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辈子话少，性子沉，从来没跟我提过一句他和母亲相识、成婚的过往。他们相伴几十年，日子过得平淡朴素，我从小只看见父母踏实过日子的模样，却从不知道，母亲来到父亲身边之前，藏着一肚子不为人知的苦楚。那些尘封在旧时光里的往事，都是许多年以后，我年纪渐长，偶然听姨妈念叨老辈人，才一点点拼凑完整。
母亲比父亲小四岁。她不是土生土长的海边人，是从几十里外的深山里走出来的。那座山村离父亲世代居住的渔村不算遥远，放在旧时步行的日子，大半天也能走到。可一山一海，两种水土，养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苦。海边人靠海为生，风大浪大，日日奔波操劳，苦在奔波劳碌；山里人守着薄田荒山，物资匮乏，日子清贫拮据。
母亲家里是姐妹二人，她是妹妹。姥爷年轻时在当地算是体面人，读过书、写得一手好字，在一众务农的乡里人里，算得上有学问、明事理的长辈。大姥爷是村里的主事，权责和如今的村长差不多，村里大事小情、邻里纠纷、红白喜事，都由他出头张罗。姥爷排行老二，村里人都恭敬地唤他二老爷。兄弟二人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乡里乡亲但凡遇上难处、家里有事，都会找上门来，请他们出头料理调解，在村里颇有威望。
原本安稳顺遂的日子，在母亲三岁那年彻底破碎。姥姥突然染上了不治之症，多方求医也毫无起色，身体一日比一日衰败，最终熬到油尽灯枯。母亲晚年偶尔会沉默着想起姥姥，也常常回忆姥姥临终前的举动。此时姥姥已经奄奄一息，只剩最后一口气，看着年幼懵懂、尚且不懂生死的小女儿，心里满是绝望和不舍。她知道自己走后，孩子无人庇佑，必定要受后娘的委屈、遭无尽的罪。万般无奈之下，姥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一脚把炕上的母亲踹到了地下。
万幸的是，这重重的一踹，没能夺走母亲的性命。小小的孩子摔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硬生生撑了下来，艰难地活在了世上。
姥姥尸骨未寒，周年未过，姥爷便续了弦。新娶的后姥姥是邻村地主家的老姑娘，家世优渥、家底厚实，只是不知何故，拖到二十八岁，在当年早已是大龄姑娘，一直没能嫁出去。在后姥姥进门之前，把姨妈送到了大姥爷家里寄养，从此姨妈便跟着大姥爷一家生活，唯独留下了年幼的母亲。
母亲曾隐约跟我提过后姥姥进门的光景，那是她童年里为数不多、记得清晰的热闹，却是旁人的热闹，与她半分无关。那天，拉着嫁妆的马车一辆接一辆，排满了村里的整条街道。平日里见惯了粗布麻衣、简陋被褥的村里人，第一次见到成堆鲜亮的缎子被面，一摞摞整齐码在马车上，在正午的太阳底下，亮得晃眼。全村男女老少都轰动了，纷纷走出家门围观看热闹，议论着姥爷娶了个富贵媳妇，往后日子定然能蒸蒸日上。
可谁也没想到，这场风光的婚事，终究落得一场落魄。后姥姥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从小锦衣玉食，十指不沾阳春水，既不会生火做饭，也不懂打理家务、耕种劳作。她还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日日闲散度日、挥霍无度。丰厚的嫁妆经不起常年折腾和消耗，短短几年时间，便被一点点典当变卖，尽数败光了。家里的日子也跟着一路下滑，从体面宽裕变得日渐拮据、清贫潦倒。
后姥姥对母亲算不上打骂刻薄，却最是冷漠无情，始终不管不问、放任自流。可家里家外所有的粗活累活，全都压在了年幼的母亲身上。做饭、洗衣、喂鸡、喂猪、扫地收拾屋子，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归她。灶台砌得很高，铁锅又沉又大，她个子矮够不到锅沿，只能搬个小板凳踩上去，站在凳上炒菜刷锅。到了冬天更难熬，河水冰得刺骨，她就泡在冷水里搓洗衣服，两只手上长满冻疮。冻疮破了结痂，痂长好又冻裂开，反反复复没有消停的时候。
这件事母亲自己从来不肯跟我说，半句都不提小时候吃苦的经历。这些都是姨妈后来跟我讲起，说那时候母亲都长到十多岁了，一双手上依旧布满冻疮。姨妈寄养在大姥爷家中，跟着堂兄堂妹一块儿过日子，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苦头。母亲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小小年纪，罪受了一桩又一桩。
母亲个子生得矮小，家里那只装猪食的大木桶，桶沿都高过她的腰。有一年冬天冷得厉害，冻得到处嘎嘣作响。一天清早，猪圈地上结了一层硬冰，盛猪食的木桶还有葫芦瓢里面，冻着厚厚的一层冰壳。就算把烧好了滚烫的猪食倒进去，厚厚的冰碴子一时半会儿也化不开。木桶太重，她一个人根本提不动，只好一只手攥着葫芦瓢，另一只手使劲拖着木桶往猪圈那边挪。地上冻得溜滑，桶又沉，脚下一滑，连人带桶重重摔在了冰地上。
那时候后姥姥还在炕上躺着睡觉，没有起身。就算这时候她已经醒了，也不会过来搭一把手，过问一句母亲摔得疼不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