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讲评人：文学评论家：赵宝山

天津人。中共党员。1962年大学本科毕业。曾在河北芦台一中任教，后调天津市东丽区文化馆做文学辅导工作。历任天津市东丽区作协主席，《群众作家》主编，研究馆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专集《寂寞集》，代表作《贫穷和愚昧的挽歌》、《站在审美的高度》《坚实的个性化的创作之路》《化传奇为俗气》《漫谈当代通俗文学及其它》《燃烧着生命的火焰》等。1994年和1996年被天津市委、市政府连续两次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戴逵贤简介

戴逵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职称。曾在空军服役多年，转业后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工作。在全国和省市报刊杂志发表过70多万字稿件。著有报告文学集《最初的导师》、长篇纪实文学《中日空战记》《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跬步集》等专著。主创27集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获中国影视大奖等国家级、省市级各类奖项23个。

深情与哲理的交融

——评戴逵贤《最初的导师》

文/赵宝山

原文链接：

http://www.yinheyuedu.com/article/detail/42465


父爱，是一部书，一部炙热而冷峻的书，一部粗疏而苛求的书，一部终生难忘的不朽的书。“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留给我们太多的思念，太深的亲情，太重的愧疚”。这是戴逵贤同志的报告文学《最初的导师》（载天津日报《报告文学》版第118期）所倾诉的深情与哲理。


深情与哲理交融，是这篇作品的显著特征。深情乃人性的真实流露，哲理是人生的严肃思考。


作者对父亲的理解并没有囿于个人家庭的小天地，而是从社会和民族的大视角评价。这样，父亲就不仅仅是“我的生命之源”，而是中国社会一代人的典型人物。


作品通篇激荡着失去父亲的悲痛，悲痛地诉说着父亲的“爱子之心”，悲痛地评价着父亲的“为父之道”，悲痛地怀念着动人的“父子情深”。同时对比着世上各式各样的“爱子之心”、“为父之道”和“父子情深”，于是一位具有“民族的脊梁”气质的父亲形象，便在产生悲痛共鸣的读者心中崛起。


从陆续选发的读者来信中看出，读者从这一形象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正派、真实、忠诚。教育儿子的三句话：“做人要本分；为人要正直；办事要公道。”正是他自己的人生观、座右铭及一生言行标准。


他只信奉“无欲则刚，无求品自高，不贪行方端。”难怪作者自豪，他的父亲是不为任何人欲横流的恶浪所湮没的强者，始终保持着不容玷污的威严和纯洁。作者欣慰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并由此十分动情地联想到父亲一代人的“忠诚、质朴、执著、勤勉、无私、奉献、认真、有责任感”，认为“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即使倒下了，也以他们的死，加深着我们生的意义。”然而世界毕竟是复杂的，就在崇敬父亲及其一代的同时，作者也陷入了继承的“困惑”：对于父亲的优秀品格，有些是“只能钦佩他，而自己做不到”。这就是说，随着父亲及其一代的逝去，一些传统的民族美德将自行丧失。于是不可避免地将发生民族继承方面的“断层”现象。


当然，任何一个民族的美德都不会停滞在一种模式上，继承也不是模式的传递。父辈有他们生活的特定环境，他们那种“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的气节有着明显的时代印痕。


时代变了，民族的美德也将随着时代的更新发展而更新发展。但正如今天的世界脱胎与昨天的世界一样，更新发展的民族美德不会从天而降，只能是民族传统根基上萌生的叶芽。


“断层”造成的空隙，如今已被诸如“贪婪、吝啬、霸道、自私、攻击性强”等人类劣质乘虚而入，这正是“人之子同时又是人之父”的作者目睹当代千奇百态的父子关系所生的深切忧虑。


这篇作品的副标题为“献给现在和将来的父亲们”，其意在于：过去父亲教我以美，如今我将何以教子？面对当代父亲成功的榜样，现在和将来的父亲们面临着思考与抉择。


现实的问题是，父亲是家庭君王的极端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儿女是家庭小皇帝的另一种极端现象出现了，这难道是历史的“报复”吗？不，这都是现在的父亲们放弃了导师的职责。


《最初的导师》里父亲的形象的启示意义是：正在伏身为子奴的现在的父亲们应当站起身来，恢复导师的身份，不仅立言而且立行地将后代引向不愧为人的人生道路上去。


《最初的导师》是散文结构形式的具有浓烈抒情色彩的报告文学。作者运用多样表现手段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深情，叙述带情，描写带情，议论也带情。只缘心中情如海，方得笔下皆波涛。


有浅层写情，有深层写情，有正面写情，侧面写情，间接写情，还有反面写情：“他生活的太累，太清苦，也太认真。他不会乐，也不会寻开心，甚至可以说不会活。”用这种否定的评价方式不仅高标准的肯定了父亲，同时有力地表达了对父亲的那样一种说不尽道不完的痛断肝肠的强烈疼爱之情。


多年代多头绪的无序穿插写法，和谐地表现着作者激荡回旋的感情之状。尽管事“散”但情不“散”，洋洋近万言，深情一线牵。这篇以作者亲人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在充分发挥感情优势、体验优势及认知优势的同时，避免了那种庸俗无聊的所谓“潜意识”的宣泄，也没有披露什么毫无社会意义的隐私秘闻。这样的选材意识，归根结底是由作者的人生观及文学观决定的。这也是血管流血，水管流水，污沟流污的一个论证。


《最初的导师》不是那类摆开“全景”架势的综合型报告文学，却不乏“全景”的观照和内涵；不是以什么“爆炸性”信息去诱读，却产生了强烈的读者共鸣。这实在是值得创作界重视的告诫：报告文学的真正魅力和价值，并不在于光怪陆离的花色，而在于人民心声的回映。



致报告文学《忠诚》的作者戴逵贤

文/赵宝山

原文链接：

http://www.yinheyuedu.com/article/detail/43881


逵贤，你那篇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最初的导师》，对父亲的描述既有浓烈的亲情倾诉，又能从历史的社会的视角去理解，不仅仅是父亲，同时是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人物。这当然得益于相知深甚。


你的新作《忠诚》的主人公——天津重型机械厂厂长张建明，可跟你素昧平生，你同样写的情深意重，至亲至痛。我想这不单是文学才华的表露，更是一种审美观念的表现。


忠诚，是保证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极其宝贵的品格，是一个人的素质达到高层次的标志。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品格已经遭到当代恶俗的轻蔑和嘲笑。这种卑琐嘲笑高尚之风，无疑是社会变革时期沉滓泛起所导致的一种精神畸形。


当前社会上尖锐对立着两种人生观：一是社会建设者的价值观，他们以“忠诚”事业为本；另一种生活享乐者的价值观，他们以“贪欲”满足为能。


作家作为社会的智慧公民和敏感神经，面对严峻的现实，如果采取回避态度，只会关注一些小趣味而淡泊社会责任，当是有意无意的失职；如果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由而远离“社会功能”，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禁锢在一种“无聊清高”的牢狱里。因为没有社会功能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区别只在于社会功能的大与小，显与隐罢了。


一个生于社会的作家而鄙薄自己作品的社会功能，这不啻是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否定，也是对作家存在价值的否定。


逵贤，你清醒坚定地以饱满的热情为一位“忠诚”的企业官员树碑立传，把他的人生理想相当“人性”地“报告”给社会，这是忠诚的作者写“忠诚”。


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你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感受到了这种使命感与作家的艺术优势的生动结合。你不像一些作者把“正面”报告文学写作当作一种“宣传任务”来完成，或用概念的关照去认识、理解和评价，把任务纳入刻板的模式中去，或以“事迹”的罗织遮盖人物生动的个性和精神光彩，把活生生的人物“苍白”化，从而失去吸引并感染读者的文学魅力。


你坚持从“人”的视角去写张建明厂长，通过他的物质生活贫穷与精神世界富有的反差，来展示他的贯穿着理想美和理性美的崇高而带有悲壮色彩的人生。这两代优势兼备，年仅41岁的跨世纪的栋梁之才，“竭尽全力要去启动沉重的翅膀，梦想着五年内使天重腾飞”。


你以他壮志未酬身先逝所引发的亲人、朋友、领导者、职工的巨大而深切的悲恸为线索，感人肺腑地写出了这位当代英杰做人的成功。


他的生——一身正气英雄气；他的死——留给人们一个壮丽的人生感召。


你选择第二人称的“报告”方式，表达了你对张建明厂长的亲切感（你们是同一代人），这不是那种熟人亲切，是属于高层次的人格上的知音。


这里的亲切是由衷的景仰，因失去而痛惜又为之骄傲的一个综合感觉。这种亲切的叙述显然比严肃的褒扬更能接近读者的心。


你紧紧把握“人”的主线，为写“事业人”，偏写“家庭人”，以这样的矛盾突出他的忠诚事业心。你的与众不同处在于，既写了矛盾的“对立”，又写了矛盾的“统一”。你透过主人公亲人们的“怨”与“悲”，曲尽其意地表现出对他的深爱和对他事业的支持。


你的结论相当精辟和精彩：他是“一个不能尽孝的好儿子”、“一个不顾身家性命的伟丈夫”、“一个没留钱财的好爸爸”。从情和意两方面刻画主人公的人性形象，突出其情是无私的真情，其意是为公的大意。正是这样的人品，成就了“一个不像厂长的好厂长”。


在此变革的时代，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适应性嬗变，出现了多元的理论观念及多元的作家。姑且不论其是是非非，单就社会意义方面分辨一下，大体可归纳为积极与消极两类。


《忠诚》表明，你的观念是：文学的存在应该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因素，也就是说，人类创造文学的目的是促进人类自身的进步而非相反。当然这种促进要通过文学规律来体现，即反映社会生活中美丑善恶的冲突，引导人们发扬美善并斥抑丑恶，同时揭示出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艰难曲折，生动悲壮的奋斗历程。


作家的创作不能重蹈“原生态”的泥沼，而应当树立起自己与人类进步相协调的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忠诚》表明你走的正是这样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


让我们彼此勉励吧！



202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