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红四军深入群众，分清是非赢民心
第二次反“围剿”获胜之后，红四军奉命在广昌、南丰一带深入到农村的民众中，筹款扩红，夯实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根基。
为了总结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在政委罗荣桓的主持下，四军各级政治机关根据军委统一下发的讨论大纲，于6月中旬先后召开了政治讨论会。
讨论的议题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采用启发式方法提出问题，引导大家根据农村现实的调查情况和自己的独立思考，分清要具体实施的大是大非问题。
例如，在关于筹款工作项内，讨论大纲提出了“红军的经济主要出于哪个阶级的人？筹款是不是要发动群众？烧房子、杀人是不是筹款的方法？对富农和豪绅地主筹款是不是一样筹法”等讨论题，从而引导大家掌握筹款的对象、政策、群众路线等重要内容。
这场大讨论还特别强调要首先深入群众，把调查研究作为重中之重。这即是毛泽东当时所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从我们党某些“钦差大臣”不做调查研究就妄发指示、议论的切齿之痛中，深感调查研究之重要。1930年5月，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从哲学的高度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在工作繁忙的罗坊会议期间，他还抽出时间找兴国籍的同志做了兴国调查。1931年4月，就在青塘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以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下发了《关于社会调查的指示》，大声疾呼，“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罗荣桓亲自经历了围绕着调查研究的这场争论。他对当时已有结论的两次“左倾”盲动主义及其唯心思想已看得非常清楚，他亲眼见到过湘南特委、长江局乃至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了解情况便乱提错误的主张而遭致失败；他也亲耳听到有些人讥笑毛泽东所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是狭隘的经验论。也正是在这些事关农村群众路线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罗荣桓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切实贯彻执行这一原则方法，进而使红四军的筹款、扩红等工作执行落实的井井有条。 但是，各级政治讨论会刚刚结束，部队为做群众工作刚刚散开，调查研究还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便开始了。
原来，对于第二次“围剿”的惨败十分痛心的蒋介石，6月初又增调了嫡系部队进入江西。蒋介石感到，“步步为营”已失之过缓，于是又改取“长驱直入”的方针，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红军一举消灭。
7月1日，蒋介石颁布了“围剿”命令，30万大军像洪水一般，由北向南，汹涌而来，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由于敌军来得急，红军已不可能在根据地的腹部集结，只好冒着酷暑，绕道千里，从闽西经根据地底部瑞金到兴国高兴圩地区集中。(黄瑶 著《中国元帅 罗荣恒》第170至172页)
7月4日，苏区中央局由龙冈南迁。这一天，向南搬迁的四位中央局主要领导在警卫连的护送下，每人骑着一匹战马一边行进，一边开了个短会。
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说：“敌人来势凶猛，听说蒋介石也在南昌，把他的嫡系部队全调来了。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在根据地作战，一是转移到别处再开辟新的根据地。”
中央代表任弼时：“中央没有这种指示，我们转移，中华苏维埃建在哪里？上次来敌二十万，我们不是用十五天把他们打败了吗？”
王稼祥道：“泽东同志打仗有一套，这次蒋介石也未必能捡到便宜。我看要立即发个通知，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必胜信心。”
项英辩解道：“我不过是提个思路，敌人比上次强大，这是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我不赞成泽东同志能打仗这一提法，应该是我们红军能打仗。这种提法太强调个人的作用，不好。不过稼祥同志的建议倒是不错，是要尽快以中央局名义发个通知，要告诫苏区军民，做好艰苦奋斗，长期作战的准备。”
王稼祥笑到：“我接受项书记的批评。这句话我听到的次数太多，算是从心理在作怪吧。毛泽东同志确实不简单，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顾作霖接道：“我也有这个感受，苏区里的三岁小儿，都知道有个毛委员。”
任弼时严肃地说：“毛同志带领的是革命的军队，根据地也不只有这一块。陈绍禹同志特别强调党的更加布尔斯维克化，是高瞻远瞩的。”
王稼祥道：“泽东同志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是好是坏，我看还不能断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服他。前些日子他和我深谈过几次，有些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谈谈还是好，能够加深相互的理解。我看咱们还是赶快拟个通知发下去吧，敌人这次进攻跟上次不一样，推进得很快。”
马背会议结出的果实是一份《特别紧急通知》。
中央局开马背会议的前后，毛泽东在建宁也得到了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
7日或者8日，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建宁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
会场的气氛异常沉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柳建伟 著《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第103至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