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建五军团
1.连破“围剿”再扩红，红色苏区连成片
《毛泽东年谱》载：为培养红军干部，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找何长工、邓萍谈话，说：我们准备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还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它各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蒋介石依靠黄埔得天下，毛泽东来个敌为我用，准备办个“红埔”与蒋争天下。他的这样高远的志向却在以后的几年里差点被窒息掉。（柳建伟 著《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第126页）
连续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分别乘胜解放一些新地区，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成果。各个部队分布到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的20个县，一面按照新的“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的训令，相继拔掉了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打土豪筹款，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工农民主政权；一面整训部队，筹集给养，扩大红军。
红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展开工作，军部驻在石城秋溪圩。这时政委办公厅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任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林彪仍兼任四军军委书记。
9月28日，毛泽东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此阶段，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动员了一万两千多群众参加红军。
在这连续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人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传》第266页）
毛泽东的军事权威和政治影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到：“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的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
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这样评价说：“等到战胜敌人的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因为这几日苏区中央局同上海的临时中央建立了电台联络，通讯相对明显大大缩短了距离，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指出：中央局随方面军行动，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中还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
这份电报显示了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最主要的领导，项英地位的下降……
但在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后几天，上海临时中央的复电指出：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的一切工作，决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应仍为中央局组织部长；中央局成员无扩大之必要……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苏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
周恩来要来苏区工作，因为他兼任着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的中央领导更需要他前来。但周恩来与邓颖超要通过敌人的层层严密封锁来到苏区，却需要他所领导的地下交通站的重要、可靠的联络和掩护，需要经历很大的周折和风险的！
10月21日，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7日开幕，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翌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中央苏区中央局：“接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三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即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得成绩告诉中央。”
这一份电报顷刻间引起轩然大波。(《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129至130页)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分（份）出席会议……
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宗派主义影响下，进一步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在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赣南会议），展开了对毛泽东在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思想理论上的“狭隘经验论”，土地革命问题上的“富农路线”错误，根据地问题上的“傍着发展”的右倾保守错误，军事方面的“党包办一切”、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等方面展开。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
由于毛泽东在党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的很高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中央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是在遭受了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毛泽东传》上，第270至272页)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后，虽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却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委书记头衔，仅是十五名中革军委委员之一；又第二次失去了军权。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又被项英接任了。
可是毛泽东仍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坦荡胸怀，履行着应该负有的神圣职责，与任弼时、王稼祥、起草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主持通过了中央提供给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他更是在不久发生在于都的“二十六路军起义”的谋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领导谋划和具体接见商谈的引领作用。为红五军团的组建和强化，推荐选拔了一大批过硬的党的领导和政工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