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神灵投降了

  我坐在鼓楼电报大楼里,脑子里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有时候还产生一种很荒诞的感觉,觉得自己现在要的好像是一个月球上的电话,是根本要不来的,不可能打通的。

  我也无法判断,如果真的要通了,会给我带来快乐还是痛苦。

  这里需要介绍一个情况:原来,我小学毕业后,进的是区中心中学,离家六七十里。那五年时间确实非常艰苦。特别是老带腌菜或梅干菜,而且是吃冷的,我的肠胃受了不小损害,到后来,就经不得刺激,精神一紧张,或吃刺激性的食物多了,胃就会不舒服。到部队以后也还是这样。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原因,还以为自己肠胃天生不好。直到后来,我通过细心体会,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以后,才通过保养,慢慢恢复了肠胃健康。但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饮食也常常不够注意。

  昨天晚上,队里搞毕业会餐,我喝了不少酒,今天胃里又相当不舒服。今天晚上还要开晚会,我还有一个独唱节目。我真担心如果再遭到打击,晚上的歌也许就不能唱了。

  我于是就想,一打通电话,就把这个情况告诉郁洁,让她手下留情,千万不要打击我。我又想到,最好是叫另一个人来代替我打这个电话,问一问郁洁的身高,腰围;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消息,请他暂时瞒着我,等到明天再告诉我,以便让我先把今天晚上的任务完成好。

  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把这个电话打通好像也不知道。我甚至有点怕打通似的。最后只好听之任之。

  走的走,来的来,等候打电话的人似乎像蓄水池的水,一直保持着那么多。

  有一个娇小的女人,进来后,就坐到我左手斜对面窗下一个位子上,她约三十来岁的样子,长发披肩,色质油黑,发梢烫成垂累的小卷儿,长短也富有变化,非常时尚。她的脸是圆圆的,雪白干净,戴副金丝眼镜,很秀气很文静的,看上去是个知识分子,上身穿着针织的素白纱的衣服,蓝色的小摆裙,整个人显得相当美丽。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那里,默默地等待,又似乎在默默地思想。她不关心身边的任何人任何事,好象把心寄托在很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竟觉得她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在我右边不远处,坐着另一个妇女,也是三十来岁,带着一个小女孩,孩子大约两岁左右,胖胖的,很活泼。这妇女显得壮实得多,也泼辣得多,她的心思几乎完全都倾注在那孩子身上;从她的脸上,特别是眼神里,可以看到孩子的运动。那孩子穿着一件大红的小连衣裙,显得胖嘟嘟的,头发扎成三撮叉丫,大胆地在地上跳来跳去。最后,她们的电话来了,母亲很沉着地从地上抱起沉甸甸孩子,左一步右一步地向一个通话室走去了。显然,她们不是第一次打长途电话了。

  她是给她丈夫打电话吗?是不是她们要回家,让他来接呢?我想。

  一次,有个号码在报号牌上亮了很久,却一直没有人反应。最后,女营业员在后面大声问:“谁要宜兴啦?”一个坐在前排的毛小伙子猛然站起来,跑向营业员,大声说:“我!”

  “你的电话来啦——快去接!”营业员说,指了指前面的通话室。

  小伙子于是返身又往前走。报号牌上显示的是“——04”。4号通话室在左边那个角落里。他向那里走去。走到5号前了,我以为他会找到4号了,可他又返了回来。许多人都为他着急,纷纷对他喊:“4号!”“4号!”。

  他终于又返回去。人们摇头,叹息。

  显然,这是一个初次打长途电话的人。

  我一直等着。快要到十一点钟了。

  我原来准备回学校吃午饭的,真要那样,十一点就得往回走,至迟十一点十分。同时,我还担心郁洁十一点下班。不过我觉得不可能那么早,至少应该十一点半的。

  报号牌上报出的号码极不规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次,跳出了“154”,我觉得这号码和我有关系,似乎下一个就是我了。但突然地,又跳出来一个“91”;过了一会儿,又跳出了“156”,我又觉得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了,但接着又跳出来个“173”,弄得我好不惶惑。

  我有些绝望了。我似乎觉得,要不通是正常的;又产生了自己是给月亮上打电话一样的感觉,本来就没有可能有回音。但是我还是等下去。

  “等一个。”“再等一个。”“也许就是下一个。”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

  转眼时间已经到十一点二十了。

  “回家吃饭已经来不及了,”我想,“干脆再等一等。”

  我担心在电话马上就要通的时候自己却撤退了。

  但我终于决定站起来,似乎想到服务台前再去等一等。我觉得,如果冥冥之中有什么神灵在注视我,非要等到最后关头才显灵的话,我这样做就是对他的抗议和胁迫。如果真能要通,在这时就会通了。我于是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刚站起身来,号码果然跳出了“155——08”。

  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但立即又知道,这是真的。神灵投降了!

  “郁洁!郁洁就在附近!”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手忙脚乱地挎起挎包,提起给郁洁父母买的“双宝素”,朝前面走。到了报号牌下,我停下,并退后一步,看看到哪个通话室去。匆忙中,我看到是“——08”。我于是进了8号。

  我连忙拿起电话,但电话里没有人的声音,只有缓慢的“嘟——嘟——”的声音。

  我耐心地等着。

  我这才发现自己竟还站着,有椅子也没有坐,皮包也还背在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激动。那声音还在响。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是不是把“06”或者别的号码看成“08”了?这也许是可能的。但我想了一下,不会的。我记得看得挺清楚的嘛。我想再出去看一下,但估计牌上的字已经变换了。我坚信自己没有走错。我等。终于,电话里出现了女话务员的声音。

  “您要苏州公安局吗?”她问。

  “对,”我说,“怎么没有声音呢?”

  “您稍等一下。”

  我果然没有走错!

  稍倾,电话里出现了两个女人的声音,一个女声很快消失了,另一个似乎在等待。我觉得那个在等待的就是郁洁。

  “郁洁吗?”

  “对——哦,是你!”郁洁说。

  “郁洁,我现在在南京鼓楼电报大楼。”我简洁地说,“我问你一件事:请你告诉我——你身高多少,腰围多少?我想给你买一套衣服。”

  “你别买,我不要的。”

  “我要买的。”我说,“你告诉我吧,免得买大了或小了。为了给你买这套衣服,我跑了两三天了。现在终于发现了一种套裙,挺好的。我买衣服还是很有眼力的。你告诉我吧。”

  “我也不知道。”她说。

  “怎么会呢,腰围也许不知道,身高肯定知道的。”

  “……”她似乎在犹豫。

  “我按一米七买吧?”我说,因为在我印象里,她好象和我差不多高。

  “太大了!”她忽然说。

  “一米六九怎么样?”

  “我不知道。”

  “一米六八吗?”

  “……”

  “告诉我吧郁洁。”

  “我不能收的,没有必要。”

  “我来看你,给你带点礼物。呶!”我竟用手动动手边的“双宝素”,好象她能看见似的,“我这里还给你爸爸和妈妈买了两合‘双宝素’”。

  “哎呀,你别买。”

  “我应该买点东西的。”

  “你毕业了吗?”她问。

  “对,”我说,“十五号毕业。”

  “你几号来?”

  “十五号。”

  “几点的车?”

  “十五号早上五点钟上车。”

  “我家住在虎丘路西北华巷5号。”

  “原来不是叫延安路的吗?”我问。

  “改了。”她说。

  我明白的。文革中,一些古老街道被冠以红色名字,近年来又纷纷改回去了。

  她又问我:“你调总政去啦?”

  “对,”我说,“定了。”

  “你什么时候去报到?”

  “我到你那里去看看你,有时间再回家看一下,”我说,“然后就直接到北京报到。”

  “我最近也参加考试了,考上了,公安学校。”她说,“也是大专。”

  “在哪里?”我问,心里想:如果是北京就好了。

  “在苏州。”她说。

  “祝贺你!”

  “现在天气那么热,玩儿不是时候。”

  “不!”我说,“我就是为了来看看你。”

  “你来能住几天?”

  “我的时间是机动的。”

  “你第一次来苏州吗?”

  “对,你能来接我吗?”

  “我们工作挺忙的。”

  “我知道,”我说,“你们大概是星期天才休息吧?”

  “我们不休息的。”

  “好吧,我自己来。我会找得到的。”我说,并再次问她,“郁洁,告诉我,腰围多少?我尽量买合身一点的。”

  “我不告诉你。”她说,最后告诉我,“我该下班了,对不起,再见吧。”

  走出电报大楼,我心情非常好。显然,郁洁对我去看她还是欢迎的。她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她身高和腰围,但她毕竟告诉了我,一米七是“太大了。”

  “太大了!”她大概是情不自禁说出来的,但也算是和我讨论了。此后我问她“一米六九?一米六八?”她都说“不知道!”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明她不让我买。再就是说,一米六九和一米六八都可以,我看着买就是了。反正不能买一米七的,因为那“太大了。”

  我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反复模仿着她说的那三个字:“太大了。”我觉得很是有意思,想着想着,有时候竟忍不住突然笑出声来。

  郁洁说她考上了公安学校,我也为她感到高兴,但同时,我好象对她考上学也没有感到有多大兴趣。我觉得,她考上学,与我的距离似乎就又远了一步,那对我简直可能是一件坏事。我觉得,无论是当话务员的她,还是大学生的她,在我的心里都是一样的。我有时候真希望她失业和贫穷。希望她遇到特别大的困难。我觉得那样她就会需要我,我对她也就更有把握了。

  当天晚上,我把这些思想写成了一封信。但是,我又怕她误解,迟迟不敢发出。一直到第三天,即十三日上午,我又把信读了一遍,觉得还是发。

  十点多钟,我专门到学校附近的邮局付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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