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昆张支队
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加强昆山、张秋、东平、汶上、郓北5县广大地区（约占2分区的一半面积）的对敌斗争，领导决定建立一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党政军群结合的游击支队，命名为昆张支队。
以8团4连为第1中队，以原8分区警卫连为第2中队，以7团2连为第3中队，以昆张县大队为第4中队，后来伪军汶上县警备大队驻袁口镇的高建甫部起义，编为第5中队。
吴忠任支队长，邵子言任政委，王定烈任副支队长，田平任副政委兼总支书记，常志义任参谋长，管学思任特派员，开展了新的斗争。
昆张地区人民，历来有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
早在20年代，这里就有了党的活动，这个地区是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摇篮，长期以来就是我党政军群各领导机关所在地，更是我军可靠后方，（医院、兵工厂、被服厂都在戴庙、安山一带）。
从1941年开始日寇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清剿”“扫荡”，“分割蚕食”，特别是1942年“九。二七铁壁合围”大“扫荡”后，这块地区被敌侵占，敌伪军在30多处集镇安设了据点，在黄河大堤上遍设碉堡，形成一道天然封锁墙，将昆张地区与濮范观中心区割断。
敌后斗争
敌人在据点、碉堡间修公路、架电线、挖封锁沟，形成了一个密如蜘蛛网的“格子笼”。
日寇汉奸在这里实行血腥恐怖统治，使我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大部队无法展开，所有后勤单位全部撤离转移，地方政权也难以立足，群众抗日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各项活动陷于停顿，人民群众蒙受了严重摧残，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
1942年冬，吴忠、邵子言、田平等同志率8团4连首先进入这个地区，开展小部队活动，经过40余天三进三出，逐渐摸索出小部队开展敌占区斗争的经验。
1943年3月，我7团2连进入郓北地区，和昆张支队南北呼应，相互支援。
9月，郓北支队和昆张支队合并，整编为新的昆张支队。
7团2连改为昆张支队3中队，改由郗晋武任队长，闫文康任政委，我任副政委（当时19岁），下辖3个排，全队160余人。
为了适应尖锐、复杂、艰巨的斗争，我部队的行动方式。生活习惯（包括衣食任行）、作战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各种土办法
从衣着来说，我们长期以来军衣、军帽、打裹腿、扎皮带，服装整齐，佩戴“八路”臂章，标志显明，军风纪严整，军容威武雄壮。
自从进入郓北以来，就一律改穿便衣，夏天穿的单衣是用槐花染的紫花土布做的裤褂，冬天棉衣是自己染的黑色土布，发一条白毛巾包头（有的戴当地老百姓做的毡帽头），连以上干部发一件长棉袍。
每个连有10几套伪军的服装，随时可以化装使用。
刚进入昆张地区，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紧张，搞得我们疲于奔命。
我们行动经常被敌发现，进入宿营地惊动狗叫，引起连锁反应，一片狗叫声就引起敌人注意。
敌人规定伪自卫队发现人影就大喊大叫，敲梆子，敌人也就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据点之间距离很近，敌人信息灵、行动快，往往我们立足未稳还没休息，敌人就追踪而来，有时连饭也吃不上。
过去作战多系我军主动，放开手脚打，现在不能恋战，否则被敌军缠住，敌人从四面八方越聚越多，越围越密，要吃大亏。
敌变我变，在险恶的斗争中，逼着我们开动脑筋，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总结经验，研究如何插进去、站住脚，行军、宿营、作战都要来个根本改变。
过去行军队列整齐、浩浩荡荡，现在必须是掩声息影，静悄悄，不走大路专走小道和野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各排均带有自己制作的竹梯，好翻墙过沟，必要时还可代替担架转运伤员。
为了消除行军的痕迹，专门派人在后尾用树枝扫平脚印，还专门做成一种倒鞋底，走过之后脚印是往相反方向，藉以迷惑敌人。
行军前规定两个集合点，以便万一途中情況发生突变时队伍好集中。
我们转移都是在夜间，到达宿营地时不急于进村，先把路口把住，然后待天明狗不叫时，再化整为零进村。
一般不住村中心，就在村子一角或独立家屋内休息，便于观察情况或迅速行动。
哨兵背起粪箕柴篓，化装成拾粪捡柴做农活的，携带短枪在村外巡逻。
有时专门找大地主或伪军政人员的院子住宿，如有敌情由他们出面应付，他们害怕其身家性命财产被毁，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去做，这样比住在一般农民家中还更加安全。
对于来往的伪军政人员，不进村即不过问，对于进村的，如他未发现情况也不为难他们。
对有异常表现的，我们就突然抓住他，令其缴械，但不杀不辱，不没收其私人财物，只办理登记，进行教育、然后由伪村长出面做保，在我军转移前给予释放。
在敌占区活动，必须准确掌握敌人动态， 及时了解敌情变化，摸清敌伪军活动规律。
除了要求曾被我俘虏过的伪军政人员提供情报，也通过我地下党建立秘密情报网，选择政治上可靠、面目未暴露的党员打入敌内部，利用关系送出情报。
我部队直接派出侦察，也改变了过去老一套的侦察方法，有时是捕捉敌伪单独外出人员，有时是窃听敌人电话，有时是化装成敌伪军政人员与敌伪接触探听消息，有时是布置伪乡、村长提供，正是由于多渠道了解敌情动态，才使我们逐渐趋于主动。
把敌人打怕
进入“格子网”似的昆张地区，敌人天天围剿，闻风而动，四面合围，企图把我们消灭或者驱逐出去。
我军不能消极避战，而是改变战术，采取“避强击弱”、“声东击西”、“歼敌一路”、“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打了就走”等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打麻雀战，实行牛刀子战术。
我部队有分有合，在梁山东南陈庄，我支队就集中了两个中队，一举全歼伪军1个中队，在梁山东北之四柳村，粉碎敌人合击。
东阿县城敌伪军700余人夜间出动袭击我军，被我在斑鸠店西南伏击，打得敌人溃成军，死伤100余人，我支队一直追击到东阿城郊。
至于零星歼灭伪军1个班、1个排，那是家常便饭，捕捉敌零散人员更是天天都有。
这样，不打则已，一打必胜，把敌人打痛、打怕。
伪军改邪归正
经过我连番打击，使敌伪军对我心存畏惧，再也没有开始时那种狂妄、嚣张气焰。
我则乘势大力进行对敌伪军政人员的争取分化，瓦解工作，除个别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坚决镇压外，对有一般罪行而民愤不大的伪军政警人员，大都登记教育之后予以释放，有的则选择建立秘密关系，为我通风报信，掩护我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有一次抓到大安山伪区长赵乐亭，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比较开明，经教育释放后，他利用其公开政治地位为我做了不少工作。
在对伪军政人员的工作中，利用其亲属故旧各种社会关系，曾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楼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周庆丰，出身地主，我们对其家属做工作，保证对周本人不杀不辱，其家庭财产不予没收，对其触动很大。
他被我军俘虏后，经过教育对他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可死心塌地当汉奸，“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二，不扰民、不害民、不奸淫掳掠、不滥捕乱杀；第三，要及时给我报告敌情动态和我军交办的任务（购买药品、通讯器材，掩护我工作人员等），他都一一照办。
他那个中队3个小队9个班中，大都被我俘虏教育释放过，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活动，在昆张地区40多个据点内，大都有了我们的关系，伪军中百分之四十多都被我们俘虏过，接受了我们的政策教育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宣传，对我军态度有了转变，这样就使我军处境大大改善。
抗日政府大力做好伪军政人员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规劝自己的亲人改恶从善，为自己留后路。政府还建立了伪军人员“善恶登记簿”，明确宣布“做好事有立功表现者画红圈，做坏事的画黑点”，到一定时期总结公布。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要报。”向他们宣传：“ 都是本乡本土人，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经过这些深入细致的工作，伪军政警人员大都有改恶从善、立功赎罪的表现。有的为我送情报，有的为我购买敌人禁运的物资，主动要求我抗日政府考察，保证自己不做坏事，还将内部别的坏人做的坏事报告给我们。
夺回抗日根据地
我军不仅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工作队，我们和县区党政群干部编在一起，行军战斗生活在一起，不论是一个班还是一个排单独活动，每到一地都积极主动做群众工作，每个战士都变成了宣传员，向群众讲解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将所收集了解的情况，向地方干部反映，协助地方党政群工作干部开展各项工作。
小部队活动在异常艰苦困难的险恶环境中，常常是一个排，甚至是一个小组单独执行任务，但我们的部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满怀胜利信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精神，不叫苦，不怕死，不动摇，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和错误，这主要是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靠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党小组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真正发挥了模范骨干作用。
昆张支队象一把钢刀刺在敌人的心脏，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我们站稳了脚、扎下了根，有力地配合了我中心区反“蚕食”斗争，直到1944年局势发生变化。
1944年5月上旬，我昆张支队作战9次，俘虏日军3名、伪军591名，缴获长短枪500余支。6月上旬，曾思玉司令员指挥8团和昆张支队发起了昆张战役，5天内战斗20余次，攻克张秋集、大路口、戴庙、四里山、周楼、大安山、小安山、开河等24个据点，俘虏伪军12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1000余支。
大军所至，伪军望风披靡，再加上一年多来我昆张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对敌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大多数据点是一包围就缴枪，甚至是不战自降。
从此，昆张地区形势大为改观，由敌人分割占领的“治安区”，又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笑逐颜开，日夜投入拆围寨、扒炮楼、填平封锁沟的紧张作业，显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