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周恩来机智果敢，直面挫折与危机
周恩来于1931年三月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时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向忠发就事事依靠李立三。李立三那种“左倾”急性病正好发作，不切实际地夸大当时出现的有利形势，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道路。他命令红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去夺取大城市，使众多红军将士白白牺牲，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立即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一周之后瞿秋白也到了上海，他和周恩来帮助李立三进一步承认了错误。
一个月之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周恩来，却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瞿秋白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会上选出新的政治局委员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王明和博古，由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器重，频频向党中央发难，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并暗中向共产国际打小报告。
12月，米夫受共产国际委托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秘密来到上海，他在会见完王明那个小组织成员后，提出召开四中全会，全会中心是反右倾，并严厉指责了三中全会和11月25日的决议案。
……
一开始，周恩来对于王明等人的“发难”并不了解，以为王明是因为不满中央派他去苏区工作，所以掀起风波。不久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信到达，（指示信内容与王明等人的言论如出一辙）他这才恍然大悟。
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承担了责任，发言中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同时说，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会议的……对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批评……他批评王明等人，过去虽然与李立三在某些问题上有过争论，是借此扩大他们自己。还批评了王明拒绝到苏区工作的错误。
但是王明等凭借着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他们的宗派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米夫到上海提出要王明任中央江苏省委书记，博古到团中央负责（任宣传部长）。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
米夫在会上挖苦周恩来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让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不让周恩来“滚蛋”，是因为没人可以代替他的工作。而让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贺昌等人真的“滚蛋”了。
周恩来面临复杂而艰难的局势，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可他没有悲观消沉，撒手不管，而是在艰难的处境中默默工作。
4月下旬，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幸好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得到消息，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
太危急了！中共中央又面临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只因为顾顺章知道的太多了！
周恩来临危不慌，果断地采取行动，进行秘密部署，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和干部；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就这样，等敌人在顾顺章指引下进行大搜捕时，一一扑空。
这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更加缩小。
而新的危机又来了，向忠发因不听周恩来的劝告，6月21日擅自外出，还在外面住了一夜，结果次日就被捕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立即撤离住处，他们前脚一走，敌人后脚就去搜捕他们，并派人去他家守候。
周恩来痛心疾首：知道向忠发也叛变了。他在上海已无容身之地，决定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也在这年9月18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了我国东北之后，又以武力威胁我国华北地区，企图用武力迫使国民党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110页至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