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周恩来秘赴苏区，亲接指令“要攻坚”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同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意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第五军团工作，并任刘伯坚为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的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毛泽东传》上，第277至279页）
1931年12月底，青年梁必业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在苏区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的列宁青年学校毕业了。他由叶坪经壬田市、洪石寨到达了红四军驻地的石城县城，他快步来到军直属机关的政治部。
梁必业见到了罗政委，第一件事就是简要汇报说：我在青年学校顺利毕业了，收获很大，尤其是亲耳聆听了包括您在内的诸多大首长的报告，这是我的毕业鉴定。
罗荣桓接过毕业鉴定，看了成绩单微笑地说：“学习成绩都是优秀，毕业考试还名列前茅。不错！你先休息几天，然后送你到十师任青年科长。”
“谢谢罗政委关心，我不用休息……我知道十师是红四军绝对的主力！”
罗荣桓：那好，我也要到新组建的一军团去工作。明天我就让人送你到十师李赐凡政委那报到。
梁必业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是！我一定好好干，决不辜负您的栽培。
这个时候，在梁必业之前参军的梁兴初，也经过红四军政训大队五个月的学习培训之后，担任了十一师三十二团机枪连的政委；现在又被调到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连任副连长。十一师同十师都是红四军的主力师，当时十一师的师长刘海云，政委刘亚楼。（《梁必业将军自述》第15页）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化装成一个普通工人，搭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秘密到汕头。
然后又化装成画像先生，由交通员护送乘火车到安州，再换乘轮船到大埔。
后由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穿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两天后进入上杭县境——这里就是苏区了。
进入苏区，周恩来十分兴奋，他利用沿途休息时，同遇到的人谈话，感到非常亲切。
12月22日到达长汀，他在省委、省苏维埃和长汀县委的领导人会议上，作了八个小时的长篇报告，对当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详细的阐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前，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临时中央。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共六人：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由博古负总责。
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郑春兴 主编《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117页）
在这一阶段，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致使南京国民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内斗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9月20日，国民党中执委电请广东方面放弃反蒋，共赴国难。
次日，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全国促蒋下野，提出另组统一国民政府，一致抗日。
9月28日，北平二十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学生捣毁外交部，击伤外交部长王正廷。
11月7日，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和解，商定南京政府改组，广州政府取消。
11月12日，日本进攻黑龙江，马占山部顽强抵抗。
12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总司令本兼各职，并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表面上看，蒋介石下了台，携夫人到奉化老家闲居了起来了，这似乎表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上海领导人开始行动起来。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关于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连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又一次大冒险的号角吹响了！
此时，刚刚来到瑞金的周恩来，已经详细了解到三次反“围剿”作战的内情，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在军事和战略上的才能。在1月上旬的某一天，他就打不打中心城市的问题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进攻。
周恩来道：“南昌攻不下来，这点我同意，可有没有攻下赣州、吉安、抚州的可能呢？”
毛泽东干脆答道：“不可能。因为赣境尚有国民党十五个师，敌强我弱。”
周恩来当即复电临时中央，表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1月9日下午或者傍晚，临时中央把一份长长的中央决议发了过来，文中明确指示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并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面对中央的决议，苏区中央局马上开会讨论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遭批判，多少已有些“右倾”的因素，此时若不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恐怕又要挨一次“集中火力”了。(柳建伟 著《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第142至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