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指示：大生产运动
在根据地军民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党中央指示我们：“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要求我们：“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把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可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又可以保障部队供应，彻底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
党中央在延安、359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给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这给予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两手抓粮食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句箴言：“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生存，要战斗，要打开一条生路。
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英雄的军队，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靠的是两手政策，一手是军民携手，同心同德，广开门路生产自救，组织农副业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互济互助，咬紧牙关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另一手就是积极组织小部队向敌占区进军，多打胜仗，以敌之物质济我之所需，坚决保护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命根子——粮食，打击敌寇抢粮毁粮，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大生产运动是从1943年开始的，1944年达到了高潮。
开始我们只是抓了点农业生产，规模很小，在道沟两旁种玉米、芝麻、大豆，在黄河沙滩上种花生、红薯，在敌人的封锁沟上种些粮食作物，在我们常住的颜村铺、马日、龙王庄一带种些蔬菜、南瓜，当年就有了收益。
当我们吃上自己的劳动果实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我们的大生产运动，是在战胜重重困难之后坚持下来的。
这首先是敌人的疯狂破坏，敌人每次“扫荡”，对我军农副业生产基地所有设施都是铲除殆尽，青苗铲平喂马，工具烧毁砸烂，缸罐锅灶捣成碎片。
但这都阻挡不了我们，敌人撤退后，我们清理设施，重整场地，从头干起，抢种应时粮菜弥补损失。
此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连续3年的严重旱灾。池塘里的水早已干涸，水井吃水都感不足，那能有水灌溉？
没有别的办法，就自己挖井，鲁西地层多沙，挖井遇到沙层就坍塌不止，必须以红柳条编筐贴边加固，一口井要挖几丈深才见水，我们请有经验的老农指点，挖了10多口井，水源还是比较旺盛，每个战士轮流出工，一天要挑10多担水点种庄稼、供应莱园和粉坊的需要。
军队的生产不仅限于解决自身的生活需要，不与民争利，而且我们把助民生产劳动形成制度，长期坚持，重点是帮助烈军属、老弱病残劳力缺乏的群众，这种助农活动，不仅在劳力上助耕助收，而且在种子，农具上也尽力帮助解决，平时帮助挑水、拾柴也不间断，真正是鱼水相依、情深似海。
创办副业
1944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我中心区较为巩固，根据地日益扩大，日寇大规模“扫荡”减少，全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规模就越来越大，劲头越来越高，除了扩大耕种面积以外，我们还创办了副业和手工业、运输业。
我们分区特务连是一个200多人的单位，专门抽出30多个年纪比较大、身体比较差，但有专门生产技能的战士，组成生产队，种了70多亩地，养了30多头猪、10几头牛、100多只羊，还开了粉房、豆腐房、油坊（榨油）、 纸坊（做土纸）、酒坊（蒸酒）产品不仅供给我们自用，还供给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地委领导机关。
所以1944年不仅战场形势大好，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而且经济状况改善，我军指战员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摆脱了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困境。
丰收会餐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汗水的浇灌，换来了丰收的果实。
1944年，我们连队蔬菜、猪肉、食油，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
从1942年开始每人每天减少粮食4两的定量又恢复啦，伤病员还可以喝上羊奶、吃上鸡蛋，时能会餐，有几大盆菜，吃上鸡蛋，逢年过节和部队作战回来时能会餐，还有自己蒸的酒。
大生产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劳动模范，我们连的生产队长陈光然，就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精打细算的好管家。
还有一个理发员赵金生，也是一个多面手，他们领导的生产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初具规模的农副业基地，立下了大功。
生产军工武器
我们部队的武器，主要依靠从敌人手中夺来，武器种类很杂乱。
长枪中有七九步枪（中正式、捷克式、汉阳造、德造套简等）、六五步枪，有日本造“三八”式，也有阎锡山仿造的和俄造的水连珠等；短枪中有驳壳枪、左轮、白朗宁、五音子等；
还有冲锋枪（也叫花机关）；
以后又有了各种型号的轻重机枪。
这些枪支中，有不少是老掉牙的，战斗中也有损坏，建设枪支修理工作便刻不容缓。
1940年开始，鲁西军区在东平湖西戴庙、安山一带创建后方基地，是由后勤部长吴机章、政委廖亨禄领导的。
医院、被服厂、修械厂、手榴弹厂后，都用土办法炼铁制造。
1942年以后，这个地区为敌“蚕食”，后方就转移到黄河沙滩旧范县、田堌堆、尖堌堆一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下挖掘成一个房间大小的隐蔽所，分散多处坚持生产，遇到敌人大“扫荡”就坚壁清野，把机器设备埋到地下，人员分散打游击。
1943年以后，8分区的后方转移到马口、高菜园、宋楼一带，这时各厂的装备有了很大改善，有了一些机床，工人也增加了，不仅能修枪、翻砂造手榴弹，而且还能造迫击炮弹和九二式步兵炮弹。
1944年以后，我们的军工生产规模更大、产品质量更高，基本上满足了部队作战需要。
粮食供应标准
粮食供应的解决是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开始的，建立了征收公粮制度，实行合理负担，部队从政府粮站领来粮食分给部队官兵携带，无论干部战士每人一条米袋，每人要背5至7斤粮食，这种办法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
八路军的供应标准是每个人每天1斤2两粮食、5分钱的油、盐、菜钱。到1943年闹灾荒，部队节衣缩食，每天每人节约4两粮，虽然菜金没有减，但已经买不到什么菜了。
在鲁西坚持抗战8年（包括在泰西2年多），主粮是吃小米、高梁和红薯，逢年过节和麦收后能吃到白面，小米做稀饭或干饭是上等饮食。
最常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我们戏称“钢盔“，红红的，一个足有4两重，坚硬如铁，很不容易消化。
那时部队有句顺口溜：“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其实窝窝头蘸辣椒，那才是火上浇油，所以我们指战员害胃病的多。
我们炊事班就想出办法，把窝窝头切成片，和白菜、萝卜一块煮，放上点油盐，连菜加饭和汤就都有了。
本来高梁是大户人家蒸酒和喂牲口用的，我们部队多，所需粮食数量大，再加上高梁长起来成为青纱帐，对抗日军民活动大为有利，而且高梁杆子既是建房材料又是主要燃料，所以当时高粱种植面积越来越扩大。
红薯是鲁西特产，1亩地能收二三千斤，5斤红薯顶1斤公粮，秋收以后到冬天，供应部队的粮食就搭配红薯。
吃菜就靠司务长、上士的本领，每人一天只有5分钱，油盐柴菜都在内，每人一天1斤菜，一个连队就是100多斤，买到什么吃什么。
敌人“扫荡”时，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夜以继日地转移，菜就没有了，只能吃点咸菜、喝点开水。
平常也没有肉吃，有时10天半个月打一次牙察改善生活。
经济监督
连队伙食有经济委员会监督，每个月清算一次公布帐目，杜绝了贪污浪费。
那时指战员都愿意打仗，打起仗来伙食好，打了胜仗既有缴获的战利品，又有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慰劳品（猪、羊、鸡、大白菜，夏天还有西瓜）。
1944年以后，部队搞大生产，自己种粮食、蔬菜、养猪、收获归单位。
生活便大大改善了，部队的办公费用，开始没有明文规定，1940年以后才规定发过津贴费，以后每人每月发1元钱的津贴费。
1943年以后，干部津贴费有所提高。（排级1元5角、连级2元、营级2元5角、团以上3元）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战斗胜利品便成为部队供应补充的重要来源。
从游击队开始，我们就严格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任何人不准将战利品据为个人或单位所有，也不准隐匿不报，就是枪支、弹药也必须如实上报，不能打埋伏。
对发洋财、本位主义、隐瞒私分，都认真追查、执行纪律，战争缴获物品统一由后勤部门负责安排。
我们部队一直保持了严格的节约，建立了收旧换新的制度，要求每个战士将手榴弹丝绳和铜圈、子弹壳都要拾回来上交，然后才能补充子弹和手榴弹。
在最艰苦的1942年、1943年，冀鲁豫人民遭受着极大的天灾人祸， 民不聊生，饿殍满地，我们人民子弟兵咬紧牙关，勒紧腰带，节约粮食、菜金和被服鞋袜、津贴费，用于救济灾民，扶持人民度过难关，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肉相连，因此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始终与我们并肩战斗，一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