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妄图将八路军困死在山区，强迫老百姓在山区与平原之间，县与县之间挖数丈宽、数丈深的垂直沟壕，连接起来达上千华里，以阻止八路军出山进行抗日活动。这些行为，对我英勇的八路军来说，可谓是枉费心机，但对当地老百姓来说，可是个大灾难，即毁掉了大量的耕田，又造成了生产、生活的困难。
1942年秋冬，家里为挣几个钱，曾替财主家出过几次民夫。一次，我正在患痢疾病，因无钱买药治，只好硬挺。父亲扛活的东家是本姓远支的叔叔家，被摊派出一个民夫，他便对父亲说：“要你儿子替我家出民夫吧。”
“他正在闹肚子病。”父亲不想叫我去。
“回来给你点钱，买药治病。”这位东家似乎很关心我呢。
父亲仍推脱不放心地说：“孩子病了好几天，没有力气干活。”
这位东家反了脸，对父亲说：“你不让儿子去，你也别在这里干了。”
父亲被逼无奈：“我回家看看，他能不能去。”
父亲回到家中问我：“能不能去？”
从父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他的难处，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便回答道：“爹，我能去，能去！”
次日一大早，我拿起铁锹同大人一起去30里外的段家岭西北山南坡下，挖防“八路”的深沟。这条沟宽三丈多，深两丈有余，其目的是将山区与平原地隔离，防八路下山。
同我一起来的有大批民工，日本鬼子按庄分里干活，每两、三个段还有一个“黑狗子”监工。我们庄分的地段石头多，再加“磨洋工”，进度不快。鬼子一个头来视察，对进度十分不满，冲着那个监工的“黑狗”发起火来：“磨洋工的不行。”
“哈伊！”监工“黑狗”立正哈腰地回答。
“这段今天统统要完工，不完不能回家。”鬼子头边说边指我们庄这段。
“黑狗”转过身来对我们喊道：“太君说了，不完工不能回家。”但不管他怎么吆喝，大家连头都不抬头，仍在“磨洋工”。
当时，因为我闹痢疾，不时的肚子疼，接连到远处荒草间解大便。那个“黑狗”警察待我第二次解便回来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顺手拿起地上一个扁担“啪”的一扁担，抽在我的屁股上。
我痛得边掉泪边申辩：“我憋不住了！”
他又抽我一扁担：“你哪来的那么多屎？”
“扑哧”一声，连屁带屎从腚眼里喷出，浸透了单裤，我哭着脱下裤子给他看：“你瞅！”
“黑狗”见状，把沾上屎的扁担一丢，扭头就走了。我用土垃块擦去裤子上的屎，委屈的掉泪。一个叔叔过来安慰我几句，我无奈的又忍痛干了起来。
西边的太阳落了下去，监工下令收工放行。我回到家已是掌灯的时候。在街上，我见了父亲和财东时，便委屈的哭起来，把今天发生的事对父亲说一遍，那位好心的财主听了后，让我先回家，叫父亲给我煮了一碗面条，端回来给我吃。后来，当我去要出钱时，意想不到的事出来了。
“那碗面条就是工钱！”财主沉着脸说。
“那能值多少钱？”我反问道。
“我跟你说不清楚。”他抬起屁股就走了。
“一碗面条算一天工钱，还挨了两扁担，你的心也太黑心了！”我无奈地嘟哝着，真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表面是好心，暗地里都是黑心肠。
还一次，学校放秋假期间，我顶替大哥为一家地主出民夫，谈好一天一块钱。那天，我和同学田永昇等人一起到三河县与平谷交界处挖防八路沟。
到了工地，我和田永昇等人在沟沿上向外倒土，见从南边远处顺沟沿来了一群人，有鬼子、警备队伪军，还有个头目人物，边走边指手划脚。当他们走近才看清，原来是日军中佐和伪县长，翻译官，后边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兵。
鬼子中佐指着田永昇说：“小孩，你的过来，你们的是哪庄的？”
田永昇胆怯地回答：“陈蛮子庄的。”
鬼子中佐又指我问：“你的？”
我小心的答道：“我也是陈蛮庄的，和他同村。”
鬼子中佐突然喝斥：“八路来了，你的怎么办？”
我俩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愣乎乎的站在那里。鬼子中佐“嗖”的抽出身上的军刀，放在田永昇脖子后，我们俩一时吓得胆战心惊。没想到伪县长是我们刘万藻老师写稿赞扬过的人，在一边让我俩快喊，我俩如梦惊醒齐喊：“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 没想到这一喊，让正在干活的民夫们骚动起来，以为八路军真的来了。有的抓起镐、锹就往外跑，有的人扔下篓筐从沟沿上跑远了。
鬼子中佐突然掏出王八盒子“叭叭”两枪，民夫们听见枪响，争先恐后地爬出沟往外跑。鬼子怎么吆喝也无济于事。中佐又朝逃跑的人群开了两枪，竟将一位民夫打倒在沟沿上，鲜血直流。
“黑狗们”持枪跑了过去，高喊：“别跑了，回来！回来！”把跑回沟外的人赶回沟里。
鬼子中佐又用枪对着田永昇和我脚下开了两枪，子弹打在我俩脚前，溅起两股烟尘，他冲着我们喊：“吧嘎！你俩的心大大的坏。”
我这时不知哪里来的胆，指着伪县长说：“是他叫我们喊的。”
伪县长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对中佐面前点头哈腰地说：“失言了……”
日本大搞三次“强化治安”后，伪县长向鬼子献殷勤要在本县推行“治安区”模范县。他胡说什么本县已经奠定了东西新秩序”的基石，人们生活安定了。他的点子还真多，搞什么“勤俭坛产”，搞什么“绿化运动”，“井贷款”、“配给制”等等。
所谓勤俭坛产，就是让大家打了两口井，井水如同海水一样苦涩不能饮用，用该水浇庄稼地，浇后青苗枯死，好地变成盐碱地了。还把“民粪”撒在庄稼地里苗上，结果小苗都被烧死了。老百姓只有干瞪眼，也不敢说什么。除此之外，还大搞“春耕贷款”，贷的都“联合伪钞”，交的是粮食。更有甚者，这些款按七扣八扣发下来。百姓还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到手只剩下一张债券而已。秋后以粮合价几倍的偿还，真把老百姓害苦了。
所谓的“配给制”规定每人每月海盐一斤，洋火一盒，根本不够用。老百姓只好用高价买小盐（即硝盐），买打火链和火石，打火取火。
同时，不管男女、老年、青壮年都要登记办“良民证”，上面有照片，有手印，有甲长手章，共三张。一张交县的特务机关，一张放在村公所，一张做通行证。这些都是企图限制老百姓的活动，防止与八路军接触。实际上有许多抗日人员身上都有这种“良民证”，进城市更方便了，这是日伪政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后来，我参加了八路军，田永昇到北京南苑中药店当学徒。1950年春，我出差到北京，顺便看了他，并在他那里住了一个夜。我俩躺在一个床上回忆起那年“喊八路来了”这件事，感到好笑，戏弄了鬼子。
分别时，我俩互送了一个纪念物。他送我一只金星钢笔，我送他一条战利品军毯。1953年探家时，再次去他家拜访，得知他因肺痨病即肺结核大咯血去世，我听了痛感悲伤。
回头看看，自己觉得经过许多磨练之后，终于解脱了自卑感，树立了信念，勇往直前，走向抗日道路。
正是：
东洋鬼子要民夫
满腔怒火埋心中
蹂躏民夫当牛马
终将鬼子西天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