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苏州之行
1．西百花巷5号
我肩上挎着一个从老山前线带回来的棕色桶袋，左手提着黑皮箱，右手提着大黑提包，走出苏州火车站。车站对面，一幢高楼的玻璃窗反射着太阳的金光。
站前人和车都很多。多数是刚出站的旅客；有些扬着脸向站里看的，大概是接人的。
人流中，夹杂着一些出租汽车和人力三轮车。
我反复向门口的人群打量，希望从中发现那个让我惊喜的面孔，但是始终没有发现。
一个中年三轮车夫凑上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市公安局。“四块钱。”他说。我有点想租小轿车，不想租三轮车。同时，时间也还早，才十点来钟，我便不急着应承他。我于是不同意四块钱。
他于是退到旁边的水泥墩上坐着，看着我，好像一只有经验的老狼，在守侯一只暂时还不好对付的猎物一样。看来，像我这样的顾客他们已经见得多了，不要急，到时候就会上他们的圈套的。
我不理他，先到出站口买了一份苏州地图，然后摊在站前的水泥地上看起来。那个车夫又走过来，在地图上指指点点。我没有找到公安局。他说是在这里，那里，我也不大放心。我需要安静。
等我一个人看地图时，我看到了“虎丘路”，又看到这条路上有个“西百花巷”。
我忽然明白了，原来我听到的所谓“西北华巷”是不对的，应该就是这个“西百花巷”。是的，郁洁说的她家是在“虎丘路西百花巷”。我于是决定先到她家去。
从地图上看，她家门口不通汽车。
我于是决定租三轮车。我收起地图，站起身来。
另一个中年三轮车夫上来了。到虎丘路西百花巷，他要三块五。我装成是当地人的神情说：“两块。”他想了想说：“两块五。”
我叫他把我送到虎丘路西百花巷5号。
车夫登得很卖力气，车子跑得很快。离开车站不久，我们上了一条很宽阔很干净的柏油马路。马路对面也有一两三轮车，空车，向我们相反的方向骑去。那车夫和我的车夫显然认识，用我勉强可以听懂的苏州话问我的车夫到哪里去。我的车夫并不降低骑车速度，一面继续猛登车子，一面回答他。对方又问多少钱，他告诉对方是两块五。他们相互都似乎显得很高兴，那情形就像是我的车夫把我给骗了一样。
但是，跑了好几分钟，仍然还没有到，我觉得这么远的路，两块五完全值。看看车夫，脸上汗都出来了。我于是想，干脆等会给他三块钱吧。
我觉得这样可以使自己情绪好一些。
我觉得自己现在特别需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得好一些。
不过，我也怀疑有没有必要多给车夫钱，因为我也知道，有些不地道的车夫会把你的慷慨当做愚蠢的。我于是对最后到底怎么办也在犹豫。
三轮车已经从大柏油马路拐进水泥街道，最后来到了西百花巷，车夫扭着头数着门牌号：“一号，三号……七号，过了！”他说着，连忙跳下车，把车子转个弯，又往回推，推了几步，停下了。
“就是这里了。”他说。
我拿出三块钱递给他。
“我找不开，”他说，“我去打散了给你吧？”
“算啦，”我笑着说，“都给你吧！”
“谢谢！”他说。
“实际上你袋里有散钱，”我笑着说，“不过你也确实太辛苦了。”
他笑笑，似乎承认自己在玩滑稽，但他还是说：“谢谢！”
说完，他上了车子，很快骑走了。
我于是开始寻找郁洁的家。
2．“我没有那么浪漫”
我的面前，原来大概是一个独立的大院子，但现在大门和院墙都拆了，好象要重新进行建设似的，于是整个空旷的院子看上去很象一个施工工地。有三四个中青年建筑工人在院门边忙着，仿佛在维修附近的哪栋房子。地上到处散落着石子，还有一些地方显然刚刚搅拌过水泥，留着崭新的混凝土的痕迹。
我站在路边，问旁边一个戴着安全帽的中年工人：
“请问，政法委郁书记的家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摇摇头说，同时指给我一个过路的穿蓝衣服的小伙子，意思是让我去问他。
正当我要上去问那位小伙子时，忽然从工人们的后面走出来一个中年人来。
“你找谁？”他简直是很严厉地大声问。
这人看上去五十多岁，身体强壮，脸堂赤红，眉目间含有一股领导者的威严；我这时心里是既激动又慌乱，见他那态度，恍惚间，竟怀疑他可能就是郁洁的父亲，因此很有点紧张。但我尽量沉住气，盯住他的眼睛说：
“我……找郁书记家。”
“哦，”他说，侧过身子，左手往前一指，“那边，第二个门。”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大院子的另一边，正对着这边大院门，远远的，在绿荫掩映中，有一道小围墙，围墙上有两道红漆小门。
给我指路的这位中年人，显然是个包工头一类的角色。
我谢过他，然后提起行李，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前走去。
我走到第二个门前，放下行李，镇定了一下，然后敲了敲门。
“谁呀？——就来了。”我分明地听出是郁洁的声音。
里面传来轻捷的脚步声，门开了。
“你来啦？”郁洁说。
我没有说话，咬了一下嘴唇。
“快进来吧。”她把门开大些，似乎还想帮我提东西。
“我自己拿。”我说着，一手提起一件行李走进去。
这是一个两层楼的小洋楼，在我看来，房子并不大（我家房子虽然是平房，但面积显然更大，更宽敞），进了门，面前是一条短短的直对着门的过道，过道那头，是一个小客厅；过道的右手边，紧靠大门处是一个小储藏室，门掩着；过道的左手边，即储藏室正对面，是楼梯口，通向二楼。小客厅呈长方形，客厅当中摆着一张茶几，右边摆着几张咖啡色的布面沙发。客厅左边有一道门，隔壁是一个和客厅差不多大的房间。客厅的后面，有一道门通到一个小院子，隔着一个很小的空间，那边是方形的厨房兼餐厅。
从客厅看，室内的摆设都显得朴素而简单。作为一个正师级的领导干部家庭，能保持这样的朴素的风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快坐吧！”郁洁说。
我把行李等放在墙边，走过去，在双人沙发上坐下来。
郁洁连忙把一旁的电风扇打开，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
现在的郁洁是一身便装，和两年前简直象是两个人了。她把长长的头发很利落地挽在头顶，人显得更高了。也许是天气热的，脸上没有以前的那种红色，但还是很有光泽，看上去是健康的，只是比以前似乎瘦了一点儿。她上身穿一件浅黄色的无袖绒线小汗衫，两条长长的胳膊完全露在外面。下面穿一条咖啡色和灰色相间的方格大摆裙。脚上是一双坡跟塑料凉鞋。走起路来，身体挺得笔直笔直的。整个人看上去，给我以透明的印象。这透明的印象主要是从她的表情上得到的，她的双眼仍然是以前那样像两泓清泉，而脸上总显得象天使般的纯洁。在我看她的时候，她一直平静而友好地行动着，微笑着。
“你是怎么找来的？”她问我，一边微笑着坐在旁边沙发上。
“我当然能找来。”我叹息般地说，又补充道：“我雇了一辆三轮车……”
她一笑。
“衣服我还是买来了。”我说着，就去打开箱子给她拿。
她甜蜜地微笑着，等待着，等我打开箱子，把那套套裙拿出来，她就笑起来，叫道：
“啊呀！难看死啦！”
“谁说的！”我把衣服递给她，“她们都说好看。”
我说的是实话，因为我在买这套衣服的时候，曾经专门让一位个头和郁洁差不多的服务员试穿过，她们确实都说这套衣服好看。
“不好看——那么红。”郁洁接过衣服说，“我从来没有穿过红的。”
“我知道，你喜欢穿绿的，但也应该穿穿红的。”我说，“这套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
她抖开来看着，终于说：
“嗯，是挺好的。”
“大小怎么样？”
“差不多”。
“你多高？”
“一米六八。”
“你穿起来试试吧！”
“这怎么穿，没有衬衣的。”
“去拿件衬衣来么。”
“真的，”她说，“我看可以。”
“听到你这么说，我感到很欣慰。”我说。
“我昨天晚上值夜班，”郁洁说，“刚回来一会儿。”
我觉得她的意思是在告诉我，她为什么没有到车站去接我。她又告诉我说：
“我的脚被蚊子咬了。”
说着，她把脚稍稍向前伸了伸，给我看。
我一看，小腿上有许多溃烂的红点儿。
“怎么咬成这样？”我问，真的是心疼极了。
“咬了以后，抓烂的。”
“怎么不穿袜子呢？”
“穿也没用了，已经烂了。”
“咬以前呢？！”
她一笑。我问郁洁：
“我的信收到没有？”
“什么时候寄的？”
“昨天上午。”
“没有收到。”郁洁说，“昨天寄的，可能要今天下午才到。”
“哦。”我说。
门外有动静。
“我爸回来了！”郁洁说着，迅速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接着我听到门口有拖抬东西的声音。我觉得自己这样稳坐在这里等老人进来不礼貌，于是站起来，走到门口去看看，发现郁洁正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吃力地抬一大麻袋什么东西。
“我来！”我说着，用两只手端起麻袋进了门——麻袋里是西瓜。
按照郁洁的指点，我把西瓜放进了楼梯口对面的储藏室里。
我从储藏室出来，刚好碰到郁洁的爸爸进门。现在看清楚了，这才是南招前见到过的那位将军，只是现在是一身灰色便装打扮了。
“郁伯伯回来啦？”我向他打招呼。
“来了呵？！”他这样回答我。
我告诉自己：沉住气，他大概就是这样严肃的。
他让我坐，让郁洁洗瓜来吃。郁洁剖了西瓜，放在茶几上，然后到厨房里开始做饭。
我从行李包里拿出两包“大重九”牌香烟放在茶几上。
那时候，这种烟很吃香，被看作是很高档的烟，商店里难得买到的。
我告诉郁洁父亲，这烟是我从云南前线带回来的。
我把其中的一包拆开，抽出一支递给他。
他说他很少抽烟，但还是把烟接过去，点上了。
他开始向我了解有关的情况，问我是县城的还是乡下的；有几兄弟；家乡主要出产什么；又问我是那年入伍的。我一一如实告诉了他。
“七七年兵不算早。”他说，好像此前曾和谁讨论过这个问题似的。
郁洁父亲对皖南一带的情况竟很熟悉，印象也还好。原来他在若干年前，曾在那一带的部队里工作过。他于是又回忆起他原来在那一带工作的情况，这里那里，当过指导员，又当过连长，当过参谋，当过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当了团长。临调苏州前不久，他还在和我们县相邻的广德县一个连队蹲过点。这真让我感到亲切。
“作为一个领导，军政都懂是很好的。”我说。
“也是领导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郁洁的父亲说。显然，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
郁洁抽空也跑出来坐坐，很有兴致地听她爸爸和我谈话，我隐约看出来，郁洁额头的发际以及整个脸形都像她父亲。
郁洁又到厨房做饭去了，当谈话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到厨房里看看。
“两条鱼，被猫吃了一条。”郁洁笑着说，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桌子底下的一条半大的鲫鱼。一只大花猫蹲在门外盯着地上的鱼，还不断地舔嘴巴。
“妈妈呢？”我问她。
“妈妈上班去了，很快会回来的。”
“你哥哥们呢？中午回来吗？”我问。
“大哥已经成家了，只有星期六才回来。”郁洁说，“小哥中午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
我又来到客厅里陪她父亲坐。快到十二点了，我问他：
“郁妈妈什么时候下班？”
“快了，她在友谊商场上班，一般是十二点回来。”
正说着，郁洁妈妈回来了。
“李干事来啦？”她说。
我连忙站起来。她让我坐。
我觉得她态度似乎不是很热情。
我记得她是很爱笑的，现在却没有笑。
她看到了茶几上的烟。郁伯伯告诉她：
“这是小李从老山前线带回来的。”
“那我也抽一支，”她说着，抽出一支烟来点上，靠在沙发背上。
我没有想到她也会抽烟。她看上去有点累。
中午就我们四人吃饭。一人坐一方。饭是电饭煲煮的，郁洁煮得比较软。
郁洁倒挺会做菜，这一会儿工夫，竟做了六个菜。
郁妈妈有时说着说着又忍不住笑起来。有一次，母亲悄悄对郁洁说了句什么，郁洁听了，笑着回答说：
“我以为他今天不来了哩！”
吃过午饭，郁妈妈就要去上班，匆匆忙忙的。
“李干事在这儿坐。”她用好听的东北口音说，“我上班去。”
郁妈妈走后，郁伯伯和郁洁硬要我到会客室隔壁的房间去休息。客随主便，我只好进去。
郁洁进来收拾床上的两件衣服。
“这是谁的卧室？”我问。
“我爸爸妈妈的。”郁洁说。
我于是估计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郁洁二哥的，一个的郁洁的。
天气非常热。我和衣横躺着，双脚垂放在地板上。躺了片刻，我又起来从外面的箱子里拿了西装短裤，到房间里换下军裤，穿上短裤，再那样躺下；上身仍然穿着蓝色体恤衫。
郁洁从外面把房门轻轻拉上。
“爸，分区招待所……”我听到郁洁在门外轻声说。
我估计她是在安排我的住宿。
我勉强躺了一会儿，实在睡不着，终于还是爬起来，到外面的沙发上坐着。
一会儿，郁伯伯从楼上下来了。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把下面的床让给我休息，自己到儿子的房间里去睡了。
“楼上更热。”他边下楼边说。
稍后，郁洁也从楼上下来了。
郁伯伯稍坐了一会儿，说是要去上班去了。
“爸，你早点回来，”郁洁说，“我晚上值班。”
“哦。”父亲说。
父亲走后，郁洁又剖了个西瓜。她把大块的给我，自己则拿了块小块的。她并不直接咬了吃，而是拿了个小铁勺子，先把黑色的西瓜子一颗一颗地挖出来，放在一个磁盘里，直到西瓜子取干净以后，才用勺子舀着鲜红的瓜瓤吃，那样子显得特别文雅。
我们一边吃西瓜，一边聊天。又聊到部队里的事，聊到小齐和小毛。
“毛干事最狡猾的。”郁洁说着，笑起来。
“怎么狡猾？”我问，“举个例子。”
“他和齐玉洲都是到机关帮助工作的吧，”郁洁说，“最后，他留在了保卫科，齐玉洲却被下到了教导队。”
“那不过是小毛比小齐成熟。实际上，我觉得齐玉洲比小毛更有才气些。”我说，“我如果在科里，一定会把小齐用起来的。我在那篇东西里说，我对小齐生气，实际上我对他还是挺好的。”
郁洁身上总有那么一种芳香，每当我闻到这种气息我就会陶醉。现在，她又安静地坐在了我的身边，又散发出那种芳香。我于是又不由自主地陶醉了。
“郁洁，我向你爸爸求婚吧？”我问她。
“怎么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她轻轻地说，“这事很微妙的。”
我定定地看着她，内心的欲望难以控制。
“郁洁，让我吻你一下好吗？”
这时她正低着头，听了我的话，惶惑地抬起头看着我。
“什么？”她轻轻地问道，眼神象梦，声音也象梦。
“让我吻一下。”我说。
“不行！”她连忙坐直身子，并把身体侧向另一边，似乎随时准备逃跑。
“那么，”我说，“你吻我一下。”
“那更不行。”她说，继而似乎发急道：“其实我的态度早就对你说明白了的。我给你写那封信，只是因为你以前总写西北巷，老贴退票，如果别人拆了看……”
她的地址是宜洪找给我的。显然，宜洪是从电话里获得郁洁的地址的，结果把“西百花巷”错听成了“西北巷”。我也跟着错了。
我的心里受到了一些打击，但还是说：
“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我也要来的。你想想，我能不来吗？”
她低着头，又曲身坐在那里。
“生气啦？——不要生气。”我劝她。
“我没生气。”她抬头看看我，又挺好的，说，“两个人在一起，感情自然流露，是正常的。”
郁洁的气质中，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即使她已经拒绝了你，但只要你还坐在她身边，你就会对她的拒绝不太在意，而会尽量享受眼前和她在一起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了。我现在仍然觉得自己沉浸在一种很美的氛围中。但是，我也开始意识到，这将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最后的时间了。
“我崇拜你的美貌，但更崇拜你的感情。”我说，“我常常感到奇怪，究竟是什么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你。”
“北方人都是比较朴实的。”她温柔地说。
北方人多数是显得实在一些，但象她这样的灵魂却并不多见。我怀疑这和她集中了南北两方面的文化有关，既有北方人的实在，大器，又有南方人的温柔，细腻。这使她的美变得特别深厚，也特别神秘，使我不能不入迷。
“容貌的美是有限的，而心灵的美是永恒的。”我说。
她低着头专心听着。
我想起了在南京政治学院的一些事情：一个来自南京军区的很有能力的同学曾主动找我谈过一次心，说是发现我很聪明，学什么象什么。我们队的白发苍苍的老政委范恒和也一直对我表示器重，毕业前曾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了“文武兼备，建军良才”的赠语，并也夸我聪明。我于是问郁洁：
“郁洁，别人都说我很聪明，你相信吗？”
她很认真地点点头。我于是又问她：
“那你相信吗？我对你的感情是值得重视的，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
“正因为这样，”郁洁说，“我一直很尊重你。”
“我同样很尊重你”，我说，“就说刚才我要吻你吧，我要强行吻也许就吻了，但我又怕冒犯你。而我知道，我那样问，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有人就可以把它解释为懦弱。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委屈你。谁知道！也许我确实是懦弱的。我曾经想过，如果你终于不答应我，至少也要让你吻吻我……”
“我没有那么浪漫。”她微笑着说道，轻轻地。
就在这时，郁伯伯回来了，他对郁洁说：
“有地方，我已经问了。”显然是说我晚上的住宿问题。
下午四点钟，郁洁要上班去了。她从厨房前面的过道上推出一辆紫色的女式自行车，从车龙头上一个白布袋子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小圆圆的东西。我正猜测那是什么，她不知拨动了什么小机关，那东西猛然一弹，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圆，原来竟是一顶精致的太阳帽！她又在头上的什么地方动了一下，一头秀发竟象瀑布一样突然泻到肩上，又泻到背上。她微微摇摇头，把头发摇顺，把太阳帽戴在头上。然后推着车子出门。我送她到门外，告诉她：
“我明天走，你明天早点回来。”
“如果不开会”，她说，“我八点半左右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