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白糖子”的归宿

  泡桐树的新叶片又肥又大,浓密的绿荫投在楼前的方砖地面上。

  这天中午,我从食堂吃过饭回宿舍时,意外地在楼前绿荫下碰到了郁洁。

  “等仓库保管员——拿电池。”她解释说。

  这里可是众目睽睽之地,又那么意外,我有点紧张。

  我准备上楼。她迟疑了一下,说:

  “那件事还是交给你办吧。”

  “什么事?”

  郁洁说道:“龚干事打电话来,叫告诉他家属,她单位上的小刘要买电视机,现在有北京产的,14寸的,彩色的,牡丹牌的。问他要不要。——我上午给小田打了几次电话,小田都不在。下午我要到坑道里去装电话去了。”

  “我一点也没有听懂”。我说。

  她笑了,又给我说了一遍。

  我闭上眼睛,沉默了两秒钟。

  “嗯,现在记住了。”我复述了一遍,显得真复杂。

  她笑起来。

  第一遍我确实没有记住。

  她在底下,我上了楼。到了楼上,我在走廊上笑着对她说:

  “别人托你办的事,办不好不合适吧?”

  她便又向我解释,她确实要到坑道里装电话去,没时间给小田打电话了。

  我说:“龚干事对你的考学挺关心的。”

  她呵呵笑着,说:“我不行。”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把那东西扔给你吧?”

  她仰头问:“什么?”

  “应该给你的。”我说 。

  她明白了,默许。

  我转身进门拿东西时,向桌上的镜子里看了一下,脸上竟放着光彩。我很快就返回到走廊上。

  她还站在原地。我于是决定把装有巧克力和麦芽糖的档案袋从走廊边丢下去给她。

  我倚着走廊的栏墙,伸手把东西递到外面,她在下面,想伸手来接。

  “不能接的!”我断然说。

  “那不摔坏了吗?”

  我没作声,轻轻放了下去,大纸袋“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什么呀?”她说着,弯腰拣起来,想打开看。

  “别看!”我说,“拿回去再看。”

  她还是打开看,看了,抬起头来,忍俊不禁地哼哼一笑。

  至此,麦芽糖已经放了半年,完全结成糖饼了。

  郁洁晚上九点半以后值班。我对她说:

  “那东西放坏了。”

  “挺好的。”她说。

  我说:“放坏了也是为你放坏的。”

  她去接电话去了,可能没有听见。

  “演习,电话挺忙的。”她说。

  我告诉她:“龚干事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

  “谢谢!” 她说。

  唉,我总算了结了一桩心事。

  第二天,为了两个报道骨干报考新闻干部培训班的事,我去了济南。办完公事以后,我即来到宜洪处。宜洪和小田的关系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他对和女孩子浪漫交往几乎毫无经验。他听了我和郁洁关系的最新发展,感到非常惊讶,高兴地说:

  “原来劝你收敛的,现在事情既然这样了,也不反对你们继续谈下去。”


  5.不能退,不能遂

  从郁洁上次的谈话中,我感到她已经认为现在是在和我谈恋爱了,这无疑使我对她的感情又进了一层。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她了。为了使这种拥有感变得更加真实和具体,我想让郁洁给张照片给我。这样,当我想她时,就随时可以见到她了。

  但是,产生这个念头以后,已经三四天时间了,我却一直没有开口。我觉得自己似乎并不是缺乏勇气,只是感到自己对事情的结果很难把握。

  不过,我想,郁洁如果知道我的心,她是会给我的。

  一次,我替科长值班——星期天,科长可以在家里陪老婆孩子,我光棍一条,在哪里都是看书,所以,轮到科长值班,我就会从星期六下午下班开始替他值最后这段时间的班。

  替下科长之后,我就了解到,当天晚上,郁洁值9:30-12:30的班。

  这是本星期中,她第一次值这个时段的班。

  到了晚上9点40分,我拿起电话。

  “她们休息了吗?”我问。

  “等我看一下,”她大概跑到隔壁看了看,回来说:“还没哩。”

  我说:“等她们睡了你告诉我。”

  直到11点50分的样子,郁洁打来了电话,说其他女兵都睡了。

  我们于是又开始聊天,又聊到齐玉洲。她向我打听到别人说了齐玉洲什么。我说了周副科长的意见。我说我觉得自己为小齐捏了把汗。

  周副科长那天确实说了小齐许多不好的话。

  我问她听到了什么,她说:

  “挺多的。他们也没有具体说什么,总之是反映很不好的——为人方面。”

  “一个人的头脑健全不容易呀!”我说,“你听到别人对我有什么反映没有?”

  “没有没有。”她忙忙地说。

  “你知道吗,我还是很能接受批评的。因为在我看来,别人的议论也是客观的,我们正需要从别人的议论中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哩。”

  “这样好。”她说。

  我说:“记住,给张照片给我。”

  “现在没有”。

  “骗我!郁洁,你不知道,我太需要了。你让李卫东给你洗的照片洗来了吗?”

  我似乎记得,她曾说过叫炮团李干事洗照片的。在我的印象中,炮团政治处除了李卫东之外,再没有别人姓李了。

  “没有,” 她说,“我没有让他洗。”

  “不管什么样的,给一张给我。记住,到我这里来,带一张在身上,看条件成熟时,就给我;不成熟,就不要给。”

  “好的,”她说。

  第二天,星期天,下午两点半以后,郁洁值班。我告诉她,我把她想看的《复活》借来了。她很高兴,说一个小时以后来拿。我叫她把照片带来,她颇犹豫,最后说:“不可能的”。

  “即使是这样,你为了暂时拯救我也该给我。如果不行,将来您可以收回去的。”

  “没有这个必要。”她说。

  又说:“这是双方的事。”

  并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来了。”

  但她说这些话时,情绪一直很好,很富有感情。

  我劝她来,劝她把照片也带来,看情况,是给,还是不给。

  “好的。”

  她说她四点钟左右来,又提醒我说:

  “我是拿了书就要走的。”

  “我当然不会叫你坐很久。”

  她竟笑笑,好想猜出了我的什么心思。

  我说:“你的心太狠了。”

  她说:“不是的,不过我觉得……”

  看来姑娘都愿意别人说她善良。

  哎呀,真不容易啊!三点钟以后,干部科、保卫科的门都开了,有人了。组织科朱有方干事也在走廊里出现了。张晓薇和王慧在会议室里钉被子,不知为谁。直政科冯顺林干事也在科里了——直政科属司令部编制,大概是一楼司令部办公室紧张,再加上直政科又是专管师直部队政治工作的,就被安置在了我们一层楼里,就在楼梯口。

  这些人为什么星期天也不在家老实呆着呢?!跑到办公室来干什么呢?!

  我竞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会见郁洁,真是难呀!

  然而我不仅要会见,而且准备好好地会见。我设想好了,到值班室的里间去,坐在沙发上好好地谈谈。

  我甚至准备在可能的时候吻她一下。

  可是张松堂干事竟带着小女儿来值班室玩了,还径自打开值班室的电视看起来——那是我准备会见贵宾的地方啊!

  我于是到文化科给郁洁打电话,告诉她,不要去值班室,到文化科去。

  “好的。”她说。

  自从郁洁和我约好要来之后,我根本坐不住,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反复在走廊里踱步。但我仍然想到,在文化科里怎么见她,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还是打算吻她。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则趣闻,说是有一种大蜥蜴,在繁衍过程中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行为。雌蜥非常活跃,非常不安分,在交配过程中,往往会和雄蜥发生激烈对抗,一旦发生对抗,交配行为就难以进行。于是,雄蜥就采取一种奇怪甚至是残忍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在发现雌蜥后,先是悄悄尾随着雌蜥,一旦发现条件成熟,便突然冲上去抓住雌蜥,同时迅速把雌蜥蜴的颈部咬破,让自己嘴里的一种独特的液体迅速渗入对方的身体。这种液体具有很神奇的功能,能使雌蜥很快安静下来,百依百顺地跟着雄蜥走。

  从我现在的心情,我觉得男人的亲吻很像那种雄蜥的行为,我甚至怀疑男人的唾液中可能真的含有某种可以征服女人的神奇元素。因为,我似乎感到,我只有吻了郁洁,她才有可能真正安静下来,改变长期以来的这种时远时近、飘忽不定、扑朔迷离的状态。

  否则,我们彼此都将永无宁日。

  因此,我始终打算着吻她。

  后来张松堂干事带着小孩走了,出门时说:“足球赛,不想看”。

  我于是又决定仍然改回来,在值班室见郁洁。

  我想,郁洁来了之后,我先叫她到里间去坐。当然,她可能不肯。但我故意叫值班的话务员打电话过来。这样说明我有事,让她先进去坐着等一会儿,这样,她总不至于还不肯的。

  我还想到,把那把大剪子交给郁洁,我要吻她时,她如果不愿意,就用剪子反抗。我要看她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这是我和雄蜥不同的地方。毕竟,我们是人,是要讲文明的。

  我要好好地吻吻她,爱抚她。如果她感到这里不行,我就建议换个地方。我以为她既然认为我们是在谈恋爱,她就会接受我的意见,同意换个地方好好吻一吻。

  因为,显而易见,安静下来,对双方都是好事。

  为了让我对她的到来有所准备,我让她在下机时打一打文化科的铃。她说:

  “我来就是了,不用打铃。”

  “不,要打!”我坚持说,“让我思想上有个准备。”

  “那也行。”她说。

  我到值班室后,让她打一打文化科的铃,看是否听得见。她打了,问:

  “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几次拿起电话,总还是她。我说:“怎么还不来呀?”

  她说:“她们还没有来换班。”

  “快点”。

  “嗯。”极听话的样子。

  快到四点钟的时候,齐玉洲鬼使神差地上楼来了,上了楼,向宣传科方向走去。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个女孩子轻快的歌声,一直唱上楼来了。我一看,竟是郁洁。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她唱歌。她平时很少唱歌的,今天怎么突然唱起歌来了呢?

  齐玉洲显然也听到了歌声,在宣传科门口站住了,从过道那头向这边张望。他看见了郁洁。我示意郁洁进值班室,并像是对郁洁说:“她们在那边。”

  我说的“她们”,是指钉被子的张晓薇和王慧。

  我迅速到文化科,叫接替郁洁值班的洪丽娟过20秒以后打值班室的电话。小洪说好的。

  我回到值班室。郁洁急着要书。我说进里间坐一会儿吧,她探头看了看,没有进去。

  小洪打来电话,铃声大作。我接。

  就在这时,齐玉洲走进了值班室。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故意向郁洁介绍说:

  “这是我们齐干事。”

  他们俩都笑起来,说:“我们认识。”

  “班长大人光临值班室,有何贵干?”小齐开玩笑说,说说就走了。

  小齐一走,郁洁就急着要书。说是她在值班。我让她坐会儿。她就是不坐。

  我原来计划的节奏已被彻底打乱。我看她真的急,就把书拿给她。她拿着书就要走。

  我急着告诉她:“把书包一下。”

  她边答应着边往外走。

  “把照片给我!”我轻声说。

  “我没带”,她说着,像泥鳅似的溜出了门,径自下楼去了。

  郁洁走后,我很懊丧,心情悲凉,生趣全无。

  我感到奇怪,这样精心而周密的策划竟然不能成功!

  我来到会议室,看了一会儿张、王钉被子,但心情的愁苦始终得不到排解。

  记得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吴宓教授,曾经爱上过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吴教授是个意志很脆弱的人,非常害怕将来受情感折磨,于是在准备正式向对方表达感情之前,先跑到寺庙里去抽签,希望能按神灵的旨意作出最后决定。他摇了一签,拣起来一看,当场仰头叹道:“吴宓苦矣!”

  原来,他那签上写的是六个字:

  不能退 不能遂

  我感到自己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境地。

  天气突变,室内光线迅速暗下来。接着刮起了可怖的狂风,办公楼楼上楼下的门窗,这里那里,乒乓作响;窗外的大树披头散发,前俯后仰。

  想象得出,操场上,马路上,一定是尘土飞扬。

  才五点来钟,值班室内竟然完全黑了。接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

  这奇异的黑暗和感情的挫折一同压着我的心。

  郁洁回去以后,继续上机值班。

  为了改变这种“不能退、不能遂”的状况,我很坚决地对她说:

  “郁洁,我求你一件事,请你晚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不来。” 她说,犟得象一头小蛮牛。

  “就来呆一会儿。”我说。

  “这是不可能的。”她说,“我将来要回苏州;我现在还是个战士。”

  “我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只要求你给一张照片给我。”我说,“甚至什么也不要,就要你来看我一下。”

  “可这毕竟是不正常的。”

  “太正常就没有生活了。”我脱口而出。

  “多不好!”她说,“让齐干事看见了。”

  “不要紧的。”我说,“凭你和他的友谊,凭我和他的友谊,他都不会张扬的。”

  “你说我和他的友谊——我和他有什么友谊?”她反问我。

  “我们这样只被他看见一次,而一次是不能形成什么印象的。而且,”我说,“我会设法缓和这件事的。”

  我放下电话又拿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她。

  她有时显得很感动,但始终不答应。

  她告诉我,她晚上不能来,因为晚上连里开连务会。

  又说,即使不开连务会,她也不会来的。

  她反复地说:“我对你是尊敬的,”又说,“这是两方面的事。”

  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

  “这多不好,”她简直被我弄得没办法了,说:“要是让我们班里的同志发现,我怎么说得清楚呢。”

  “可你迟来一分钟,我就要多受一分钟的痛苦。”

  “以后再说吧”,最后,她几乎是带着恳求的声调说:“她们来换班了,请放下电话吧!”

  我不得不听从她的意见。

  大雨一直到傍晚仍然没停,陈林丰干事等竟被堵在办公楼里不能去吃晚饭。

  看着楼外特大的风雨,我内心惊异不已,心想:这可能是上天在为我的不幸而颤抖和哭泣哩!


  6.伤害

  “晚上不吃饭了。”我对自己说。

  开始,我以为不过说说而已,可战士小陈冒雨为我从食堂把饭打回来后,我竟真的一点也吃不下去。最后只很乏味地硬吃了一小块油饼。而且肚子似乎还想向上翻腾,似乎不愿接受。看着油腻的炸油饼,我有要作呕的感觉。

  第二天,星期一,五点来钟就醒了,但直到六点来钟才起床。

  这可以说是我多年来起得最晚的一次,尤其是醒了以后竟然还在床上躺了那么久。

  早饭又是油饼,剩油饼,我更吃不下去了。人极度苦恼。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我觉得身心实在难受不过,到上班时间,交过班后,就到卫生所去看医生——卫生所就在小田家对面——真实原因当然是不能讲的,临床表现就是两顿饭基本上没有吃,因为吃不下,想呕吐。女军医用小竹片按住我的舌头,让我说“啊——”, 趁机看我的喉咙,说有点发炎;又让我躺下,反复用冰凉的听筒听我的肚皮,说是肠胃不大好。

  她主张给我打一针,说是什么“静推”。50%的小葡萄糖3支,B6一支。坐在小桌旁,整整打了一个多钟头。打在左手背的静脉上,胀得左手痛得简直难以支持。

  回到宿舍后,我仰在床上竟躺了一个上午,肚子里仍然不断翻滚。我很想把自己从这种痛境中解救出来的,但是做不到。我想忍着痛苦读点书,下意识地又拿起书来。

  但是,我很快又把书摔在一边,恨不能叫出来:

  “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难道让自己安安静静地痛苦一会儿也不行吗?!”

  我真想让自己去住院,让郁洁看看她给我的创伤的可怕深度。我还希望她能到医院去看我。

  不过我也想到,那是不容易的。她到医院看我,算怎么回事呢?!

  我又想到总机班去,去看看郁洁,去向她诉苦,去要求她讲哪怕是一句能使我振奋起来的话。

  但是,怎么能上去呢?众目睽睽。

  晚上?晚上则更是“非偷即抢”了呵!

  而且,即便上去了,那么多人在一起,又能办成什么事呢?我甚至还担心自己去了以后会把握不住自己,做出什么不正常的事情来,以致泄露天机,让郁洁难堪。

  朦朦胧胧地竟听到郁洁的声音远远地说:“你就上来吧!”——幻觉!

  午饭时间到了,仍然不想吃,但还是去吃了。我一边咀嚼咀嚼着难吃的饭菜,一边咀嚼着郁洁的那句决不难听的话,郁洁说过:“以后再说吧!”

  如果真的是“以后再说”,我倒并不反对的。

  我尽量欺骗自己。我让这句话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让自己去等“以后”,让我去创造条件准备以后进行“再说”。

  “这或许对我真是个推动?”我想。

  不过,我很快发现,自己昨天叫她晚上再来确实是不对的。

  来一次就够令人后怕的了,还能上来两次的么?!

  我觉得郁洁这样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谨慎!

  我越想越发现自己昨天确实是太冲动了。显然,实际上,郁洁是对的。

  昨天下午我不该那么固执地叫她来。我当时好象是疯了,肯定给了郁洁很不好的印象。我觉得也许应该向她道歉。

  是的,我要向郁洁道歉。她是对的,是我错了。而且,我还要告诉她,尽管她给我了这样的创伤,但我依然爱她。我不能不爱她。我这一辈子是注定要爱她到死的。

  我要请她原谅我一时的冲动,永远让我保留爱她的权利。

  打针以后,小护士为我在针口上按上了一朵药棉,用小胶布固定着。我一直不愿把它拿掉。我想让郁洁看看,这是我对她的深沉的爱情的见证。

  “这是郁洁给我留下的纪念。”我想,并吻着手背上的棉球。我不但高兴接受郁洁给我的幸福,我还对她给予我的痛苦感到亲切。我真奇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

  下午,郁洁和小贺值班。她对我的电话还是很关心的。

  在文化科要了几个电话之后,我想告诉她下面的话:

  “今天上午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昨天下午不该那么固执地叫你来。我简直是疯了。请你原谅!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都没有吃饭,上午躺了半天,医生光顾我了。她给我打了一针,防止呕吐的,又开了些药,也是止吐之类的。她当然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不过现在好些了,请放心!”

  就这一段话,我反复想了好几遍,极想给她打,又下不了决心。手触到电话又缩回来。

  但终于决定,要打。

  “郁洁,今天上午我想了很久,”——刚说到这里,只听里面“咔嗒”一声。凭经验我知道,这是电话线被掐断了。稍后,郁洁才出来,以公事公办的声音说道:“你要哪?”

  我只好回答说:“——要841。”

  “可能是小贺在一旁的缘故。”我想,但又不能确定。

  可无论如何,我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脸,头,胸部,直至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我于是开始分析我昨天为什么会那样,根本原因何在?

  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那么固执地要求郁洁来,并不是对郁洁意志的反抗,而是对造成郁洁匆匆离去的环境的反抗,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反抗!

  而命运是不能反抗的。你自觉不自觉地总是受着命运的支配。你的一言一行正体现着我的命运。否则,无论如何,你决不至于这样会匆匆忙忙地离去,决不会对小齐看见你来值班室而耿耿于怀,也决不至于晚上就绝对不来。

  怎么说呢?也许你的反抗已经到了你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可我却不体谅你,还给你更高的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怎么能不使我们之间产生矛盾呢?

  这样想来,是我太自私了,不仅是自私,而且是残忍了。

  晚饭后,我去办公室里写一份材料。我是从东边的大门进大楼的,走到办公楼楼梯拐角处,无意识地向窗外张望了一下,发现保密员胖子小张那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在一片积水边踩水玩,旋即又慌慌张张地从水坑旁跑开了,原来是小张威胁着从一旁赶过来了;小张追,孩子跑,我的目光跟着孩子向西边移动着。忽然,我看见郁洁正在和小张的丈夫王参谋在小操场西边围墙旁打羽毛球。我于是就坐上窗台,看他们打球。我希望郁洁能看到我,便把头尽量往前靠。很快,郁洁显然是看见我了,她竟突然完全没有心思打球了,球落得稍微远一点,她就不接,打得极其随意,无精打采的,一点劲头也没有。

  老王对她说:“你不跑!”

  “朱参谋,您来打吧——我不打了,我要值班。”

  郁洁说着,把球拍交给了一旁的朱参谋,随后,穿过围墙的小圆门,一直走了。

  我意识到,昨天的冲动,不仅给我造成了痛苦,给郁洁似乎也造成很大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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