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蒋介石权衡再三，剿共仍列当务急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
蒋介石对此并没有心急火燎。中原大战的难关都度过来了，现在手中握有百万精锐之师，凭你（汪精卫等）扯杆旗子就能坏了我的花花江山吗？广西军队那几块料也不是没交道过，败军之将嘛。北方的冯、阎，手中无一精锐之师，想较劲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权衡再三，蒋介石认定了剿共才是当务之急。朱毛红军以区区三万之众，竟能在半年里两次大败他的十万、二十万大军，再若任其纵横，后患无穷。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公开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在这份宣言书里，蒋介石发誓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灭绝“赤患”，并做出这样的承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卸甲归田，不然，则舍命疆场。”
何应钦大败而归，蒋介石并没有责怪他，好像以此称出了朱毛红军的分量足矣。6月15日前后，蒋介石召见了何应钦。
是这样仔细研谈的：
蒋介石：江西一战，损了三万众，责任不在你，而在我。在我对赤患重视不够。
何应钦：（略有惊讶）也怪我有些轻敌。步步为营的战术若能奏功，投二十万兵力太少，起码需五十万人。朱毛正是钻了空子，才弄出这种局面。
蒋介石：这一次搞长驱直入，我看用三十万就够了。我意这次尽遣精锐。你看有多大胜算？
何应钦没立即回答。
蒋：这里只你我二人，有话请讲。
何：三十万是够了。只是朱毛的打法太狡诈，我一时想不出好的破敌办法。赣南赤化严重，此次失利，失败在对朱毛全民皆兵估计不足上。共匪主力在东固地区隐蔽二十余天，我军一点风声都不知，可见他们有些办法。长驱直入，速战速决固然好，只是要多考虑一些战术问题。
蒋介石：带上几个英、德、日专家作顾问，战术问题，尤以德、日解决的好。这一回我也去，你做先锋官，把能打的陈诚、卫立煌、上官云相都调过来。上次给你的空军太少，这次出动五个航空队，看他们往哪里躲藏？
何应钦：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蒋介石：那就有劳你做个方案。
6月21日，蒋介石率党政军要员再赴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发起了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在英、德、日军事顾问的参谋下，蒋介石和何应钦把参战的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分成两个集团军，作出如下部署：
左翼集团军由何应钦兼任总司令，指挥赵观涛第一路进击军六个师，陈诚第二路军两个师，朱绍良第三军团、蒋鼎文第四军团。该集团军从南城方面向苏区实施进攻，寻求与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
右翼集团军，由陈铭枢任总司令，指挥蔡延锴第一军团三个师，孙连仲第二军团两个师，上官云相第三路进击军两个师。该集团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向苏区实施进攻，协同左翼集团作战。
以第十师和攻城旅组成总预备军，卫立煌任指挥，位于临川附近，准备随时加入进攻作战。
调空军第一、三、四、五、七队分驻南昌、樟树、吉安等机场，支援左、右翼集团军作战。余六个师负责清剿和交通。
在这三十万大军中，几乎云集了国民党军中已成名和将要在抗日战争中成名的所有高级将领。陈诚：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战略部属的主要策划人；卫立惶：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孙连仲：台儿庄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蒋介石派出这样的阵容对付朱毛红军，可见他确实把朱毛当成了自己最主要的对手。
6月30日，何应钦由南昌抵临川，发布了全线攻击令。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的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一部分红军主力，还分布在福建建宁等十几个县做群众工作。当国民党的三十万大军正准备长驱直入发动第三次“围剿”时，方面军对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尚一无所知。
6月30日，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已箭在弦上时，因为在赣闽边这一偏僻地区消息闭塞，毛泽东还在建宁的一个村子里访贫问苦。在回总部的路上，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做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
这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已经通过情报得知了敌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消息，并于6月16日发一训令，告诉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要发动新的“围剿”了。不幸的是，这封（由交通员亲自携带）信件在战斗打响时尚未进入苏区。
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因为四月份顾顺章的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了重大的破坏和损失，中央的正常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被一缩再缩，有时想发一指示，几天都联络不上一个交通员。
正是在这一时期，李立三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还在影响着因交通不便、无线电不畅通的红七军和红八军。
1930年9月30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出现在右江苏区红七军军部。他此行的任务是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李立三起草的《目前的政治任务的决议》和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南方军委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
邓拔奇抵达红七军军部的前两天，李立三已经在上海下台了。
指示信要求红七军和红八军，“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协同东江地区的红军进逼广州。
这时的邓小平二十六岁，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在此时红七军和红八军已经整编成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十九、二十、三十一，三个师总兵力七千余人。但只有长短枪两千八百余支，机枪七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有四千人没有枪，又留下韦拔群、陈洪涛等一个师一百多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当时就靠这支红七军去打柳州、桂林的经历，我们在前十九、二十两章都表述了，按照立三的进攻路线东进，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损失。最后不得不缩编成两个团，三千多人。
军史载：“2月1日，红七军转移当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在棉花坛会见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时，了解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已经停止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
中央的直接指示信还没有送达！
此后，红七军又几经转折，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归红一方面军建制。
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1931年4月，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的正常工作基本上停止了……
蒋介石到南昌布置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执意去见一个和他相好的妓女。
一夜风流的代价是毁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敌人逮捕，被捕的第三天就叛变了，旋即被杀。从此，在上海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很长时间不能相互来往，更别说是领导全党工作了……(柳建伟 著《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第97至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