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１０日傍晚六点，德黑兰市中心广场的风带着点烤玉米的香味。
玛苏梅·哈桑扎德推着一辆吱呀响的手推车，沿着广场边缘找位置。
四十八岁的她是退休护士，战争爆发后每天晚上都来广场帮忙。
手推车上装着两壶热茶、一箱苹果、几包饼干。
这是这个广场夜间互助空间的固定成员摊位之一。
自战争爆发以来，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些广场每天夜里都会聚满民众。
一个个简易棚子沿着广场边缘搭起来。
有人倒茶、切西瓜、发苹果。
有人烤玉米分给路边的人。
还有医生坐在临时棚子里给民众义诊。
玛苏梅的摊位是广场边缘第三顶棚子。
牌子上用马克笔写着。
免费量血压 免费包扎。
她带了自己的血压计和一套简易急救包。
战争爆发的头两周，她来过一次。
当时广场上只有几十个人。
到４月中旬，广场上每晚聚集的人数已经涨到了数百人。
她以经注意到人群的变化。
三月底来的人大部分在讨论战争新闻。
四月中旬来的人大部分在问哪里能买到药、谁家有多的胰岛素。
当天她处理了十几个人的求助。
大部分是量血压和换药。
有个中年男人让她印象很深。
他的手指被碎玻璃划伤，伤口已经发炎。
男人说这是三天前空袭时窗户碎裂割的。
一直没去医院。
“因为医院现在只收重伤。”
玛苏梅帮他用生理盐水冲了伤口，涂上碘伏，用纱布缠好。
男人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核桃放在棚子桌上。
“谢谢。”
然后消失在人群里。
广场的另一边，妇女和孩子在整理、缝制国旗。
现场还设了给孩子们画国旗、简单娱乐的区域。
玛苏梅看着那些低头缝国旗的女人。
心里算了一句。
她们在缝国旗。
我在缝伤口。
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
把碎掉的东西拼回去。
主打一个各出各的力，凑成能撑住的网。
４月１２日，德黑兰省社会福利局的办公室里，礼萨·穆罕默迪收到了中央的命令。
四十三岁的他在这里工作，负责协调物资发放和受损住宅修缮。
命令要求即日起全面启动战时民生兜底计划。
在全国３１个省份铺开免费物资发放、受损住宅修缮等举措。
他的辖区是德黑兰省南部，覆盖十二个社区。
手下的工作人员只有八个人。
物资发放的流程比他预想的复杂得多。
按照计划，每一户受损家庭可以领一个生活包。
里面装着基本食品和必需品。
４月１５日的第一批发放中他就遇到了问题。
手上的生活包配额只有两千个。
但辖区登记的受损家庭超过五千户。
他在工作报告里写。
配额的缺口不是算术问题。
是政治问题。
每多一个包，就少一个包给另一个家庭。
受损住宅修缮的推进更慢。
他的团队只有两名工程师。
要评估和修缮数百栋受损房屋。
一名工程师在４月底的现场报告里写。
“我们评估的速度赶不上空袭破坏的速度。今天修好一栋楼的门窗，明天旁边的楼又被震碎了玻璃。”
礼萨审批修缮资金的时候发现，大部分钱根本没到位。
中央拨付的款项经过省级、市级、区级三层流转，到他手上的只有原计划的不到六成。
他尽然在核对资金到账数字的时候把六成看成了九成。
白高兴了半天。
走访辖区的时候，他看到了官方体系之外的力量。
一些社区已经自发组织了邻里互助网络。
邻里之间共享食物、药品、燃料。
清真寺和宗教场所成了物资分发中心。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过这些暖心举动。
说各地民众自发互帮互助共度难关。
礼萨在走访报告里写。
我们发不了的东西，他们在自己发。
这不是我们的成功。
这是我们的耻辱。
５月初的内部简报里，他提了个建议。
把部分物资发放的权限下放给社区清真寺和基层委员会。
理由很简单。
社区知道谁最需要帮助。
省级机构不知道。
这个建议在局里引发了争议。
一名同事凑过来跟他小声说。
“你让清真寺发东西，革命卫队会怎么看？”
礼萨没有回答。
４月中旬，德黑兰北部社区的公共活动室里。
纳尔吉斯·卡里米蹲在柜子前面，把刚捐来的药按类别摆好。
三十四岁的她是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
战争爆发后成了社区互助网络的组织者之一。
她在活动室角落设了个药品共享柜。
规则很简单。
居民可以把多余的药放在柜子里。
需要的人可以取走。
她在社区的Ｔｅｌｅｇｒａｍ群里发了消息，附上了柜子的照片。
根据德黑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社区报告，德黑兰第１１区的社区参与中心在战争危机期间，向受影响的家庭分发了装着肉类、鸡肉、鸡蛋、豆类、大米、油等基本物资的生活包。
药品共享柜的运转并不顺利。
运营两周后纳尔吉斯发现，大部分药品放进去几个小时就被取走了。
补充速度赶不上取用速度。
她在社区日志里写。
我们需要的是有药的人和需要药的人之间的连接。
但连接建立起来之后，药不够了。
更让她困扰的是，一些居民不愿意把多余的药拿出来。
不是因为自私。
是因为他们不确定明天我还会不会需要。
她的一个朋友从伊斯法罕打来电话。
说当地社区组织了阳台种植活动。
政府免费发西红柿和黄瓜种子，鼓励居民在自家阳台和屋顶种菜。
纳尔吉斯在电话里问。
“种出来够吃吗？”
朋友的回答很实在。
“不够吃。但种出来的时候，孩子们很高兴。”
５月初，纳尔吉斯组织了一次社区互助集市。
居民带着自己多余的东西来交换。
有人带了几公斤大米。
有人带了一瓶油。
有人带了旧衣服和玩具。
一个老太太带来了一小袋藏红花，换走了两公斤面粉。
集市散场的时候，纳尔吉斯跟社区委员会的人说。
“我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我们让彼此知道，我们还在。”
４月到５月，设拉子东部的一座清真寺里。
法蒂玛·米尔扎伊站在烤炉前面，揉着手里的面团。
二十九岁的她是巴斯基基层组织的成员。
在清真寺改造的战争支援指挥部负责食品准备。
这座清真寺已经变成了服务站。
巴斯基姐妹们在这里烤馕、做饭、准备文化包裹，送往前线的战士。
法蒂玛的工作是烤馕。
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烤到下午三点。
支援指挥部的运转是高度组织化的。
姐妹们分成三组。
一组负责揉面和烤馕。
一组负责做饭和打包。
一组负责准备文化包裹。
里面装着书籍 祈祷用品和手写的鼓励信。
法蒂玛在烤馕组。
两个月里她烤了超过三千张馕。
她在工作日志里写。
三千张馕。
我不知道谁吃了这些馕。
但我知道他们吃了。
革命卫队副司令拉希姆·纳达利在４月初宣布启动“保卫家园”全国动员运动。
涵盖情报巡逻 物资转运 受损住宅修缮 医疗支援等多个领域。
法蒂玛所在的支援指挥部就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
她注意到支援工作的需求在变。
四月初主要要食品和燃料。
四月中旬开始缺更多药品和医疗器械。
到五月初，最紧缺的变成了止血带和血浆。
５月初的一次物资运送中，法蒂玛跟着车到了设拉子附近的一个临时医疗点。
医疗点的条件比她预想的差。
没有足够的床位。
伤员躺在铺了毯子的地上。
医生在走廊里做手术。
她在医疗点待了三个小时，帮忙搬物资 分发食品。
回程的车上她一直没说话。
回到清真寺，她在工作日志的备注栏里写。
我烤了三千张馕。
我以为我在帮他们。
我今天看到他们在用什么止血。
馕帮不了这个。
她揉面团的时候尽然把水放多了。
粘在案板上扯都扯不下来。
４月到５月，伊斯法罕的街道上。
阿米尔·塔赫里每天上班要经过两个巴斯基检查站。
二十六岁的他在一家小型电子维修店工作。
检查站的民兵会检查车辆和行人。
有时候还会检查手机。
根据实地记者的报道，伊斯法罕的平民被困在空袭和巴斯基检查站之间。
在通货膨胀和恐惧中挣扎。
巴斯基民兵试图通过在检查站分发食物吸引平民，保护自己免受空袭。
４月中旬的一次检查中，阿米尔被拦了下来。
一名巴斯基民兵问了他三个问题。
“你去哪里？”
“你的手机里有没有敌对媒体的ＡＰＰ？”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保卫家园运动？”
阿米尔回答了前两个问题。
对第三个问题保持了沉默。
民兵没有为难他。
但在他离开前说了一句话。
“你的国家需要你。不只是需要你活着。需要你做事。”
阿米尔的朋友在４月底收到了征召通知。
不是预备役征召。
是一份自愿参与的邀请。
要求他参加城市安全培训。
朋友跟阿米尔说，培训内容包括基本的巡逻技能和检查站操作。
他不想去。
但他的哥哥已经在巴斯基民兵里服役了两年。
哥哥跟他说。
“你不去也行。但他们会记住谁没去。”
５月初的一次检查站遭遇里，阿米尔看到了一件事。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检查站旁边帮忙搬东西。
搬的是食物箱。
男孩没穿巴斯基的制服。
但他在检查站里进进出出，和民兵很熟。
根据伊朗国际收到的多方信息，有儿童和青少年参与检查站操作，在国家组织的集会上接触武器。
阿米尔没有拍照。
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
回家的路上他算了一句。
我不怕检查站。
我怕的是检查站变成了学校。
４月中旬，德黑兰一家小型软件开发公司的办公室里。
赛义德·穆萨维收到了一坏一好两条消息。
三十七岁的他是公司创始人。
客户主要是伊朗国内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坏消息是他的最大客户，一家伊朗银行，因为网络攻击导致系统瘫痪。
暂停了所有新的软件开发合同。
好消息是他从另一家客户那里拿到了紧急订单。
为一家医院开发一套药品库存管理系统。
战争期间，伊朗银行体系遭受了大规模网络攻击。
但政府仍能按时支付公务员薪资。
赛义德的公司只有十五个人。
战争爆发后，团队里三个人被征召入伍。
一个人因为网络中断无法远程工作。
但赛义德没有裁员。
他调整了工作流程。
减少会议，专注交付，把开发周期从三个月压缩到六周。
４月底的行业聚会上他听说，很多同行都在做类似的事。
不做大项目。
做急项目。
战争创造了新的需求。
药品管理 食品配送 受损房屋登记 志愿者调度。
这些需求都需要软件。
根据《金融时报》的观察，伊朗知识型经济公司的数量从２０１５年的１３２２家激增至２０２５年的超过１万家。
创造了１８０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赛义德的公司就是这一万家中的一家。
５月初的在线会议上，他跟同事们说。
“战争让大项目停了。但战争也让小项目变多了。我们不做银行系统了。我们做医院的药品柜。这算不算抵抗经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在做事。”
他以经连续三周没休息。
每天盯着开发进度到半夜。
５月中旬，赛义德完成了项目。
为设拉子的一家医院开发了药品库存预警系统。
系统上线那天，医院的药剂师给他发了条消息。
“我们缺胰岛素。你的系统告诉我们仓库里还有多少。这比没有好。”
赛义德把这条消息截图存了下来。
在公司的共享文档里写了一行备注。
一个系统不能生产胰岛素。
但它能告诉人们胰岛素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５月２０日。
德黑兰市中心广场的夜色里，玛苏梅收了摊。
她把血压计放进手推车，把剩下的几颗核桃装进袋子。
数了一下今晚量血压的人数。
十一个。
比上周少了三个。
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她给女儿发了条短信。
“广场上的人变少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大家更忙了，还是因为大家更累了。”
德黑兰省社会福利局的办公室里，礼萨完成了当月的物资发放统计。
他发了大约一千八百个生活包。
缺口还在。
他在统计表的备注栏里写。
下个月的生活包配额。
未知。
资金来源。
未知。
但表格要交。
设拉子的清真寺烤炉边，法蒂玛烤完了当天的最后一批馕。
在工作日志上记了数。
当日烤馕一百二十张。
备注栏里写了三个字。
继续烤。
德黑兰北部社区的活动室里，纳尔吉斯更新了药品共享柜的清单。
柜子里有六盒降压药、两盒止痛药、一盒抗生素。
她在清单下面写了一行字。
胰岛素０。
需要３。
把清单贴在柜门外面。
德黑兰软件公司的办公室里，赛义德收到了医院药剂师的又一条消息。
“系统运行正常。但还是缺胰岛素。”
赛义德把消息转发给开发团队，附了一句话。
“看看能不能加一个药品互助功能。”
在德黑兰的广场上，一双手在量血压。
在福利局的办公室里，一双手在填表格。
在设拉子的清真寺里，一双手在揉面。
在社区的共享柜前，一双手在放药和取药。
在软件公司的键盘上，一双手在敲代码。
这些手没有握在一起。
它们没有共同的口号，没有统一的指挥。
但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
在一个正在碎裂的世界里，把手伸出去。
有些手缝国旗。
有些手缝伤口。
有些手在键盘上敲出一个药品互助功能。
伊朗的抵抗经济不是一个经济模型。
它是这些手。
手在，国家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