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她要把我带走
我终于在八里沟见到了彭志刚。我们边喝酒边交谈。
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近况，他也向我介绍了和小朱关系的最新发展。
他告诉我说，去年十月份，小苏又来过部队一次，住了几天。这时，他已经把要求离婚的想法告诉小苏，到最后两人在一起时已经没有任何话说了。
小苏回去以后，给他来信，说：“看来我们的关系已不可能和好了，那就早些办吧！”之后，她先后给彭志刚打了两份电报，叫他回去，后一封是加急的，内容是“病重”。于是彭志刚就请假回去了。他在宁国住了三天，然后再去W市，在W市一下火车竟又碰到了小苏。
但他没有到自己家住，而是住在姐姐家。小苏说第二天就上法院。
第二天一大早，小苏就来叫彭志刚。彭志刚连忙起床，跟她去法院。但到了法院门口，小苏又不进去了，问彭志刚：“关于财产问题你想好没有？”彭志刚一想，确实还没有想。小苏于是说：“那不行，你得先想清楚。”当时围观的人很多，彭志刚又穿着军装，觉得这样影响不好，于是说：“我们回去说吧。”
第三天，小苏说到街道办事处去办。但到了门口，小苏又不肯进去，说：“你想好没有？”彭志刚很坚决地说：“想好了。”小苏又问：“写下来没有？”彭志刚说：“没有。到里面，我说，有人记录的。”小苏说：“那不行，你得先写好。”又回去了。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彭志刚的假期都快用完了。彭志刚这才意识到小苏没有诚意。彭志刚姐姐也主张主动起诉。
彭志刚回到部队时，听到有人议论说不该给他开允许离婚的证明的。他感到奇怪，一打听，原来是小苏已经写信到团里和师里，把他给告了，要求部队领导为她作主。
“我算认识了这个苏雅芬。”彭志刚说。
晚上，我就住在彭志刚处。我希望换换环境，使自己尽快振作起来。
我把《裂变》的故事梗概讲给彭志刚听，他认为很好。
此后我就坐在那儿和彭志刚说话，上天入地地谈。
我在彭志刚那里整整玩了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师部。
在彭志刚那里，我似乎已经恢复元气，甚至准备回去就动手写《裂变》。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回到师部以后，我很快就故态复萌了。我常常觉得没有什么事的，很愉快的，但冷不丁地，竟会莫名其妙地惊恐起来。我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对自己也有些丧失信心，特别是对《裂变》，我也不像原来那么自信了。为了写《裂变》，我又把《小路》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觉得痛苦极了，也写得糟透了，而要改，我又觉得无从下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这篇作品，在南京看了，觉得很不错，在这里看了，会让我这么不满意。
“也许是因为转业问题没有敲定，我心里不塌实，情绪不好吧。”我想。
可我在彭志刚那里时，情绪又为什么会那么好呢？
“可能是那天天气比较暖和的缘故。”我对自己说。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等天气暖和起来以后我就会好起来的。”我想。
同时，我也想，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我的心里的伤口结了痂，也许就行了。
“伤口还是血淋淋的，是不能在荆棘丛里穿行的。”我对自己说，“再等几天，等伤口结了痂，即使伤没有完全好，穿过荆棘丛也不会那么痛了。”
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赶快过去呀，即便是虚假地过去哩！甚至只要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也许就可以把《裂变》写出来了。
对于自己回到师部就消沉起来的问题，我以前一直弄不清原因，还以为是在于天气的变化，也怀疑是情绪的反复。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根本原因是因为师部大院到处都是郁洁留下的影子，使我睹物伤情，所谓物是人非事事休。在过去，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福祉，而这时却变成我痛苦的渊源了。
想起来还真有点神秘，这似乎是郁洁布下的一个什么神秘的兵阵，她自己虽然不在这里了，却仍然可以对我产生巨大作用，就像当年诸葛亮在鱼腹浦布下的八阵图似的，看上去只是一片乱石堆，却可以围剿陆逊的大队将士一样。郁洁布置的这个阵似乎并不是要杀我，而只是要逼迫我赶快离去——她走了，也不让我在此久留，她要把我带走。
一辆大卡车在济南城南的马路上奔驰。
这是给宜洪搬家具的车子。我跟车去看宜洪。
昨天我就打电话告诉宜洪了，我今天去看他。
同车去的还有小田的弟弟等三个小伙子。
我们到时，宜洪从四楼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我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扭头看到了他，急忙向他挥手，大声喊道：“宜洪——”
车到了院子里，小田弟弟等都叫我先上去。我于是提着两张椅子先上去了。
宜洪在门口迎接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比以前胖了一点，但脸色不好，似乎是灰色的，没有血色，也没有了光泽。接着发现他耳朵上面的以及前后的头发都剃掉了。再接下来又发现的是他左眼竟然已经不会动了。
我几乎不敢和他对视，心里掠过一种不祥的感觉。
“你并没有瘦。”他说，情绪竟还是很好的。
“我没有瘦吗？”我想，“他是拿夏天做比较的吧。可现在是冬天，我冬天比夏天要胖许多才对的啊。不过，无论如何，说明我还没有瘦得不象样子。也许是经历的折磨多了，比较适应了。”
我把各种礼物拿出来给他：两斤从老家带来的山核桃，一瓶鹌鹑罐头，一小塑料袋麦芽糖，还有一个从老山前线带回来的药盒。同时，我还把《谈人生的榜样》的校样给他看。
他看了，显得很高兴，说：“你是个猛士。”
他还是乐观的，说他下一步准备研究人生问题。
“我不能象你那样去做了，”他说，“那些事情留给你们这些猛士去干。”
我因为要跟车子一起回来，总想抽时间和他多谈谈，基本上没有帮助搬家具。小田做饭，我就和宜洪一边帮着拣韭菜，一边交谈。韭菜拣好后，我们就专门谈。谈当前的形势，谈中国的出路，谈对某些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宜洪对政治问题还是非常感兴趣。
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因为他不能喝酒；不但不能喝，看上去也不能闻。我们喝酒吃饭时，他就躺在对着客厅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床前的铁丝上挂着好几件大衣，看过去他就躺在“大衣丛中”。宜洪告诉我，他现在还在住院，今天是请假回来的。他告诉说：
“我3月5日出院，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再过来玩。”
“好的，”我说，“你注意休息，我有机会就来看你。”
我们乘车离开时，宜洪又出现在那个窗口，笑着看着我们，我又向他挥手。
4．“我想回家”
这天午饭后，我在礼堂前踱步，忽然看到单副政委从大门口方向过来，向办公楼走去。他也看到了我，还挺远哩，就边走边大声和我说话：
“观宝，别走啦！再干几年吧！”
我一听，口气不对，觉得情况不好！
“不行，政委！我要走！”我焦急地边说边径直从花圃上插过去：“再不走怎么行呢？！”
“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吧？”单副政委已经走到我身边，亲切地说，“不就是找对象吗？我给你找，保证给你找个好的。”
我一看，似乎是真的了，于是一直跟到他的办公室。
“政委，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坐在沙发上，问他。
“真的，”他微笑着说。
“你这就算是和我谈话了？”
“对，给你下点毛毛雨——好好干吧！”
我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单副政委还在说他的：
“我给你找。你告诉我，什么标准？你现在也不要找太小的。二十二三岁的，像哄孩子一样！找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实，稳重，能干，人品好一点……你相信不相信我？”
“我现在想回家。”我说。
“职务问题也好办，现在就可以让你下去当股长。”
“我想回家”。
他拿起桌上的一个小黑包，说：
“我到295去，跟我一起去吧！”
“我不去。”我说。
上班以后，我立即找到张庆春科长。他也犯了愁，因为他也听到了一点消息，说是我走不了，政策卡。我想给军刘政委打电话（军刘政委就是原来的我们师的刘长乐师长，现在已经由副军长改任政委了）。张科长让我先在师里问一问到底怎么样，然后再打。他带着我到处找干部科的邢科长，最后找到了胡政委办公室。仍然没有找到，只有一位新上任的周副师长在里面和政委在谈什么事。我于是决定干脆问政委。张科长看出了我的意思，说了声“那你在这里”，就走了。
稍后，周副师长也出去了。
沉默良久，政委突然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我。
“你那个事还要说吗？不用说啦！”他说。
“怎么，行了吗？”我疑惑地问，有些高兴。
“不行——不让走啊！”他说。
“怎么啦？”
“卡掉了么。”
“谁卡掉了？”
“政策，”胡政委说，“卡得很死。侦察连连长指导员眼睛都不好，想给他们配个副连长也不让配。”
我怔住了，命运似乎一定要毁灭我，葬送我。
“不管你能不能走掉，我觉得有个问题你还是应该考虑的。就是和郁洁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是不现实的。”胡政委接着对我说道，“她是苏州的，父母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年龄的差距倒不大要紧，大个三岁五岁也不是不可以。”
我仔细听着。
“郁洁走之前，曾和我谈过这件事，她请我帮她分析分析。”政委接着说道，“我就问她：‘你能不能离开苏州？’郁洁说：‘我当然不能离开苏州，爸爸妈妈不会让我离开他们的。’——郁洁开始也是不同意的。”
胡政委喝了一口茶，沉思了片刻。然后告诉我说：
“还有个王兴，扬州的。小伙子长得也不错，年龄也差不多。但他父母就这样一个儿子。一个离不开扬州，一个离不开苏州，也不行。”
我对政委说：“我和郁洁的事，事实上和我回家找对象困难也是有关系。我并不是没有回家找过，但有个姑娘竟面都不肯见，怕远，又怕打仗。于是我想，干脆冒冒险。事实上，我也觉得我和郁洁的关系是不现实的。”
政委沉默不语。
电影队的队长王小丹也是学生官，年龄比较轻。我从政委办公室回来后，来到电影队，向王小丹打听王兴的情况。王小丹告诉我，王兴原来是通信营的书记，后来先后当过司务长和警卫连副指导员，现在以副顶正在工兵二连当指导员。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这么想转业，想回家。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对部队、对社会、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对婚姻也失去了信心。我如果结婚，却又是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那我在这里就孤独了。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如回家去，因为那里至少有我的兄弟姐妹，我不会孤独的。我想到了“异土”二字。
在婚姻和事业都不顺心的情况下，“异土”似乎是非常令人恐怖的。
我又感到自己像一个弄潮的船夫，风浪太大，把我的船给打翻了，打散了，我的面前好像正漂着一块块船体碎片。我现在正在打捞这些碎片，又好像是在打捞我自己。
第二天上午，我又找到胡政委，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决心，说：
“就是军里卡，要我说，你这个情况是可以放的。”
第三天，星期天上午，我又去张主任家，并买了四瓶罐头：梨，苹果，鸡，鱼；不是行贿，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必须让他尽量为我做做工作。
他的态度显然要积极一些了，但仍然觉得有危险。
转眼到了三月初。一天早上，张主任在小巷里告诉我，转业人员名单已经确定，很快就会上报军里，师里已经把我放到里面去了。我问军里会不会出问题，他说难说，并叫我亲自到军里去一趟，再找一找薛副主任。
我来到干部科。负责送花名册去军里的是刚从296团政治处调上来的包干事，这是一个老兵，个子矮矮胖胖的。我们熟。他说他下午走。
“你先去吧，”他说，“先去一步还好些。”
我于是就先去了。我先从周村坐汽车到张店，再在张店转车到博山军部。
到达军部时，已经快要中午了。我决定立即去找薛副主任。
军政治部单独一个院子。我以前来过，大方向是熟悉的。在快到政治部的时候，我在路边买了些礼物的东西，无非是麦乳精，奶油蛋卷，罐头之类。不是我喜欢搞这些东西，也不是觉得薛主任要这些东西，而是觉得为自己的事，到他家里打扰，不买点东西，心里过意不去。
我问门卫战士：薛副主任住哪里？他想了一下，指着告诉我，是一栋三层最西边的一家。
我谢过他，径自走过去。
我来到这家门前，抬头看了看门楣，一块小方铁皮上印着阿拉伯数字“18”。我侧耳听了听，里面似乎有人。我敲了敲门。没有动静。我于是怀疑刚才听的声音可能是二楼的。但还是敲。果然，听到里面有很迟钝的脚步声。“啪嗒！”门上的牛头锁响了一下，门慢慢地开了：在我面前比较矮的高度上露出一个老太太的脸，是薛主任的老母亲。
“主任在家吗？”
“不在，”她说，随即退回几步，走进了左边的房间。我进了门。这时从更前面的房间里走出来了薛主任的爱人。
“哦，是你。快来，到里面来。”主任爱人说。
薛主任家刚从周村搬过来，实际上，前几天她还去过周村，那天早上还和主任到师部政治部食堂吃饭的，她和我很熟悉的。
这是一个挺大的客厅，东边一张棕色的人造革长沙发；沙发的对面并排摆着两张单人沙发，沙发上铺着大毛巾。单人沙发之间是一张木色油漆茶几。南窗前，摆着一个高高的绿漆的铁质的花架，一排一排地摆着三排花草，其中有吊兰，向下垂挂着小花。
我在长沙发上坐下来，见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两岁左右的小女孩，大约是主任的孙女，便把皮包打开，把两合蛋卷拿出来放在沙发上，一边说：
“呐，给孩子两盒蛋卷。”
“她不要。”主任夫人五十来岁，客气地说。
我这里已经把其它东西都拿出来了。
“你买东西干啥？”夫人说，“不要买东西。”
“不。”我笑着说，“如果搞得好，我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来了——我的事你听说了吧？”
“那天听你们说的。”她说。大概就是指前天早餐时。
她站起来，出去了；不一会儿，端着一盘子苹果进来。
“来，坐到这边来，吃苹果。”
“我不吃。”我说。
“吃。”她说着，拿起一个来削着，小女孩站在她的膝前，谨慎地抬起两只小手，像要帮忙的样子。
削好了，夫人把刀子从苹果的后面插进去，然后小心地交给女孩：
“来，拿给叔叔吃”。
我连忙坐到那张单人沙发上去，接住她。
“你吃吧？”我对孩子说。
“我不吃，凉！”夫人在一边学着孩子的口气，替孩子说。
夫人告诉我，这孩子可懂事了，只要削给客人吃的，她就说“凉”。她要吃橘子，就说橘子“甜”；如果是给客人吃的，她就说“酸”。
一直到十一点四十分钟，主任还没有回来。我于是告诉夫人说，我走了，不一定见主任了。她留我吃饭，我说不用了。我让她转告主任，请主任对我转业的事关照一下。她说好的。
我下了楼，从墙角一转过来，却又看到薛主任远远地走来，碰上了。
我于是又跟他上了楼。
“看来问题不大，我已经对干部处说过了。”主任说，“上次在师政治部饭堂之所以没有表态，是怕我如果表了态，师里研究时就会说‘薛副主任已经答应了’，那样不好。”
“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你当时虽然没有变态，但你对我面临的实际问题是肯定的，这就不妨碍师里研究了”。
发现转业的问题终于柳暗花明，我感到非常高兴。
“你不要到处找人了。”薛副主任说，“不然的话，人家会说：‘李观宝走不是没有位置安排，而是他自己要求走’——我们现在的说法是，没有位置安排，同时个人有些实际困难。”
我对薛主任说：“这件事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也不说什么客气话了。”
“说什么客气话，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薛主任亲切地说。
5．“两地分居太不容易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296团三营找老教导员沈光进。
沈光进是安徽肥西县人，曾在七连当过我的指导员，好像是临去前线时被提升为三营教导员的。听说从前线回来后，他也准备转业了。他爱人是合肥人，他自然是转业进合肥市。我想向他请教，怎样才能争取安排到合肥去。
我到三营时，在营部值班室问通讯员，通讯员告诉我，沈教导员正和几个营连干部在营部会议室里打麻将。
我让通信员暂时不要打扰他，让他们打——从战场下来后，部队打麻将成风。
我又问，周茂林教导员在哪里。通讯员说，周教导员家属刚来队，大概在家属院。
我于是就去东边的家属院找他，周教导员果然在这里。
周茂林是我的老班长，和我关系一直很好。他是山东邹县人，他妻子是安徽滁县人。她下乡时下放到邹县，后来返城时又回到了滁县。但最后还是成就了这对姻缘。
嫂子没有随军，现在还在滁县工作，这次是来探亲的。她看上去身体不大好，病歪歪的。
我向周教导员谈了自己的近况，并告诉他，我已经决定转业了。
“苏州那个姑娘呢？”他问，“还在谈吗？”
“散了，”我说。
“她是对的，”嫂子说，“两地分居太不容易了。”
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说要去找沈光进了解点情况。周教导员叫我回来吃饭，我说再看吧。
我回到营部时，麻将摊已经散了，沈教导员正在会议室门口和几个干部说笑。他矮矮胖胖的，心思特别活络的。我说明来意，他就带我到营房前面发原野上绕了一圈，一边走一边谈他的意见。
“在合肥找个接受单位没有问题。”他说，“就看安置办能不能同意——省安置办。最好要和军区移交组取得联系，请他们配合。”
听他的口气，事情并不是很好办。
“还是回我的县城去吧！”我想。
“要不赶快在合肥找个对象结婚，然后开证明把结婚的时间往前说说？”他问我。
这显然是不行的。我认为。
“现在办事真难。”他说，“报纸报道过，有的转业干部为了安排工作把转业费都花光了。”
他说他过几天就回合肥去，我让把他家的地址写给了我，也把我老家的地址写给了他。
和周教导员告别后，我就骑车回师部。一路上，我都在想周教导员妻子的那句话。我觉得自己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她说郁洁和我分手是对的，好像根本不理解我的痛苦，很难令我接受；但另一方面，竟又使我似乎感到安慰，因为既然郁洁是对的，也就意味着我得到的是人世间的正常待遇，我们的分手并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导致的，这倒叫我觉得有几分轻松了。
这天晚饭后，我在师部院子里碰到了李卫东干事。
他告诉我，他已经被安排第一批转业，现在正在办理最后的手续。
因为上次听胡政委说他曾说过郁洁和我关系的事，我想他可能对郁洁的情况比较了解。
我想让他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就请他到我的房间里坐坐。
我很快发现，他和郁洁的关系还真不一般。
“郁洁在部队时就对我说起过你，不过，那时她不想考虑。”李卫东说，“她住院时，你去看她，她已经感觉到了；她妈妈也看出来了”。
“她妈妈说过什么没有？”我着急地问。
“她妈妈没有说什么，因为郁洁是很成熟的，”李卫东说，“只是告诉她，接触人要注意一些。”
“后来她还对你说过什么？”
“去年十月，我回苏州探亲，郁洁到我家去玩，又说到你，对你的倾向很明显。说她父母很喜欢你，说你诚实，有才气。你在前线给她写的那封信也打动了她。郁洁走后，我爱人就对我说，郁洁和你的关系差不多了。当时的形势真的很好，我都很想写信给你的。”
我想起了郁洁在去年十月底和十一月初给我的几封热情的信。
“今年元月初，我又在街上碰到了郁洁。”李卫东说，“郁洁问我：‘您又回家干什么呀？’我说‘我要转业了，在跑工作安排的事哩。’郁洁问我：‘能进苏州吗？’我说：‘不让进哩！’我发现郁洁眉头皱了一下。我就猜，她肯定是在想她和你的事情了。”
稍停，李卫东又说道：
“郁洁是不错的，很成熟。当然，有些方面……”
“——难免的，”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好像不想让他讲郁洁不好的话，但我心里却在想，郁洁有什么缺点吗？
“郁洁的脑子——按我们的说法——是够用的了，她想得很高的。”李卫东说，“你还是给她写写信，还是有希望的”。
“我是这样一种人：写了信，总希望别人回信，”我说，“但郁洁对这里，恐怕不大有好感——这里曾经给了我们一些不愉快——她是不喜欢给这里写信的。”
“你以后还可以去看看他们。”
“那得等到我经得起的时候。如果我经得起，我是会常常去看她们的，但我现在经不起感情的冲击了。”
“这么多年了，尽管以前没有答应，但也说明她实际上是一直在考虑的。”李卫东说。
这对我倒是一个安慰。
“你有时候要来点欲擒故纵就好了，”李卫东说，“女孩子就是这样，喜欢有人追，但你追得太厉害了她又不喜欢；一旦你不追求她了她又会想你。来这么两三次，她就受不了了。”
“不。我现在处于不利地位。”我说，“我如果处于有利地位，如果相信自己能够给她带来幸福，我是会那样做的。但我现在正在遭遇厄运。时代停止了，卡住了我的脖子，我的价值实现不了。我的东西好像是准备给未来的时代的。而当我掉到井里的时候，是不应该向人去乞求的。”
“那你以后个人问题怎么办？”
“我对郁洁说过，我等她结婚以后再考虑自己的问题。”
“唉，还是感情不深。”李卫东叹息说，“如果感情深了，进苏州这些问题是可以不考虑的。在部队又不是一辈子！”
“现在这些政策，我相信过一些年就要取消的。因为这样搞对国家根本没有好处。”我说，“但我不能跟郁洁讨论这些问题。就说这次转业吧，我如果不转业，两三年之内应该是可以调到南京军区去的。但我不能和她商量。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主，一个人决定。因此我决定转业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我讲的大部分话是想让李卫东传给郁洁的。
“你还是一个有自信的人”。李卫东说，“人只要自信，总能发挥的。”
我在想着李卫东上面说郁洁“想得很高”的话。在他看来，那似乎是一个缺点。可我却不觉得那是缺点。我似乎就是喜欢郁洁那种很高的心气。这可能是因为我也想得很高。我敢去爱她也许就是一个证明。事实上，我一直把郁洁看成是自己的一类人，总觉得自己有一种极端宝贵的东西，好像必须交给郁洁，必须让郁洁来保存才放心。我们像是两架在蓝天上飞翔的飞机。我追逐着她，仿佛就是要像空中加油那样把自己的东西交给她。我们穿越了一座座山峰，一片片云层，然而就在我们眼看就要对接上的时候，却遇上了更大的涡流……
“我月底回家。”李卫东说。
“你回去，碰到郁洁，代我问她好。”我说。
真是奇怪，我竟觉得我和郁洁的事情也还没有结束似的。
干部科骆副科长告诉我，我的转业问题已经正式批下来了，我可以先回老家去休息一段时间了。等到填表的时候再给我发电报。他对我说：
“如果自己有路子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接收单位。”
我正要离开周村，接到总政联络部崔干事的电话。我离开北京时，他正在外地出差，日前才回来。他对部里让我回部队感到意外。听说我已经决定转业，他主动提出为我在合肥联系接受单位。他说他在合肥有个很好朋友，是安徽省外贸总公司的处长，很有神通。他说他先给他去个电话，有消息马上告诉我。他把那位处长电话告诉了我，处长叫刘中先。
几天后，我回到了故乡。当我披着大衣，提着皮箱，走过村外的河边，走出河边的林荫小道，看到那栋白墙黑瓦的房子的时候，我内心竟是那么的感动，我在心里说：
“妈妈，我回家养伤来了。”
经过多年的奋斗和漂泊，我感到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