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求转业
回到周村后，王道林又让他妻子做了几个菜请我吃饭。席上，他向我介绍了一些人的近况，又说到了杜平，说杜平已经安排转业了，安排得比较好，破格安排的，因为他参加英模报告团在江苏巡回做报告时，和地方一些领导建立了关系。
“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英模啊！”我说。
“地方上那里管这些呢？”道林说，“在他们看来，参加英模报告团的，就是英模了。”
我说过，杜平是很聪明的。从他的许多事情里，你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生活的精心策划。
道林告诉我说，现在上面又下来了一批转业指标。杜平他们是第一批，现在是第二批。因为在前线打仗时，提了很多干部，许多连队差不多都是两套班子。
“也许接着还有第三批。”道林说。
我于是马上想到转业。而且这个念头一经产生，我就形成了很强的决心。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我已经感觉到，我对思想和理论问题的研究，目标是社会的普遍问题，我要在那方面有所发展，必须到地方去工作，更深地了解和体验社会生活；而部队是社会中一个很特殊的部分，它的问题在社会中往往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在社会上可以进行讨论的问题，在部队里却往往是没有必要讨论，甚至是不应该去研究和讨论的。二是我对自己和郁洁的关系还抱有一线希望。但我感到，在周村，甚至在山东，她都是不愿和我联系的，我得尽量到离她比较近的地方去。她是在合肥出生的，而且在那里长到七岁，我相信她对那里还是有感情的。只要我能转业到合肥，搞得好，我们的事情就仍然是有希望的。所以，无论是从事业上考虑，还是从感情上考虑，我都觉得应该争取转业了。
离开道林家后，我就来到了师政治部徐副主任、也就是我的老科长家里。部队从前线返回周村后，他已经被调回师里当了政治部副主任。我告诉他，我想转业。他对我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很理解，并告诉我，如果真想转业，那我的关系现在不要纳入编制就是了。他同时要我找宣传科张庆春科长说说。
我立即就去找张科长。张科长和我关系一直很好，很热情地劝我留下，说是科里现在正缺骨干人手，希望我和他一起干。但我去意已定。说到最后，他也同意了。但他告诉我，薛主任已经调军政治部当副主任，张副主任现在提为主任了，要转业，得跟张主任说一下。
“他那里是关键。”张科长说。
我于是又爬到后一栋房子的四楼，来到了张主任家里。张主任正在睡午觉，迷迷糊糊的，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
有些比较急的事，必须早点在领导那里挂号，深入的工作以后再做。
当天晚上，我就来到了胡政委家里，并带了一条“大重九”去。胡政委才四十多岁，身形瘦硬，络腮胡子刮得趣青，左眼下还有一道长长的伤疤，看上去文气不足而武气有余。
“政委，以前我有些事做得不好，请您多谅解啊！”我说。
“没什么，”政委说，“其实是你太急了，要是晚一点……”
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只要郁洁退伍了，我再给她写信，也就可以了。
“现在怎么样？”他问我。
“散了。”我说。
“我听李卫东说……那个打乒乓球的……”
政委欲言又止。我不知道李卫东对他具体说过些什么。
我于是说出我想转业的要求。政委沉吟着。
这时我已经隐约知道，原来李卫东的妻子是苏州人，曾经当过兵，也是打乒乓球的，李卫东就是在打球过程中和她谈上的。
第二天傍晚，张主任在路南小巷里叫住了我。说是他感到突然，并说胡政委也已经找他了，政委还说“我倒是同情观宝这个情况的。”张主任说，“师领导看来会同意放你走，就怕政策卡。”我问什么政策？他说政策有规定，从院校毕业的，不满两年一般不让转业。
我让他帮我做做工作，特殊照顾一下。
张主任沉思良久，感慨地说道：
“你可是一个干事业的人呀！”
夜里，我想起张主任的话，不禁也感慨万千。我承认，我这个人事业心是很强的，而对生活上的事是马虎的。我在爱情问题上那种孤注一掷的做法，其实也是这种马虎的一种表现。不在乎。
但现在看来是太马虎，太不在乎了。
可人在不同的阶段显然是有不同任务的。我现在就感到很焦急，急得夜里常常睡不着觉，觉得一辈子可能就这样虚度过去了，30，40 ，50，快得很啊！
我似乎突然意识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了。
“我要转业了，终于彻底失去你了。”我在心里对郁洁说。
而这又是我一直不肯相信的。
即使是现在，我还想，也许我告诉郁洁我已经确定转业，她可能会产生和我结婚的念头。结婚后，我就可以到苏州去了。
“会有这样的奇迹吗？”我问自己，但又告诉自己：
“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只不过是我不愿最后失去她的一种心情罢了。”
2．软弱的心
第二天上午，我到干部科看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编印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接收转业干部的有关规定》。编印时间是这年1月份。显然，这是最新的政策！我先看了进合肥市安置的条件，然后又找苏州的；没有苏州的，只有江苏省的。进江苏省安置的条件为：
１．军人同时转业，其中一方是江苏人，并在江苏入伍的；
２．转业干部的配偶是江苏人，并在江苏工作，1982年底前结婚的；
３．转业干部的配偶在江苏工作，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当地工作需要的；
４．转业干部的配偶亦是外省籍人，1970年底以前随军或随同调来江苏的；
５．部队驻江苏的双军人一方转业，不转业的一方符合当地随军条件的；
６．全家迁来江苏的未婚转业干部，或父母、岳父母身边无子女的。
进苏州肯定会更难。而根据我的条件，我不仅进不了苏州，甚至即使郁洁马上和我结婚，连江苏省都仍然进不了。
从合肥市的政策看，我也进不了合肥。
看来，命运的狂涛巨浪将冲得我离郁洁越来越远……
我陷入忧愁的泥潭不能自拔。我还没有这样长时间地消沉过哩。以前使我感到苦闷和沉重的日子，连续的一般都不过三天的。但是，这一次，如果从离开郁洁家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一个来月了，我却仍然感到自己的心情是那么的阴郁。我很想写《裂变》，却就是提不起精神来；想读书，但常常看了半天，却不知道书中说的是什么。
我几乎完全颓废了。常常是，晚上上床前，简单洗了一把脸，却不洗脚。天气又冷，夜里冻得我缩成一团。我觉得自己大概很像个露宿街头的叫花子了。早上起来，用暖壶里剩的最后一点水洗洗脸；几天前就没有牙膏了，就用牙刷刷刷就了事了。总想去买，但天气太冷，冷得我都不敢出去，而终于就没有上街。一晃就天黑了。我已经感到自己身体很虚弱了。
这天上午十点来钟，我骑了自行车到296二营去，想去看看彭志刚。我说不清是为了安慰他，还是让他安慰我。天刮着寒风，下着雪籽，零下五度哩（电视上天气预报说的）！我的脚都冻僵了。到了毛巾厂附近，前面有个十字路口。我感到场景有点陌生了。刚好，后面上来一个身后带着孩子的中年人。
“到八里沟是从这儿走吧？”我问他。
“是的，照直走。”他说。
过了十字路口，有两辆自行车从后面飞快地赶了上来并超过了我。我一看，是两个战士，因为他们的帽檐上没有红圈。一个是空车，另一个货架上架着铁丝菜篓，里面装着蔬菜。他们骑得很快。我猜想他们是二营的上士。
他们知道路，我想。为了减少问路的麻烦，我狠劲蹬动车子赶了上去。
“你们是二营的吧？”我赶上他们，问。
他们是并排的，中间的距离比较大。我这时已经差不多是在他们中间的样子了。
“是的。”带有菜的扭头看了看我，说。
“几连？”
“四连。”
“哦，那我跟你们一起走。”
“你到几连？到营部？”另一个看了看我，问。
“不，到二机连。”我说。
有篓子的那个说：
“今天干部都不在家。”
“到哪里去了？”
“到团里开会去了——整党。”
“都去了吗？”
“都去了。”
“那我就不去了。” 我说，并立即放慢了车子的速度，我的车子像突然关掉马达的小船从正在快速前进的船队中退了下来。
我在路上转了个圈掉过头来，再回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背影已经很远。
我于是往周村走。往回走风更大，顶着吹，脸上像刀割一样，我不得不眯起眼睛……
晚饭后，我到政治部会议室里看电视打发时光。我发现自己现在似乎很需要用别人的不幸来安慰自己，以证明我和许多人实际上一样，并不特殊。我似乎常常找到一些。比如，刘宾雁就当过二十年右派，这次学潮中，又遭到批判，到处都在传阅着供批判用的《刘宾雁言论汇编》；从电视上，还看到那么多罪犯，那么年轻就劳改；还有脸色憔悴，表情木然的农民，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是很幸福的。还有两个毒贩子被判枪决，另一个被判无期徒刑；在《检察长在行动》的纪实节目中，一个医生用剧毒的银环蛇咬死了自己的妻子，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和他的妻子都是不幸者吧？
后来看电视连续剧《水浒》。我本想换换脑子的，但这个电视剧根本吸引不了我。我无时无刻不想到自己。我恨恨地想，中国文学就会编造这类虚假不实的故事，没有真正的人！
回到房间里，我因为想找个什么东西，又打开了那只咖啡色皮箱，翻里面的东西。于是我又看到了郁洁退还给我的那套红套裙，心就绞痛。很奇怪，我只要一看到这套衣服，心就会绞痛得不行。我恨自己为什么要去乱翻东西。我希望自己今后再也别看到它，再别让我想起那些事。
过去了，就让它永远地彻底地过去吧！
但是，那套衣服该怎么处理呢？没有人能穿。我也无法拿给别人穿。可我只要保存着，就总有一天要看到。我真想把它烧了。但我觉得烧了之后应该告诉郁洁。但没有证据她会以为我在骗她。因此，似乎应该把烧过的碎片寄给她。但那似乎又很残酷，也许还是不礼貌的。她会生气吧？我如果故意要她生气倒也罢了；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而她却生气了，这是我不愿意的。
我觉得最好还是把衣服寄给她，她能穿就穿，不能穿就送给别人。怎么处理都行。
我体会到，一个人在爱里是多么软弱。我连一套衣服都没有办法处理啊！
天气很冷，而国家的政治气候也很冷。战后的部队，也是一片消极颓废情绪。我的情绪和部队的情绪混为一体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说话的兴趣，也没有走路的兴趣，更没有写东西的兴趣。要在以前，我也许会把随时想的这些话写下来寄给郁洁。但现在我不会那样做了。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虐待已经够了。
人生是多么危险啊，我落在灾难里了。
追求卓越就是追求毁灭。我似乎就一直在追求毁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可算是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