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最困难时期
1941年至1943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形势极为险恶。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片领土后，又于6月22日悍然向苏联大举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了南亚诸国后，于12月8日挑起珍珠港事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诱降，一再拉拢与蒋和谈；竭力挑拨国共冲突。
为了巩固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抽调大批兵力，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在华北连续制造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
国民党当局在复杂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竟然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对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动新的“围剿”。
1941年1月7日，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竟然进一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皖南事变”真相大白后，广大人民群众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悼念死难将士。
冀鲁豫边区形势险恶
当时，我们冀鲁豫边区面对着日、伪、顽、会（道门）、匪（土匪）的夹击。
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军队主要有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队4万余人（1940年12月石友三被高树勋活埋处决，由高树勋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部2万余人，国民党苏北挺进军冯子固部1.3万余人，朱世勤部一万余人。
此外，还有丁树本、杜淑、齐子修、孙秉贤等部，他们少则二三千人，多者五六千人不等。
他们各霸一方，彼此勾心斗角，但在反共反人民、消灭八路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方面则是统一的、联合的。我们在与日伪军作战时，他们往往配合日寇从我们背后杀来。
特别是孙良诚公开投敌后，对我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他的部队长期盘踞在成武、定陶、曹县一带，猖狂进攻我根据地，奸淫烧杀、抓丁抢粮，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恨之入骨，其中最疯狂的是段海洲部8000余人。
我军忍无可忍，奋勇反击，经过三面夹攻、5次激战，终于将段海洲部歼灭。
冀鲁豫地区7个军分区，都是在日、伪、顽的分割包围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土顽部队，他们大都是由地主、豪绅、恶霸分子的头面人物所指挥，是一批凶恶狡诈的地头蛇。
另外，还掌握着一批地方民团和会道门，有相当深厚的封建势力为社会基础，你打他一下，他收缩一点，不久又死灰复燃，不容易彻底消灭，对我根据地危害极大。
斗争形势犬牙交错，敌伪顽的联合进攻，形势日益恶化，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地不断缩小，部队减员严重，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斗争环境极端困难。
国军内部高层矛盾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原是冯玉祥的部下，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结果被红军歼灭了1个旅，他即托病离开前线。
后来他的部队随赵博生、董振堂同志在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为此，高树勋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被迫逃往天津英租界避难。
1933年5月，他与吉鸿昌将军一起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他不得不再度逃回天津英租界隐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高树勋接受北平宋哲元的邀请，出任河北省保安处长。“卢沟桥事变”后，他集中河北民团近万人在大名整编，组成河北省暂编第1师，自任师长。
1939年改编为国民党第十军团第1军，高任军长，受石友三指挥。
1940年，高部改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新8军，高树勋任副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石友三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69军军长）。
石友三早在抗日战争前，即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曾两次将高树勋部队行动计划通报日军，几乎使高部全军覆灭。
1940年12月1日，石、高两人矛盾激烈，誓不两立，后孙良诚从中斡旋，约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驻地开会，高树勋奉蒋介石之命，乘开会之机，将石友三抓获，当夜即将石友三活埋于河南濮县柳下屯村外。
蒋介石遂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第69军军长则由蒋的亲信毕广垣担任。
第三十九集团军拥有两个军，总兵力近4万人，各种炮20余门、轻重机枪400余挺、步枪2万余支，曾多次进攻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多次遭受我抗日军民的打击。
争取国军总司令
高树勋虽然反共坚决，但还有爱国之心，一直拒不投降日军。
1942年5月，孙良诚投降日寇后，日军为迫使高树勋投降，对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日军调集步骑炮兵近万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其驻地濮阳、濮县一带。
由于高部缺乏对日作战准备，又自恃有深沟高垒为屏障，当日军大部队突然袭击，猛烈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土木工事顷刻土崩瓦解，深沟高垒被削平时，高部官兵伤亡惨重，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向我根据地溃退逃避。
冀鲁豫军区和教3旅首长，从民族大义出发，考虑到高树勋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便不念旧恶，给予帮助和支持，在他危难之际，向其伸出友谊援助之手，发动群众为其部队带路、筹粮，供应肉菜、烧柴，对其流散人员及武器收容后送归原部。
还派教3旅队训科长王正南同志，持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信，到高树勋的司令部与其谈判。
高树勋亲自接待了他，对八路军不念旧恶，团结抗日的热忱表示感谢。
王正南同志向他通报了敌情，对他坚决抗日不投敌卖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钦佩，并根据斗争形势指出其正确出路，如要真心抗战救国，就必须与共产党八路军精诚合作，不反共、不害民，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如果还有难言之苦，不便公开与八路军密切合作，携手对日作战，则原驻地濮阳一带很难立足，日寇绝不容其在陇海路近侧安身，那就只有越过陇海铁路退往河南，与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靠拢，我八路军绝不阻拦，而且将给予协助。
高树勋踌躇良久，思考再三，决心越过陇海路南下。
临别时他拜托王正南转告杨得志司令员：“八路军对我高树勋仁至义尽，不念旧恶，真诚相助，我高某从今往后，绝不和八路军作战，请杨司令相信我绝不食言。”
他遂率部队南进至曹县以南，在我教4旅掩护下，8月中旬越过陇海铁路向河南转移。
在我党的长期争取教育下，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率新8军和河北民军部队1万余人，在河北省马头镇举行了战场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任军长。
这一正义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旗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