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临时中央决速胜，毛泽东再失军权
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召开，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后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占据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和军事的条件，战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地区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而且与周围其他部队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的议题就转到如何打赣州的问题。
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好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囤积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和技术装备很有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有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支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1月9日下午或者傍晚，临时中央把一份长长的中央决议发了过来，文中明确指示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并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周恩来传达完中央决议后，问道：“毛主席，你对打赣州有些什么看法？”
毛泽东在赣南会上遭批判，多少已有些“右倾”的因素，此次若不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恐怕又要挨一次“集中火力”了，可是毛泽东还是坚持自己少数人的意见，艰难地吐出三个字：“不能打。”
毛泽东的固执己见，无论又遭到多数人的非论和批驳，可还是固执地重复：“不能打。”
周恩来说：“重大军事行动，一定要把可行性讨论清楚了。如果只表示个同意不同意，是不够的。”
王稼祥道：“如今加上五军团，我们有六万红军，是能够打一些大仗的。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拿下它，咱们就能把首都从瑞金小县搬过去，你这个主席做起来也更像样些。”
在赣州会上，任弼时就曾扩展问题与彭德怀交换过看法。彭德怀认为赣州守敌只有八千，只要有时间就能打下来。
“八千人？”这个情况一摆出来，打赣州的呼声就更高了：“只用三军团就能拿下来！”
毛泽东进一步陈述他不主张打的理由：“赣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得赣州，西可出湘，南可出粤，东可入闽，北可护南昌。如此战略要津，历来为兵家重视。蒋介石虽然引退了，可赣军并没动。这样一个要地，他绝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赣州三面环水，城又坚固，我军无攻城技术装备，极可能久攻不下。如强攻该城，于我极不利，我以为还是不打为好。即使一定要打赣州，也只能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派一部佯攻坚城，断其所有供给线，把敌困入城中。正因敌绝不愿放弃赣州，必派兵来救我正好可以逸待劳遣主力寻机歼之。”
“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朱德接道：“不打赣州，每人一票。我这一票投给毛政委。”
周恩来转身问道：“朱老总，说说你的意见。”
朱德道：“两年前，我和老毛带四军打过赣州，后来主动撤了。赣州的确易守难攻，五军团刚刚成立，整训、改编工作尚未完成。总之，红军现在不宜进行大规模战事。毛主席的考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不能打。要打就用围城打援的办法。”
意见无法统一，临时中央等着回电，只好进行表决。
《毛泽东年谱》载：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为了能使下一步军事工作更好地开展，决定开个会，总结一下一年来的战争经验和教训，就请毛泽东在会上就历史和现实做个报告。
作为红一方面军的缔造者和培育者，眼睁睁地看着将士们去打这场消耗战，心情非常沉闷。几天来，他还是认真作着形势报告的准备。按照他总是夜间工作的习惯，贺子珍几次将做好的饭端上来提醒毛主席来吃，可看到的却是毛泽东一颗接一颗地不停地吸烟……
17日前后，由毛泽东做主持人的中央局会议在瑞金叶坪召开了。
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报告完三次反“围剿”情况后，又一次原汁原味地亮出了自己的声音：“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灭亡中国的野心，已在九一八事变里暴露无遗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势必引起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同时，国内阶级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因为民族矛盾的激化势必影响到阶级关系。抗日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我们作为一个有武装的政党，理应尽快表明我们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对日宣战。我们现在的力量尚嫌薄弱，这么做的影响也许不会太大，但还是需要这么做。”
没等毛泽东对他的观点做出详尽分析，会场的气氛陡变。报告会变成了讨论会，又变成了批判会。矛头所向，是毛泽东分析的方向与中央的决议有严重分歧。“是另一种主张。”
毛泽东一点也不退让：“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党未来的工作方针，一定要有清醒、准确的认识。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有从这个具体情况出发，我们才能找到一条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这一下招来了更尖锐的批评：怀疑中央现阶段的总方针，忘了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眼睛只盯在中国，对形势的估价完全是错误的；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对形势看法如何，确实非同小可。当时共产国际把日军侵占东三省看作是侵略苏联的前哨战，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反革命势力对苏联为中心的新兴革命势力的绞杀的开始。这一判断，被中共临时中央全盘接受了。
“日本军队的铁蹄在践踏我们的国土，眼看就要入关了。”毛泽东说：“难道非要等日本军队占领了华北，我们才明白这一点吗？”
……（《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第148至150页）
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侵略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做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差不多一周后）中央局同意他（修养）的请求，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修养……（《毛泽东传》第280页）
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跟毛泽东算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