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转轨、机制转型发生历史性大变革的时期，一个农民身份的家庭妇女转身成为了商界职业妇女，其所遭遇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进步中的阵痛。
第十三章 违法办案得到纠正
1.
因为我坚持搞硬碰硬的新闻监督，所以，就会有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找我反映情况，久而久之，这反而成为我的一个新闻线索渠道。这次，登门的是一位同事——报社后勤部门的王光明。
王光明进门直截了当地说：“有个事要给徐哥汇报一下，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战友说他妻子被公安抓起来了，他认定自己的妻子是被冤枉的，就想上访告状，他以前知道你的大名，就托我来找你。”
我随口问：“什么性质的案子？”
“好像是经济方面的，具体的我也说不清，你是不是见见他？他能说得详细些。”
按照以往的经验，涉及经济的被告人很少有不喊冤的。当然，这也与这种案件的性质有关，比如一般刑事案的被告人多是在罪责轻重上喊“冤”，很少对被抓本身喊冤，因为在这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办案人员的经验、侦查的程序、证据的认定、刑法的规定，还是被告人自我道德的反省等，已经相对非常成熟了。而在经济领域方面，国内的相关法制建设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包括2012年二审判决的浙江吴英案，仍引发广泛的热议，更不要说在十年前了。
问题是，我是农民版的记者，而经济案件多发生在城市，因此我下意识地追问：“哪里办的这个案子？”
王光明说：“滨海市公安局。”紧接着他意识到什么，又补充道，“被抓的人是农民身份，先是在本地搞个体小买卖，后来才进城搞经营，符合你的‘管辖’范围。徐哥，要不你先去见见她丈夫吧，办不办的见了面再决定也不迟啊。”
常年工作在新闻一线，让我深深明白“不能仅听信一面之词”的道理。不过，任何采访调查都得先从“听一面之词”开始。出于对王光明的了解和信任，我最终答应去见那人一面。
那人叫王建民。见到面时真让我吓了一跳，只见他一脸憔悴，头发蓬乱，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脏兮兮的，猛地一看就像个流浪汉。王建民把手在自己身上蹭了蹭才跟我握手，同时一个劲地解释：“他们知道我要上访，就开始抓我了，这些天东藏西躲的，就像是一个在逃犯。如果我也被抓住就没人能喊冤了，也就没人救我妻子了。”
好记者就应该像中医似的，虽然不用全套的“望、闻、切、问”，但“望、闻、问”是必须的，其中“望”是察言观色；“闻”并非生理上的嗅觉，而是指直觉上的灵敏，这就和老中医似的，职业经验可以促进直觉的潜在生成。对于记者而言，这些还不够，因为最重要的是“问”，刨根问底地问，甚至连旁枝末节都要问到。
我不动声色地问：“有那么严重吗？现在毕竟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王建民焦急地说：“事情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他们在到处追捕我。徐记者，俺知道你是个正义人，所以才来找你。真得，我妻子金玉华已被他们抓起来一年多了，既不判，也不放，超期羁押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救救我那冤枉的妻子吧，她才36岁，家里还有不到3岁的孩子呀……”还没说完，他就嚎啕大哭起来。
这件事距我动笔写这本书时已经过去十年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王建民嚎啕大哭的样子，那是一种完全真实的哭。当然，他仅仅出于对狱中亲人的担心，也会自然流露出真感情。虽然当时也唤起了我的同情心，不过，真正让我心中一动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超期羁押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我还是不动声色地说：“在特殊案件或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也可以依法延长羁押时间，不能你说超期就是超期了。”
王建民似乎以为我不想管这件事，竟然两腿一曲跪下，说：“徐记者，俺在老家聊城就听说过你，说你帮临清打赢了假圆葱的官司，给农民要回60万元的损失费，还听说你帮潍坊真农打假，打掉了一个叫绿海威的造假公司。你是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真是走投无路才来找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你可以到公安局查一下，看他们是不是超期羁押了。”
我知道他是在给我戴高帽，也清楚他在使用激将法，更清楚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俯身把他拉起来，说：“你先说下情况吧，公安局咋就要抓你妻子呢？”
“让我咋说呢？唉，真是倒霉呀。是这样的，俺妻子金玉华是个个体户，靠卖傻子瓜子在当地渐渐小有名气。当时，滨海市有个七彩商城，是滨海市勘探设计院搞的，因为一直亏损就想找个人承包经营，找了好多人都不敢接，我妻子一开始也不答应，可他们三番五次地找，最后就答应下来。也就半年的功夫吧，我妻子把七彩商城搞活了，当然她也想了许多促销的办法，包括拿出140万元搞有奖销售和招商。可是，就在商城越来越红火的时候，勘探设计院方面眼红了，非要违反合同收回去，在多次交涉不行的情况下，他们就通过公安把我妻子抓起来了。”
我听着他的诉说，脑子在急速地运转着，并追问：“公安局就听他们的？他们让抓人就抓？怎么着也得有个说法吧？”
“按挪用资金抓的，就是搞有奖销售和招商用的那140万元。”
我一愣，脱口而出：“挪用资金就是刑事罪了。可是，你妻子是承包经营的，怎么成了挪用资金呢？”
“我也说不清楚。最近要开庭了，我请了两个北京有名的律师，他们懂法律上的事，您是不是先见见他们？”
在一旁的王光明也说：“老哥，要不先听听律师怎么说，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王光明先后已经有两个“不迟”了，我反而迟疑起来——首先，王建民妻子搞商城的承包，单单有奖销售和招商就有140万元，王建民甚至请了两名北京律师来打官司，显然与我原来进行报道的涉农案件中的普通农民不同，而原告方又是机关事业单位，因此面临的难度乃至风险肯定会更大；其次，看似记者可以独来独往，又有“无冕之王”之称，其实被报社管理得严着呢，要事先上报选题不说，即便是有特殊情况先进行了采访，即便是排上版面，最终也有可能被总编辑毙掉。况且，报社是总编负责制，记者的稿件一旦捅了马蜂窝，至少会连累到总编。最主要的是我想到了妻子，这些年来她一直为我担惊受怕，也对我的工作有了一定判断经验，也就是说，她肯定清楚对“金玉华挪用资金案”的调查报道是很有风险的事……
王建民见我迟迟不做应答，又一次跪下。常言道：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自认是个山东汉子，就见不得这个，更何况我已经凭一名资深记者的嗅觉，初步“闻”到此事该有大冤情。最主要的是，既然党给了农民好政策，我们农民也不能仅是搞小打小闹的发家致富，更应该争当发展中国经济的生力军。而且，如今的中国农民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派农民了，可谓是人才济济，就拿这个七彩商城来说，金玉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令其走出困境，至少经营头脑超出了绝大多数的城里人。再说这个滨海市，不仅在山东省，就是在国内也是小有名气，金玉华案的结果不论怎样——有冤情，就纠正；没冤情，就法办——最终都会有更大范围的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即便仅从新闻角度而言，也是值得做的。
我俯身将王建民拉起来，但仍不动声色地说：“你也要做好你妻子不是被冤枉的准备。”
2.
在开庭的前一天，我从省城赶往滨海市，我的妻子和王光明随行，前者是不放心我的安全，后者是受托于不敢露面的王建民，以进行相关的联络和引荐。
我首先去见来自北京的律师阎如海和栾燕民。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在座的还有一名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年轻女记者谢晓颖，热情开朗的她让这次“秘密会见”的气氛缓和了许多，特别是也让我妻子的心踏实了许多。
那两位从北京来的律师显然是想给我们打气，上来就说：“这是一起绝对的冤假错案，我们如果打不胜就不配当律师了。”
随后，他们历数了理由：首先，原告称金玉华是他们单位的人，并以工资表为据，其实这根本说明不了问题，金玉华到底是不是该单位的人，全滨海市的人都清楚。即便是该单位内部正式职工搞承包，进行相关促销活动也属于正常的经营范围，况且其结果是好的，让七彩商城重现了活力。最关键的是那些资金属于金玉华的承包公司名下，用自己的资金搞促销搞活动不是正常的吗？因此，挪用资金的罪名不成立。其次，超期羁押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金玉华被抓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天了，哪里的法律也没有这么长的羁押期呀，仅从不判又不放人来看，这肯定是让司法机关做难的案子——若按法律办就判不了，可放人又在有关“领导”那里不好交待。特别是，如果放人就等于承认是冤假错案，那么势必会有一批干部跟着倒霉了。
律师越讲越有情绪，来回在房间里走，一个劲地自问自答，甚至有些激动地语无伦次。最后，他走过来拍着我的肩头说：“你是个好记者，敢来采访这样的事件是需要胆量的。”然后，又对谢晓颖说，“这姑娘更值得钦佩。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在明天开庭时，如果你们暴露记者身份，很可能会被阻拦进入，乃至被特别照顾。”
谢晓颖没说话。我把话接过来说：“律师，我问你一句，这案子真得能打赢吗？”
律师说：“绝对赢！打不赢你找我，撕了我的律师证。”
我说：“那好，有你这句话就行。”
上午9点开庭，我们提前在8点就来到法院审判大庭门外。
一开始，前来的大都是王建民和金玉华的亲朋好友，也有一些金玉华公司的职工，快到开庭时，来人就明显多起来，不过多是看热闹的，因为这个案子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我混在围观人群里，若无其事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大多在说这案子办得太不像话之类的话。
我、王光明和我妻子用身份证办理了旁听证后，就走进审判庭，只见一些法警已经就位，整个审判庭内很安静，或者说带着寒气的肃静。山东电台的记者谢晓颖坐在很靠前的位置，我们则选择靠后的位置，因为曾经多次参与调查报道农民维权的案子，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虽然心中仍有些惴惴不安，但事先的调查采访让我有了更多的踏实。不过，我妻子很紧张，抓着我的手不敢放开，两只眼还警惕地地看这看那。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以及公诉人、律师先后就位。公诉人是一名胖乎乎的女检察官，模样长得不错，但一脸的严肃。
当法官宣布开庭并带上被告人后，先是一片鸦雀无声，紧接着旁听席上的人们燥动起来，只见两名法警押着一个戴手铐的女子从旁门走出来，此人正是金玉华。
一进大庭，金玉华突然高喊：“冤枉，我冤枉！”旁听席随之大哗，甚至有人喊出：“金玉华无罪，金玉华冤枉。”法警们为了维护法庭秩序，挥动警棍大声制止道：“安静，保持安静。”
就在这时，那名女检察官高声问：“金玉华有啥冤枉？说！”
我一愣，因为公诉人问出这种话已经算是打破“常规”了，何况她的语气中还带有鼓励的味道。
金玉华高喊回道：“他们刑讯逼供啊！”
接着又是打破“常规”的举动，端坐在上的法官竟然问道：“怎么刑讯逼供了？”
金玉华又高声喊道：“他们用警棍电击……”
“不许胡说。老实点。开庭，按程序开庭。”一名看上去像领导的警察喝道。这仍是打破“常规”的举动。
显然，公、检、法部门的相关人员对金玉华案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正是国内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包括媒体舆论监督的强化，使得金玉华案得以昭雪。
法庭审理正式开始了。
公诉人就金玉华犯有挪用资金罪进行诉讼，律师则就罪名不成立进行辩护，彼此唇枪舌剑，各不相让。
虽然长年的记者经历锻炼出我很好的记忆力，不过，为了更准确地还原现场内容，况且其间有大量专业、生僻的法律条文和词汇等，到最后我不得不试着拿出笔记本做记录。很快，就有法警过来要没收我的笔记本，我只能亮出记者证，那法警一下子紧张起来，有点口吃地低声说：“请原谅。”把笔记本还给我后，他就去向一位领导摸样的法警汇报，又回来对我说：“我们领导讲，开庭审理不允许记者采访，请你离开旁听席出场。”我只得离了审判庭，妻子和王光明也就出来了。
在回宾馆的路上，似乎有人在跟踪。王光明显然害怕了，附在我的耳边说：“我看形势不好，咱们赶快走人吧，不能吃了眼前亏。”
“没事。你如果害怕就先走。”我说。
“大哥，那……”王光明说着就想转身。
我妻子伸手拉住他，说：“你不能这样，是你带我们来的，要走一起走。你走了，我们咋办？”其实，她知道我不会听她的，所以想让王光明把我一起拉走。
此时，我反而更加镇静下来，这正是考验个人心理素质的时候，而我就属于天生有胆，越是凶险的境地就越冷静，随即说：“咱们稳住神，别慌。我先给大众日报驻滨海市记者站的曲站长打个电话。”
曲站长很快就赶来，把我们接到记者站，然后给当地宣传部打电话，对方随即提出招待我们。我不由暗自皱眉，因为当地政府宣传部往往是灭火器呀，碰上新闻监督的事，他们总会想尽办法大事化小。
在我的提意下，刘副部长把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女记者谢晓颖也请来。有小谢在，就不愁活跃气氛，同时也可共同做采访并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