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平地区东丰钢铁厂工作期间，经常路过四平，有时到四平市办案路过地委机关门口。有时到地委商店买东西，也经过路过党委商店附近的地直街小学和第十七中学，地直街小学和第十七中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地委机关干部的子女。地委大院西侧的居民楼就是地委机关干部的家属楼，每次路过这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奢望或是梦想，如果有一天能到地委机关工作，附近又有驻地机关的家属楼，到地委商店买菜和其他商品，自己的子女如果都能够到地直街小学和四平市第十七中学读书那该有多好。这些奢望和高不可及的梦想后来都得到了实现。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地委机关工作，住进了地委机关的家属房，子女也都先后进了地委机关的幼儿园、地直街小学和四平市第十七中学读书。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难忘的１２月３１日
新年年年过，年年过新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天是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的最后一天，在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接待完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毕业拟从公司辞职来我所从事律师职业的罗世诚及同学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毕业分配到九台区政府工作的同学董雪兵为其在温州因涉嫌侵犯公民信息罪和电信诈骗罪二罪俱发的亲属的法律咨询，在微信朋友圈发表纪念法学泰斗江平教授米寿生日的短文“誉满天下话江平”，已是晚上七点有余，为了精神饱满的迎接新年，遂到律师事务所附近的蒂标连锁理发店理发，行走间未及进入室内，便联想到曾经度过的四个新年前的１２月３１日。
每年的１２月注定是大月，大月就注定有３１日。对于我来说这个日子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１２月３１日让我联想起了以前度过的四个不同寻常的１２月３１日。
一、决定我一生命运的１２月３１日。１９７４年的１２月３１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告别了培养我、锻炼我、整整工作四年零七个月让我一生刻骨铭心的四平地区东丰钢铁厂，离开了我的工作岗位四平地区东丰钢铁厂保卫科，将我的行李也是我的全部家当、用拆开的包装箱的木板拼凑制作的小木箱寄放在地直街地委家属区，我参加工作后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原四平地区东丰钢铁厂炼铁车间指导员已先我调到四平地区公安处内保科科长王之中及其爱人后来成为我直接领导的四平地区中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的李雅芬家中。然后到长途汽车站乘长途客车回到当时的父母所在的原怀德县柳阳公社高家窝堡村第一生产小队的家中。此行不是回家探亲过新年，而是工作变动，这是四平地区东丰钢铁厂两千名左右职工可望不可及的大喜事，因为钢铁厂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正在建设之中，别说提拔就是调转工作返籍都是奢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组织人事部门对钢铁厂的职工调转是严控的，基本上就是许进不许出，但我没有喜出望外，也没有乐不开支，心里异常的平静，我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功劳，是组织的培养，同志们一治推荐的结果。
后来得知，新年前的十一月份，四平地区工业交通办公室政工科科长徐贵斌与干事郝永贵在我去吉林、长春和沈阳外调期间专程到钢铁厂考察抽调一名年轻干部，钢铁厂的中层以上领导推荐了我，当时几乎没有杂音，这个豆大的“雨点儿”就这样意外的出乎意料的，怎么也想不到的落在了我的头上。而且还是在我外出没在厂里期间，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淳朴，人们如此正直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到工交办政工科报到后有一天晚上在轻工业局工作的曾担任过怀德县第十三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王玉贵曾经问过我，王文生，你没有后台，没有后门，没有关系，没有什么背景怎么能从山沟里的钢厂调到地区工作呢？王玉贵也是我的初中老师，对老师不能撒谎，我直言相告，我真没有后门，全凭自己努力，组织上和同志们认可。
记得报到前的一个晚上厂党委书记后来调到四平联合化工厂任厂长、联合收割机厂任党委书记、在四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包文元亲自给地区工交办政工科科长打电话，问王文生调到地区公交办能不能提拔，如果不能提拔厂里就不放行，我们厂里现在缺干部，对方怎么答复的我没有听见，我没有问，包书记也没有说，但从包文元书记的表情上看可以判断出对方是有考虑的。
不久地区工业交通办公室政工科通知我，１９７５年１月２日上班后到地区工交办政工科报到。临行前包书记和同志们与我在厂区高炉旁合影留念。到家后我将未婚妻接到家中，调到地区公交办政工科的消息我对父母和未婚妻进行了封锁，谎称工作发生了变动，已经由保卫科调到井下工作，告诉未婚妻如果同意我们明天就去公社登记结婚，如果不同意就各奔东西。妻子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与我去公社登记结婚。１９７５年元月２日我按通知要求准时到四平地区工业交通办公室政工科报到，政工科在地委大楼４０３办公室，我与崔刚，杨刚、李耀东三个大干事四个人在一间办公室办公，主要负责市直公交系统的子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期间陪徐贵斌科长去公主岭轴承厂办了了一次学习班，陪轻工业局局长梁复盛去梨树县蹲点儿调查一个月，参与筹备了四平地区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参与筹备了四平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去辽源市轻工业系统蹲点儿基本路线教育半个月左右。当时的地区工交办人员素质极高，风气极正，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
工作８个月后我参加了四平地委党校举办的四平地区工农新干部培训班，“十一”后培训班结束，我的身份也由原来的＂以工代干＂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组织上将我重新分配到四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开始了我长达２０年的法官生涯。
当时我将调到四平地区工业交通办公室工作的事情瞒到了春节前，直到也在四平地区东丰钢铁厂做炉前工的郭孝忠春节回家过年告诉其在公社工作的父亲之后我的“谎言”才被揭穿，记得隔壁在公社农机站工作的老于大叔笑着对我说，“文生你可把我们骗苦了”。父亲并没有责备我瞒着家人，我从父亲的表情中看得出来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升迁所表现出来的欣喜。当时我之所以瞒着家人一是低调，二是对妻子进行考验，防止自己进城工作后环境发生变化喜新厌旧。登上记了就给自己上了“安全阀”、“保险箱”，约束自己抵挡住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不再朝思暮想，安心度日，从一而终。
四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与妻子虽然有过争吵，但是始终初心不改，妻子为我不仅生儿育女而且帮助我为父母养老送终，四十三年来妻子与我风雨同舟，帮我走上求学之路，帮我走上学术之路，帮我走上从政之路，帮我走上律师之路……四十三年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２０１７年的１２月３１日辞旧迎新之际，我儿孙绕膝，含怡弄孙，将一岁半的外孙女高高举过头顶，外孙女非常聪明给姥爷踩背、敲背，时而逗姥爷捧腹大笑，辞旧迎新尽享天伦之乐乃是人间一大乐事。
二、在北京大学聆听大钟寺新年钟声。１９８９年的１２月３１日，我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我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刑二庭庭长申尚哲等人在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委托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首届高级法官硕士学位进修班刑法班学习。刑法班学员应邀参加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委托的北京大学法律系举办的行政法高级法官进修班学員的迎新年联欢晚会。我的好朋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原庭长赵大光也在北京大学行政法高级法官进修班学习。这天晚上，两个高级法官班的同学载歌载舞共同迎接１９９０新年的到来，大家一起观看电视，聆听大钟寺新年钟声敲响，共同欢庆新年，这一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生中很少在外度过的新年。
三、在医院陪父亲过新年。１９９６年的１２月３１日，我刚刚就任四平市司法局局长、党委书记兼英城监狱第一政委。司法局虽然级别不高，是处级单位，但是点多、面广、线长。我上任刚刚三个月，在公主岭范家屯居住的父亲心脏病复发，我接到电话后与儿子开车到范家屯连夜将父亲接到四平市条件较好的四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此时，儿子刚刚学会开车，儿子驾车将父亲接到四平。我白天工作晚上到医院探望。
１２月３１日这一天，我处理完局里的工作，晚上到医院陪伴父亲。１９９７年的新年我是在医院陪父亲度过的，我陪父亲观看了香港回归的电视直播，父子俩共同为香港回归而欢欣鼓舞，在医院我和父亲谈政治，谈工作，谈家庭，谈廉政，谈法律，谈过去，谈未来。
从这时起，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多次住院，终于在１９９８年的７１岁生日这一天不幸医治无效，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我与妻子在医院同心脏科专家冯副院长探讨能否将父亲转原到北京３０１医院坐支架治疗，冯院长告诉我父亲病情严重不适合转院治疗。
万般无奈！我与妻子离开冯院长回到父亲病房，哪知经治医生心脏科主任正在像指挥作战一样抢救父亲，父亲恍惚中睁开眼睛与我说了两句话随即撒手人寰。顷刻间大厦倒塌，犹如天塌地陷一般，敬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在父亲弥留之际，我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挽救父亲的生命。父亲去世，举家悲痛万分。我竭力控制自己的悲痛，大声劝阻失声痛哭的妹妹们不要影响其他病房的病友，将父亲的遗体护送到太平间后回到家中。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伤感趴在床上放声大哭一场。
父亲一生含辛茹苦，同母亲一起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拉扯成人。父亲为人正直、善良、豪爽、大气。我按照父亲遗嘱不搭灵棚、不举行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不通知单位和下属单位。父亲去世时恰逢办公室主任在场，我当即下令一定绝密，封锁消息，如果说出去我就处理你，导致党委副书记李龙元因为不知道消息而对办公室主任大发雷霆。我按父亲遗嘱照顾好母亲将母亲接到四平赡养。
２００６年母亲病逝，我将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护送到祖坟安葬深埋，每年的清明时节和春节我都带领儿子前去祭奠。我默默的向父母诉说家中的大事，子孙的进步，祝愿天堂里的父母节日快乐！平安吉祥！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如意、幸福安康！
四、到省委组织部谈话。２００３年的１２月３１日，是我仕途上步入高峰的日子，这一天我接到中共四平市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要求我去省委组织部进行任职谈话。我按照要求于３１日上午九点前到达中共吉林省委大院一楼。到省委组织部地方干部处报到，记得省委组织部地方干部处小邹负责与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常显玉沟通安排时间轮流与被任命的领导干部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我谈的时间是最长的。常显玉副部长在谈话中肯定了我成绩，称经过省委组织部考核你有很强的带班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群众关系很好，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很强。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省委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你去辽源市任检察长，经人代会选举后还要报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在全省副厅级领导干部以上是不多的，一定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不要辜负省委的期望。
我在谈话中直言不讳，对常部长说，我年轻时想当一把手，如果当初组织上启用我，我一定喊一声共产党万岁，好好干。现在我不想当了，理由是一、共产党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威信不高，向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这样的领导干部不当也罢。二是现在队伍难带。外面的诱惑太大，我能保证自己不掉队，但是我不敢保证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基层干警不出问题。我非常感谢党组织、感谢省委，在我一分钱也没花的情况下得到提拔，充分体现了党的干部路线的回归。我一定不辱使命，认真履行职责，管好自己，带好队伍。
这一天，公元２００３年的最后最后一天，我在从省城谈完话返回四平的路上接到了无数个祝贺的短信，天空中飘着清雪，公路两侧的树木匆匆而过，我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浮想联翩，回忆着到司法局工作８年的历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想到即将离开鞍前马后跟随我８年的司机，不仅眼眶湿润，充满了泪花。这时我刚刚学会接收短信还不会编发短信。记得四平市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吉彩萍的短信这样说到“你终于实现了你人生的价值”。
我的提拔任职引起了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乃至政法系统的轰动，我自己确不以为然，我对朋友们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十九年前就当四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只不过是１８年后转为检察长，大家说绝非那么简单，越往上干部指数越少，向宝塔尖一样。工作一段时间后逐渐感悟到，确实如此，１００多万人口的辽源市市级领导的车牌号我排最后一个，是２８号，虽然是最后一个，但是说明百万人口的地级市担任市级领导的也不过只有２８人，能否进入这个行列不仅仅是人品和能力，很重要的还有机遇。
我遇见了很多才华横溢，能力超群，远远在我之上的领导干部没有进入这个行列。到辽源市任检察长一事，我同由钢铁厂调到四平地区公交办政工科一样，对家中和亲属一直保密。直到报到前几天母亲问我啥时报到，我假装糊涂，明知故问，我问母亲到哪报到啊？母亲说不是去辽源吗？原来从吉林日报和吉林电视台的任职公示已在亲属中传播开来，母亲早已得知。母亲不舍的问我不去不行吗？我说不行，是提拔，母亲说提拔也不去，我曾经在《人民检察》以《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检察事业》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叙述了这段经历。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８日早上，我告别了工作长达８年之久，我称为抗战８年的四平市司法局，到四平市委大院，向市委书记张元富、秘书长王延吉以及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班子辞行，同即将到辽源市任市长的市委副书记王兆华一道赴辽源市报到。
路上我感慨万千，离开了工作生活３０年的英雄城实在是有些不舍。途中市司法局干部处处长汪静萍吟诗一首，我顿时泪如雨下。１月１８日这一天，中共辽源市委在辽源龙山宾馆召开了五个领导班子参加和市级老干部参加的辽源市领导干部会议。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常显玉宣布中共吉林省委决定王兆华为辽源市市长候选人，何文博为辽源市副市长候选人，王文生为辽源市检察长候选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唐宪强代表中共吉林省委讲话，对新任职的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和期望，新任职的三位领导干部做了表态发言。
当天下午，在吉林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徐明、中共辽源市委副书记徐增力、中共辽源市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倪连山、中共辽源市委组织部部长张志军的陪同下到辽源市检察院报到。在全院干警大会上张志军部长宣布省委决定，徐明主任和徐增力副书记讲话。
我在就职演说中称，我不为名不为利，一定认真履行职责，只做两件事，一是千方百计提高干警素质，二是千方百计提高干警物质。任职六年间我和领导班子成员以理论创新带动工作机制创新，以小地区实现大作为的理念推动了辽源市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提高干警的素质和物质上下功夫，使辽源市的检察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我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
２０１８马上来到，新的一年跨进了新的时代，踏上了新的征程，本律师要带领全所同仁满怀信心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客户之所想，急客之所急，帮客户之所需，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１２月３１日既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又预示着新的一年元旦的到来，缊含着无限生机。树有年轮，人亦有年轮，这年轮分界线就是每年的１２月３１日和元旦。值此辞旧迎新，２０１８元旦到来之际，新的一天，新的一月，新的一年开始之时，愿我爱和爱我的人、关心我和我关心的人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梦想，跨入新征程，抓住新机遇，创造新佳绩，重新铸造金色新年轮。
向家里隐瞒工作变动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底，我从外地出差回厂，科长冯忠启将保卫科同志请到家中做客，其中有一道主菜是炖鸭子，在当时条件下还蛮丰盛，饮酒间冯科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里有的同志可能将来要调到地区去工作，什么时候走还很难说，我当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得知冯科长是指我而言，原来我在外出期间地区工交办政工科科长徐贵斌和干事郝永贵同志到钢铁厂考察，拟从厂选调一名年青干部，经中层以上干部推荐我被选中，在等待通知期间我给家中父亲和未婚妻畔芹写信告知最近工作可能有变动，父亲和畔芹回信都讯问有何变动，我回信答复很可能是下井，即到井下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末我接到地区工交办通知要求去地区工交办政工科报到，暂时借调以后办手续。１２月３１日我准备好行装将行李寄放到原指导员后调任地区保卫部科长王之中家，到地区工交办政工科报到，元旦后正式上班。到家后我向家里人和邻居说是工作变动到井下工作了。并且和畔芹说如同意结婚就到公社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同意就算了。我这样做的目的是登记后就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防止自己到城市工作后由于环境变化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产生喜新厌旧心理，那样岂不对不起人家。畔芹犹豫再三还是横下心来跟着我到公社去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由于当时没有结婚证，一直到结婚前也未能领取，直到一九七六年春节放假回家才举行了结婚仪式。
一天邻居农机站站长于大叔到我家揭露了我的老底，暴露了秘密，说出了真相，原来纸里包不住火，真相终于会大白的。于大叔到我家哈哈大笑，文生，你小子把我们好顿骗，原来是公社宣传委员郭春荣的儿子郭孝忠和我一个车间，春节放假回家说出了实情，说我已调到地区工交办工作，父亲得知后面带微笑。三十多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这种不张扬，低调的作风，一直到２００３年末省委组织部通知我省委决定拟任我为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我不仅未和亲属说也未和兄弟姐妹包括母亲说，一直到了报到前两天我和妻子去看望母亲，母亲问啥时走哇，我假装不知说“往哪走哇”。母亲说不是辽源吗，我问你咋知道的，母亲说人家都从电视上看到了，我告诉母亲后天就去报到，母亲说：“不去不行吗？”我说：“是提拔”，母亲落泪说：“提拔也不去”。
在地区工交办的日子
到地区工作后，正巧初中老师王玉贵调到地区轻工业局工作，王老师问我，你是什么关系、什么后门，否则为什么能调到地区工作。我如实回答没有关系后门。确实如此，在当时别说到地区工作就是调回原籍工作都不敢想，那都比登天还难。
地区工交办共有５名同志。科长徐贵斌高度近视，德高望重，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十七级干部，副科长白克华是大笔杆子，行政级别十八级，能写大材料。科员除我之外还有崔刚、杨刚，二人是地委机关有名儿的两口大缸（刚），崔刚是原地区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杨刚近视眼，文质彬彬、风趣幽默。工交办下设生产科、秘书科、军工科、政工科共２０多人。主任胡友发是县委书记出身，十四级干部，副主任王山风十六级干部，字写的不好但始终不断学习，工作雷厉风行。副主任王振启曾是联合化工厂厂长，负责全地区工交系统的指挥协调调度工作。我曾和轻工业局局长梁复盛同志、杨刚同志到辽源市丝绸厂、梨树县电池厂蹲点。在辽源市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是会务组成员。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李居贤主持会议，王力副书记讲话。负责过联合收割机厂和联合化工厂的知识青年下乡工作，这两个厂子弟学校的知识青年被分配到梨树县喇嘛店镇。那时我住在地委食堂后边的独身宿舍，与政工科的王佩民、司机潘江同居一室。那时工交办只有一名５８号吉普车。社会风气好机关风气也好，领导和被领导都非常团结。生产科的李德成是大学生，被提拔为生产科长，后来调到省委一直做到经委主任，以后又调到深圳市任常务副市长、市政协主席。生产科的王凤兰由科长晋升为市经委主任，现在又当上了市政协副主席。同室的王佩民是大笔杆子非常勤奋，如今在辽源日报总编的岗位上退休。
在地委工农新干部培训班培训
１９７５年８月，四平地区人事局在中共四平市地委党校举办了工农新干部培训班。１９９５年８月初的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座落在四平市北山附近的中共四平地委党校工农新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隆重举行。来自四平地区七个市、县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的３０余名骨干学员作为四平地区工农新干部培训班学员在这里开始集中培训。党校校长康子重做了动员讲话，康子重校长原任怀德县县长，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讲话很有水平。康子重校长在动员讲话中对这次培训班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做了阐述，并且要求学员珍惜机会、集中经历、认真学习、时刻听从组织的分配；共产党员要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块砖，党需要往哪搬就往哪搬，我昨天是怀德县县长，今天是地委党校校长，明天就有可能分配到别的工作岗位上。康校长讲话不久，就被组织上调整到吉林师范大学担任校长。
这次培训班是从七个县、市区党校抽调的骨干，也称为苗子班。我虽然不是各县、市党校的成员，但是也容幸地被通知到这个培训班参加学习。当时党校条件非常艰苦，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共分成了四个小组。党校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属于重体力劳动，主要承担打造铁床的任务，要用大锤将角铁打直，然后按照标准锯断，做成铁床。由于重体力、劳动强度大，因此饭量也大，我每顿吃饭都在九两左右，大家给我起个绰号叫“王九两”。当时，讲课的老师都非常有水平，有的是校长，有的是教授，不仅劳动紧张，学习也紧张，重点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记忆犹新的是老师将资产阶级法权比喻为“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当时的机关党委书记张凤山到党校来给我们讲课，重点是批判走后门等之类的不正之风，张凤山书记在讲课中激动地说：如果各行各业都走后门，搞不正之风，那么难道说法官还要卖法不成。４０余年过去了，张凤山书记所说得法官卖法的现象已经早已存在，不是什么新闻。
学习班结束之前，党校老师开始做学员的工作，参加这次培训班的一律重新分配工作，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服从组织安排。我向组织上表示“我是一块砖，任凭党来搬，党叫干啥就干好啥。”当时社会上对工作岗位的评价是“一公交、二财贸，分配法院不报道，跑跑哒哒老妇联，没职没权共青团。”组织上对每个人的岗位的工作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认真地进行了分配。我和党支部书记蒋恩富被分配到四平地区中级法院工作，据说其理由是考虑到我原来在工厂保卫科的工作背景。这次分配工作由不得你讲价钱，由不得你挑选，只能服从。原省委常委、秘书上省人大副主任房俪，省人大原秘书长王甫轶，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冀生都是这个培训班走出的学员。迄今为止这个班的学员都已经全部退休，原有的３５名学员中，有１７名学员组建了岁月如歌的微信群。４３年过去，大家感情依旧。学习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学员每个人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农民、工人身份，都转为正式国家干部，我也由原来的以工代干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日，地委大院内全体机关干部倾巢出动，从地委大院大门一直到地委机关的大门口，大家分列两排迎接工农新干部培训班学员正式进入地委机关。由于我和郝铁英个子最高，我们俩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全体机关干部的热烈的掌声中，我们这批新学员也是新干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地委机关，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