋一民、副司令员李维贤，下辖战术、射击、兵器系及业务部门和门诊部；设政治处，主任王敬斋，干部处，处长姓刘，训练处，处长王诚斋，物保处，处长常增培，我任门诊部主任。
门诊部陆续调来的医生有吕长林、高聚明、赵文斌、麻玉涛、司药田庆祥、化验员高志明、卫生员兆德厚等五人。主要任务除服务于干部战士和家属的医疗救治工作外，重点是部队的卫生防疫和疾病治疗。
当年， 高射炮训练基地营房是早先某部队建设的，地势原为水洼地，营房建在高埂上。明水沟与周边的大小沟相通。冬天可以溜冰，夏天可以捞鱼，多为鲶鱼和泥鳅。夏天蚊蝇特别多，为我们卫生防疫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为此，我们用大部分卫生事业费购置了充足的敌敌畏等灭蚊蝇药剂和消毒液剂，并建议首长动员机关部队清理蚊蝇滋生地。夏季我们也组织卫生员定期对伙房、厕所喷灭蚊药，以降低蚊蝇密度，所幸没有发生痢疾等传染疾病。
不过也发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当年，冬季取暖，部队用燃煤炭的大火炉，机关干部和家属宿舍都是燃煤炭或木柴的火墙。再加门窗封闭较严，很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这年冬季，营房科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独居有入火口的小房子里，入睡前加了煤炭，火口门没关严，插死门就入睡了。第二天，快吃早饭了，其母见他还不起来，用手敲门也没动静，连敲三次，还是没动静。因为她听过我们讲过防一氧化碳中毒的课，想到孩子可能出了事，就急忙找到我，我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迅速跑到她家，用力推门，没推不开，我便打碎玻璃，又用脚猛踢破门。我进屋后，孩子看到一动不动，瞳孔未散大，口唇呈樱红色，呼吸、脉搏都很微弱。我迅速做起人工呼吸，并派人迅速叫吕长林军医协助抢救，他迅速从门诊取走50%的葡萄糖溶液两只，先静注50ml之后，接着又清除口腔及呼吸道分泌物。经过个把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苏醒了。随后，又让他服用磺胺类抗菌药物。孩子的母亲很感激。通过这一中毒事件，学校所有人开始重视冬季煤炭中毒问题。
次年春天，沈阳军区后勤卫生部招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选定为参加会议的代表。
开会的当天，因宁官屯处于沈阳西郊，约10多华里，又不通公共汽车。我请示副司令派车送我一下。他却说：“小车都有任务不能派，你自己走着去吧，小车是为部门以上领导服务的！”
我气呼呼地反驳道：“我去开会，是领导让要我去的，不是为了私事！”
他瞪着眼蔑视的说：“你不是部门领导，不能用小车送你！”
“副司令，我今天非要坐坐这个小车！”我扭头去找宋一民政委，将所发生的情况向政委作了汇报。政委当即指示身边的公务员，叫小车司机送我到会场。
从那之后，我同副司令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后来他爱人来队时，患了感冒，发烧两天不退，就拉下脸来找我来治疗。我一看她咳嗽，怀疑可能有肺部感染，就说：“病人病的不轻，用小车送202医院吧？”
他想都没想，连声说：“行，行，行！”
小车一到，我陪送他爱人去了202医院，经医院确诊，为肺部感染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两口子十分感激，从此我和他关系还不错。
说起这位副司令，好摆官架子，好熊个人，惹许多同志不满，矛盾产生后，都是宋政委解的围。所以，他对宋政委的做派不满。
后来，基地组建一个高炮师，宋一民任政委，他任副师长兼参谋长。脾气依旧，借开师党代会时，以“反教条”为名大肆攻击政委宋一民“教条主义”思想严重。
我以师党代表身份，也在大会上直言：“搞教条主义是你，不是宋一民。”
随后，许多代表也纷纷批他搞教条。最后宋一民政委发了言，驳回他的攻击，并气愤地说：“我为你做了很多擦屁股的事，你还怀恨在心，抛开党性，你连同志之间的感情都不讲，让人心寒！”师党代会议后，他在全师干部面前失去了威信，组织为了挽救他，为了关心他，就把他调走了。
射击系一个主任平时傲气十足，认为别人都不如他。一次他的家属感冒之后咳嗽不止，医生给她开了药，用尽所有的镇咳药，效果都不理想。
第三天，这位系主任跑到卫生所大闹起来，先骂医生是吃“干饭的”，“是冒牌货”。
我听到走廊的吵闹声，便从办公室出来，对这位主任说 ：“冯主任，你怎这么大火气？”
他不分好坏，气乎乎的冲我喊道：“你们这些医生都是白吃饱，连咳嗽都治不好。”
“医生水平即使不高，也不能随便骂人哪！”我也拉下脸。
“对你们这些医生，我打心里看不起。”他还在火头上。
“你是革命干部，这样对待医务人员对吗？”我反问一句。
“我就这脾气，你去告吧！”他扭头就走了。
在场的医护人员十分气愤，纷纷指责：“他那里像个革命干部？”
我的倔强脾气又上来了，对手下说：“你们先忙工作，我现在就去找领导！”正当我刚出门诊部大门，宋一民政委从他办公室出来。我马上打了个敬礼，然后说心里的苦恼：“政委，卫生工作真难，遭人骂！”
“怎么回事？”政委问。
我如实把当时所发生事向政委作了汇报，并说了句：“这纯粹是在无理取闹！”
政委听后，对我说：“我找他谈谈，你们可不能影响工作！”
第二天上午，这个冯主任找上门来，承认不对，做了自我批评。我听后一笑了之。
当年，为什么有一些人对医务人员不尊重，这与当时沈阳市出现的不尊重医务人员气候有关。为此，《沈阳日报》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有的对医疗服务态度持批评态度，有的为医务人员鸣不平，对其救死扶伤精神持赞扬态度。最后沈阳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评，肯定了医务人员对社会服务的重要作用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对少数服务态度不好的，要通过教育来改变，不能用攻击或谩骂的方式解决。
这位系主任在基地改编为师之后，任科长，不久又调军区炮兵司令部任处长，但好景不长，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审查，因历史问题受到遣送回家乡，进行处理。“文革”结束后，我在炮兵机关曾见到他，是来要求落实政策的。从他的表情上看，那种傲气自然没有了。
多少年的戎马生涯，主流看似平静，但也存在许多暗流，让我深深感悟到，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地方，心怀不正的人，不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只有坦坦荡荡做人，勤勤肯肯做事，才能受到大家的尊重。
正是：
自命不凡显聪明
丑态百出跟头栽
除了惹人烦脑外
嗤之以鼻不理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