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围剿”的全面获胜，是红一方面军在赣南闽西革命根军地所获得的又一次诱敌深入的歼灭战，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朱德统领双军团，以巧设阵围歼敌军、横扫五路重兵“围剿”的一次运动战。这场大胜，不仅奠定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军事路线的基石，印证了毛泽东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由游击战逐步向运动战转变战略战术的英明正确，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的地位由区区“匪患”和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杂牌军，变成了可以打败由国民党政府统领的具有海陆空正规军的钢铁洪流。这股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荡涤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极大震动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四分五裂的中华民国的上上下下，也震惊了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亚东方版图上激荡翻滚的国际社会。
1.毛泽东智高无比，统帅地位系军心
第五次大胜为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国民党军遭此连败，竟无组织一次反扑，实在太丟“常胜将军”何应钦的人。可惜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何应钦在短时间内卷土重来了。5月28日，汪精卫被（在）广西军阀的拥戴下就任广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又一次和蒋介石撕破了脸。受此影响，北方冯玉祥、阎锡山之旧部也有明显异动。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武胆，被召回南京主持大局。
这正是红一方面军求得发展的天赐良机。6月2日，临时总前委作出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新发展和中央苏区周围的敌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力时机，转入攻势作战。
汪精卫也称王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扯出一面有形的旗帜呢？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理由似乎更充足了，毛泽东也不便再坚持己见。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发布通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8月1日改为11月7日苏联革命胜利纪念日举行，要求各地代表在10月15日前选举完毕。
上上下都忙碌起来了，为建立一个红色国家而希冀而忙碌。
这次战役之后，虽然说在从上到下都没有做全面的总结，但因为大战之前和同敌人交战过程中，从战略战术到每一战斗步骤和阶段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讨论，并且在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使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都活生生地呈现在红军指战员的面前，胜利的果实也完全握在广大军民的手中，因而成为中共武装斗争毋庸置疑、不可否认的法宝，印在了红一方面军各级指战员的心中。尤其是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林彪等高级军事指挥员，对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都是心悦诚服的。
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在日后曾说：“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对此运用的最熟练。”
在之后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的军长黄公略曾当大家的面说：“不管你咋安排，我都投你一票。”
对其他指战员的影响也是相当入心入脑、极其深远的。比如说红四军军长林彪，他打仗的特点是善于打歼灭战，而且敌我双方的力量估算可以精细到一个排。无疑，他在这次战役当中，也是直接领略到了“仍要坚持原定计划，即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总之，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领略到了“牛角尖”被钻透的奥妙！
毛泽东明确指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心工作是解决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问题，如发展的路线，发展的区域、工作的布置、扩大红军、办红军学校、筹款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 柳建伟 著《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第95至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