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年春天，宜洪和小田经过多年的交往之后，准备结婚，事务繁多，宜洪经常从济南打电话回来，找不到小田时，就转而找我，让我转告小田。小田的家就在路南小巷顶头，和政治部食堂相距不远。小田偶尔也会让我为什么事致电宜洪。我几乎成了她们之间联系的一道桥梁。当然，这些并不妨碍我和宜洪之间有另外的友情电话来往。
正是从这一时期起，郁洁开始正式把我当成了她的特别服务对象，同时渐渐地也把宜洪当成了特殊服务对象，凡宜洪打电话找我，郁洁会很快听出是“龚干事”，然后，首先会把电话接到宣传科；如果我不在科里，她就会再转到门卫值班室，让警卫战士到我房间里来找我，好几次，还真这样为宜洪找到了我。
也有即使这样仍然找不到我的时候。一次，宜洪对我说，他头一天曾找我几次，我都不在。第二天，我问郁洁：
“昨天龚干事找我了吗？”
“对，” 她说，“我叫门卫到你房间去找了几次，都没有找着。”
从那以后，我要离开办公室到别的地方去时，都尽量告诉郁洁一下，首先是为了减少她的麻烦，同时也免得警卫战士跑冤枉路。
此外，彭志刚也享受这种待遇，因为郁洁知道，他是我的老乡和好友。
2．我决定收敛
“五一”劳动节，把临近的一个星期天挪到一起，放假两天。
30日早上，我穿上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便衣。我自己就觉得新鲜，别人看了似乎更觉奇特。
节假日，干部可以穿便衣，这是条例规定的，只是很少有人享用这一生活权利。
上午看了半天书，下午则到球场上打篮球。我一个人打，打得很猛，很卖力。总机班窗户后面人影晃动，似乎有人在看我。我感到自己很愿意叫她们看，甚至感到本来就是故意叫她们看的。
忽然，有人叫我。我一看，是洪丽娟，她打开话务室的窗户，大声喊叫。
我把篮球托在手里，看着她。洪丽娟大声说道：
“296三营电话找你！”
“好的，我到北招去接。”我说，“把电话转到北招去。”
我于是抱着篮球就近到北招去接电话。
我接过电话，从北招出来，在北招路边碰上了郁洁。
假日里，机关和连队一般都是吃两顿饭。这时是四点来钟，她大概是从连队吃饭回来。
等她走近了，我已经为第二天想好了一个很好的过节计划。我对她说：
“明天到我这里来一趟——到宣传科”。
“有什么事吗？”她笑着问。
“有事，”我说，“很重要的事。”
“现在去行吗？”
“现在不合适。”我很肯定地说。
她笑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明天什么时间？”我问，因为怕她可能会睡懒觉。
“明天再说吧。”她说。
我想，明天一天都放假，再说就再说吧。
第二天是“五一”节，上午八点来钟，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心里就想着，等会给郁洁打电话。谁知在宣传科门口，发现对面的会议室有人，我走到门边一看，发现郁洁和王小真正在会议桌上钉被子，旁边站着群联科的邓干事。显然她们是在给邓干事钉被子。
我于是回到宿舍里，把金黄色小铁桶打开，很费力地把里面的麦芽糖弄了出来。这是我春节探家带回来的，一直想给郁洁吃，近半年了，竟一直都没有机会给她。现在，这些糖已经全部化开，结成了一团。不过，我知道，这种形状的改变，并不会马上导致糖的味道的改变。所以，我仍然想把它送到郁洁的手中去。我下了决心，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除了麦芽糖，我在铁筒里还同时保存着几包包装精美的巧克力饮料。我于是把麦芽糖、巧克力饮料以及杯子装在一起，和保温瓶一起提到科里。
我想，今天连队吃两顿饭，正好让郁洁在当中补充一点东西，免得她饿着。
我的具体打算是，等她钉好被子以后，我找个机会告诉她，让她到宣传科来一下。
等她来了之后，先请她喝一杯巧克力饮料，然后就把全部东西送给她。
我在宣传科里坐着看书。看了似乎并没多久，但当我再去会议室去看时，却发现会议室里空空如也，郁洁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掉了。
我于是只好另想办法了。
很快已经过了中午时间了。我打电话，小贺值班。我有意扰乱小贺的视线，说：
“小贺，什么时候给我钉床被子吧？”
“只是技术有问题。”小贺说。
这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姑娘，一张嘴非常厉害的。我问她：
“她们现在是不是都睡觉啦？”
“郁洁和王慧上街去了；洪丽娟回家了。”小贺懒洋洋地一一报来。
我于是当机立断：上街找郁洁去！
我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周村的街上。我行走如飞，把几条主要街道全部跑了一遍，几乎所有较大的商店都进去看了，每逢十字路口，还停下来向四面瞭望，都没有看见，走得一身是汗。幸亏我穿着便装，如果是穿着军装，群众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执行什么紧急任务哩！
我想郁洁可能是和我走岔了，从别的路已经回去了。于是赶快回来，来到宣传科办公室。
我拿起电话，果然已是王慧值班了。我问她：“郁洁呢？”
“她出去了，一下就回来。”
“她回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
“好的。”王慧说。
过了一会儿，还没有动静，我于是忍不住又拿起电话，已换了洪丽娟值班。我故意说：
“我有件事请你们帮忙，行不行啊？”
“只要做得到的就行。”
“郁洁回来没有？”
“郁洁下去了——拿个相机。”
“噢。”
“就帮这个忙吗？”
这是什么话？！“不是，”我说，“以后再告诉你。”
于是我只好回宿舍休息。但是，那种不安的心情又出现在心头。想想刚才自己的行动，简直像疯子一样。我敢确定，现在总机班每一个女兵对我对郁洁的感情都有感觉了。我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一下子像是失去了理智。我觉得自己必须收敛，否则肯定要出纰漏了。
宜洪“五一”也回来度假了，两点半，他来到我宿舍。宜洪身材修长，神情聪明。
随后我跟他到小田家去坐。
“你对郁洁的事要收敛一点。”宜洪说，他似乎从我的精神面貌上看出了什么，“否则是很危险的。”
“我已经决定收敛了。”我说。
“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调到军区去。”他说。
我觉得这主意确实不错。要是调到军区去了，我和郁洁发展关系大概就没有外部障碍了。
我有一种感觉，郁洁对我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和受到部队某些规定的限制有关。
“组织处不大可能，已经有两个我们军的了，”宜洪说，“看青年处行不行。”
听他的口气，好像也不是很容易。我于是又抱了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自己千万不要在宜洪帮我考虑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出问题。因为那样对宜洪也不好。
这些都还只是想法，是不能告诉郁洁的。不过，我想，我如果收敛的话，事先应该从侧面给郁洁打个招呼，免得她猜不透我态度变化的原因而胡思乱想。
我好像可以给她写一封信，在电话里读给她听，中心意思是：这不是一块自由的土地，我不能在自己冒牺牲前途的危险的同时，让她冒牺牲前途的危险——我将收敛了。
另外，劝她好好复习，准备考试，我将为她送行。
这天晚上，我在文化科看书，郁洁来电话，问我：
“你下午找我啦？”
“找得很厉害。”
“什么事儿？”她问，笑笑的。
“你到我这里来一下，就知道了。”
“你不说，我不来。”
“太重要了，你必须来。”
“那你透露一点不行吗？”
“其中一个原因是请你吃我带回来的东西，我发过誓的。”
“好，有机会我一定来。”
我听电话里有别的声音，问她：“有人来了吗？”她不知答“有”呢，还是误以为我这边有人来了，暧昧地笑笑。我即把电话放下。
过了一阵子，我再拿起电话，问：“你一个人吗？”
她仍然含糊地笑笑。看来还有其他人，我又把电话放下。
我看看手表，已经九点一刻了。我记得她之前曾对我说过，她九点半下班。
稍后我再拿起电话，里面的声音已经变成王小真了。我跟王小真开了两句玩笑，问她要不要书？无非是想把水搅浑。王小真不想说笑话，似乎情绪不大好。
放下电话之后，我给郁洁起草了一封短信，中心意思是，这不是一块自由的土地，我不能在自己冒牺牲前途的危险的同时，让你也冒牺牲前途的危险——我将收敛了。
3．我们是在谈恋爱吗
这个季节是最舒适的，也是最适合读书的。
第二天晚上，我继续在文化科看书。
礼堂里正在放电影。此前我也曾去看了一下的，还看到郁洁也去了。但我看了开头就回来了。电影大概要到九点钟才能放完。
我估计郁洁会在九点半以后值班，并推测，过了今天，郁洁大概要到后天才能值九点以后的班。我于是决定，就在今天晚上，等她一个人值班时，把这封信读给她听，然后就正式“收敛”。
一直等到九点四十分，我拿起电话。听不真，很像是郁洁。
“哪位呀？”我问。
“你找哪位呀？”话务员竟反问我，口气很严肃。
我听出像郁洁。
“是郁洁吗？”
“对。”
“你一个人值班吗？”
“两个。”口气还是冷冷的。
“你骗我。”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的就是郁洁骗我，一旦有任何一点反常的情况，这三个字就会脱口而出。而郁洁哩，似乎也最不喜欢我讲这句话。我体会很深，每当我讲出这句话，她对我的态度就会向令我不愉快的方向迅速变化。
我讲了这句话后，郁洁似乎不想理我，好像干脆去接别的电话去了，置我于不顾，我的话筒的那边仿佛失去了对象，一片空白。我觉得无趣，放下电话，埋头看自己的书。
前面已经说过，“文化科”现在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宣传科那部电话的分机，凡打宣传科的电话，这部分机也会响铃，也可以接；另一部就是文化科原来的，独立的。
由于有分机的电话容易被人偷听，一般人，除了纯粹工作上的事情，都喜欢用文化科那部独立的电话。因此，如果是一个人在文化科，发现有要宣传科的电话，他如果想接，也可以让总机把电话转到文化科那部没有分机的电话上来。
我正在看书，那部分机电话响了。我于是拿起文化科那部独立的电话。
“宣传科的电话有动静。”我说。
“对，”郁洁说，“宣传科有人要。”
我以为是外面有人打宣传科电话，就等着郁洁把电话转到我的文化科电话上来，可我等了一会儿，电话并没有转过来。我于是按了按电话，问郁洁：
“是宣传科有人往外打电话吗？”
“对，毛干事在要。”郁洁说。
对了，小毛出差已经回来了。
随后，分机铃响，我即拿起来听了一下，听到郁洁正在里面对小毛说话。
“你明天再要吧，今天要不通！”郁洁对小毛说，那态度比刚才对我更冷。
我于是从文化科出来，来到宣传科，发现里面有三个人，小毛、小齐，还有陈永良。小毛还在打电话。
陈永良和小齐小毛是同学，经常和他们一起玩的。
在最初我和郁洁的电话莫名其妙地中断了以后，我非常难过。我想：“我都已经决定收敛了，只是为了你，想给你作点解释，你怎么还这样冷酷呢？”
我一边烦恼，一边把想到的话随手写在面前一张废纸上：
——“你别这样残酷地对待我，我受不了。”
——“你对我完全不必这样的，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说的。”
——“你怎么开始说谎啦？”
在我印象中，虽然我经常喜欢说她骗我，但在此之前，她事实上从来没有骗过我。可现在都快十点了，她还说“两个人”，我断定是在骗我。还有一句话是：
——“你刚才怎么啦？说话那么冲？！”
但发现郁洁对小毛的态度后，我的气顿时消了。
我猜想可能是小毛罗嗦得她不耐烦，无意中伤到了我。
我离开宣传科，回到文化科，拿起文化科的电话。
“郁洁，”我说，“你今天情绪怎么这么不好啊？”
“没有啊，”她说。
“不！”我肯定地说。
“噢，今天电话挺多的。”
“现在电话还多吗？”
“对，”她说，“咱们师不是出事儿了嘛，首长们都还没睡，电话特别多。”
呵，原来如此！但是——
“郁洁，你刚才说两个人值班是骗我的。”
“没有骗你，确实是两个人值班，”她说，“我骗你干什么！”
如果确实是两个人，那她态度冷一点又是对的。我想。
现在好了，我的心情明朗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昨天上午，我们师确实发生了事故，不是一般的事故，而是“罕见的重大恶性事故”——炮团三名新战士，配属师指挥连训练，节日里，跑到铁路上去照相，结果被飞奔而来的火车全部轧死了！
直到十点五十分，另一名女兵才去休息，留下郁洁一人值班。我拿起电话，告诉她说，我有一封信要读给她听，非常重要的。
“我在看书，宣传科还有人吗？”她问。
宣传科和文化科斜对面，比较近，夜深人静，很小的声音可能传出门外，确实令人担心。
“很短的，”我说，“只有几句话。”
她于是答应听。
我于是把短信读了。读完之后，又想到那些麦芽糖。那问题总得解决呀。
“郁洁，”我说，“星期天到我这里来玩吧。”
“再说吧。”她说。
“你听了我的信，我还没有问问你的意见呢？”
她好象有点发急：“我没什么——宣传科有人的！”
原来她一直担心宣传科有人啊！
我于是又跑到门外去看了看。宣传科门已经锁了。我返回来，告诉郁洁，小齐他们早都走了，宣传科里漆黑的。她这才放心。
“郁洁，你瘦了——龚干事说的。”
郁洁一下子很轻松地笑起来。
“我都胖成这个样子了，别提了。”她说，“我大概不会下于一百一了。”
她又说到想回去。
“如果考不上，我今年一定回去。即使不入党。”她说，“女孩子在外面时间长了不好。”
又说：“我不习惯这边的生活，气候也不适应。”
“不过”，她说，“这几年对生活也有感受，起码懂得怎样生活了。”
“郁洁”我说，“你说话怎么和你妈妈一样啊？”
“对，”郁洁说，“声音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她说着，笑起来。
“原来你老家是东北的，你现在说话也还有点东北口音哩。”
“东北口音好听啊！”郁洁很自豪地说。
“‘撒夫夫’也是东北口音吗？”
“不是，那是我到部队以后学的。”她笑了，接着又告诉我：“快到时间了，我该叫她们了。”
“那你好好休息吧！”我说。
正当我准备放电话的时候，郁洁忽然笑起来，说道：
“来当兵的时候，妈妈一再嘱咐我：‘不要谈恋爱’，当时听了直想笑……”
我心里吃了一惊：难道她认为我们这是在谈恋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