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峰回路转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早操结束时，科长叫住了我：
“观宝，你跟我来一下！”
我估计科长一定以为我在闹情绪，找我谈话来了。
因为我这几天一直躲在房间里写自己的小说——我和郁洁的故事。
我跟着科长走到马路边白杨树下。
“你这几天在干什么来？”
“糊糊涂涂的，” 我表情木然，尽量给他以闹情绪的印象。
“要糊涂到什么时候啊？”
“糊涂到改行的时候。”
“嗐，这么一点打击就抬不起头来了！”科长说，“现在又决定了，还是让你去考。”
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甚至觉得，如果是部领导以为我在闹情绪而改变决定，那倒不值得，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闹情绪。
“杜平的档案改动的地方比较多，被军里打回来了。”科长说，“原来也不是没有议论到你，最后几分钟发生了质变。现在叫你去考，你一句话也不要说。薛主任对张副主任这次的做法也是有看法的，现在很被动。”
“我虽然有损失，”我说，“但我认为损失最大的是政治部，其次是关师长和张副主任，然后才可能轮到我。我对上学倒并不怎么样看重，我不过是想改行。”
直到这时，我仍然觉得科长说让我去考学的话可能是假的，其真正目的是要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不要要求改行。所以，我就仍然咬住改行问题不放。
“我也不要求别的，”我说，“要我抓报道，我也可以继续抓一段，等王道林休假回来。如果不能去考，科长也不要做什么工作了，让我改行就行了。”
早上到了饭堂，刚从碗柜里把碗筷拿出来，骆副科长就赶进来，说：
“你科长没有对你说吗——别吃啦！”
上午九点来钟，我从师医院体检回来，到了办公室，科长就拿了《入学登记表》让我填。几个科长以及许多干事都先后来向我表示祝贺。
张庆春干事对现在的结果也很满意，说是“见到了一线光明”。
我知道，这一方面说明大家对我很友好，但更重要的是杜平太脱离群众，不得人心。
杜平早餐时去得晚些，还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劲地向干部科的同志打听他的体检情况。但上午显然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中午没有去食堂去吃饭。
下午，我看到他跟在张副主任屁股后面从首长办公楼的大门出出进进的。
陈永良告诉我，薛主任曾在他们科里说，他演习回来就擦屁股。意思是张副主任把事情搞被动了，而张副主任又感冒了，善后工作还要薛主任去做。
下午郁洁值班，我打电话找宜洪，准备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他。
“要济南，”我说。
“4587吗？”她问。
“4586。”我说。难为她竟把宜洪的电话记得差不多了，这不由得让我有点感动。
过了一会儿，电话中有人了。
“是军区纪委吗？” 我问。
“不是，”对方说，“是文化工作站。”
我问他的电话号码，回答说是“4581”。
郁洁又出现在电话里，问：“来了吗？”
“要错啦——”我拖着长腔说道，“来了个4581”。
郁洁忍不住笑起来，连忙重新给我要。
傍晚，我在球场上闲逛，郁洁从大门方向过来。她向我笑了笑。在没有其他人注意时，她的手臂摆得特别有意思，小臂一甩一甩，好象是专门摆给我看的。
4．一个小西红柿
通信连为了照顾女战士们的生活，已经安排总机班在警卫连用餐。
警卫连就住在南招西南不远处，到马路也是一条小巷，比较近，女兵们再不用带饭了。
总机班的安排一般是这样的：开饭时，其他同志先去吃饭，等这些同志吃饭回来，值班的同志再去吃。
这天上午郁洁值班，下班肯定会比较晚。我很想看看她。因此，我吃过午饭回来后，就站在走廊上，等着她下班吃饭去。
我把两肘撑在走廊的水泥栏杆上，双手手指对叉起来，手背托着下巴，像是在考虑什么问题似的，耐心地等着。
不一会儿，郁洁就来了，和小贺一起，从大院里面出来，姗姗地往外走。郁洁看见了我——她大多数时候走到这里都要望这里看看的——她微微笑了。她转脸跟小贺说了句什么，小贺继续向大门方向走去，她竟独自一人朝我的方向走来，还很远哩，嘴巴就动了动，听不见声音，但我知道，她是在和我说话，大概是在叫我“李干事。”我表示注意到了，但没有答应她。站在收发室前的军训科的邓参谋以为是叫他，凑上前去和她说话。她微微摇摇头，表示不是叫他，并继续往我这边走来。我故作惊讶地说：“叫我吗？”并迎着她走了两步。
这时，我在走廊上，她就在下面了。
“军区那个叫什么来？”郁洁微微仰着头说。
“——龚干事。”我说。
“对，”郁洁说，“他家属叫你给她买十张电影票。他们（应该是指宣传科的人）说你在家里。叫门卫来叫你，也不在。”
“好的，我下午给她买。”
郁洁走后，我马上去电影队买了十张电影票。
我从礼堂出来时，看到小贺已经吃了饭回来了。
我估计郁洁也快回来了，于是就走出大院，到马路边去等她。
我刚过去，郁洁果然就从小巷里出来了，还挺远哩，就发现她嘴里说了长长的一句什么话。
等走近了，我问她：
“你刚才说什么呢？”
她清清楚楚，几乎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我问你：‘中、午、没、有、休、息呀？’”
我回答说：“我来告诉你，电影票已经买到了。”
“噢，” 她说，竟一步不停地从我身边走过去，顺着眼。
在别人看来，她似乎根本没有和我说话哩。
我看她这个样子，不知怎么搞的，竟忍不住笑起来。
“你走吧！”我说，心里直想乐。
傍晚，我送电影票去小田家，小田说：
“值班的谁？一听就知道是我，问：‘你是小田吗？’”
“是郁洁，你给我打电话，她是很容易猜到的。因为外线给我打电话是有数的，而且我也跟她说起过你。”我情不自禁又夸起郁洁来。
但一想，如果让小田感觉到什么多不好，于是赶快煞车。
该死的杜平！由于他的搅扰，使我的复习晚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得抓紧时间了。
这天上午，我正在科里复习历史和地理，郁洁值班，她竟问我：
“你的电影票买啦？”
“我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说。
敢情她昨天竟没有听清楚我的话！紧张！
下午，我继续在办公室复习。找陈龙干事的电话特别多，都是找他要晚上电影票的。陈干事应付不了，早已经找地方躲了，根本不到科里来。但电话却不断地打进来，搞得我几乎无法看书。
“凡是找陈干事的电话，”我对郁洁说，“永远也不要接过来！”
郁洁听了，竟笑起来。
我也为自己的语气感到好笑。我一边看书，一边想：
“这是怎么搞的，我也永远得罪不掉，而她也是永远得罪不掉的。这可能是我们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比较深的友谊的缘故吧。”
第二天上午，为了排除干扰，我来到礼堂三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复习。
这间房子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显得很安静，倒是个看书的好地方。
但我发现，自己仍然不能很认真，老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似的；又觉得凭自己的基础，可能随便复习一下就可以了，用不着太下功夫。
电影队住在二楼，下午我在电影队要了两个电话，郁洁值班，两个电话都是她接的，很深情的。有一次，她问我：“你那里来电了吗？”我说：“来啦。”她回答说：“怎么搞的，就是不给我们总机送电。”
我问她：“你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吗？”
“不知道。”
“以后再告诉你。”我说。
我吃了晚饭返回，刚走到小巷口，看到郁洁和小贺从大院出来，显然是吃饭去。
我远远站在马路对面，直等到她们过去了才过马路。
“否则”，我想，“打招呼吧，不好；不打吧，也不好。”
我现在必须保持内心高度平静。
我散步回来，又看见郁洁出大院，她独自一人，出了院门，往148方向走，不知道是到哪里去。我真想什么时候问问她，并告诉她：我担心她被别人抢去了。
星期天，就在宿舍里复习。偶然到后窗前站站，看看外面的人，绿树，车子，散散心，透透气。忽然，我发现郁洁和张晓薇一身戎装从东边过来，正路过我的窗下。我高兴地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们。忽然，郁洁站住了，低头看着什么。小张则做了个动作，好象说：“算了，不要了。”郁洁走过去后，还笑着回头看了看。我一看，发现马路上，一小片积水里有一个西红柿。无疑，那是郁洁刚才弄丢的。西红柿挺小，只比乒乓球稍大一点。
“这个郁洁，”我心里说，“怎么那么好吃啊！竟买西红柿吃！又不买好点儿的，买这么小的！”
我想什么时候买些好西红柿给她，既然她喜欢吃。
真爱是难看的。去吃午饭的时候，到马路边，我专门绕过去，在大太阳地里看了看郁洁弄丢的那个小西红柿；饭后回来，发现西红柿还在那里，竟又跑过去看，并把它拣起来，带回了宿舍。我用清水洗干净，放在桌子上，像神品似地供着。
我觉得，它也许能给我带来一点优美的情绪……
晚上，我在科里看书。郁洁值班。我问她：“王小真没有把书还给你吗？”郁洁说：“还给我了，怎么啦？”我说：“那她早上为什么还说要送还给我呢？”郁洁说：“噢，我放在床上，她们看到的。”我问她：“你们买的西红柿吃完了吗？”郁洁笑了，回答说：“吃完了。”我很认真地问：“掉在马路上的那个为什么不拣起来呢？”她竟哼哼地笑出声来。
她笑着问：“我把书送还你吧？”
我说：“暂时不要还我。”
我已决定，在这段时间，尽量和她保持大一点的距离，专心复习。
从科里回到宿舍，在军干部处帮助工作的邵永华干事来玩。他以前曾跟我学过新闻，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他一进门，就看到了我桌子上的小西红柿，拿起来就往嘴里塞。我连忙制止：
“这西红柿是不能吃的。”
他于是又放回到桌子上。
“你们这个班最难考，”小邵说，“全军区只录取三人，现在一共有九人参加考试，其中还有报社编辑。”
“哦，”我说，感到有些意外。这样以来，我觉得还真需要认真对待了。
看来这是不同于一般军校招生的。而且考的是文科，我如果考不上是讲不过去的。我想。
可恶的杜平，耽误了我这么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