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再破“围剿”
就在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获得反第一次“围剿”全胜的时候，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发生了一系列变故。主要是因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不仅在三中全会上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中共领导人予以纠正；当然也被当时李立三手下宣传部的王明（陈绍宇），因一封写给苏联共产国际的诬告信，使得共产国际派东方部副部长原东方大学校长米夫来中共中央，指手画脚地乱踢乱打一阵。他于12月10日以东方部部长的身份出现在上海：先是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然后根据他的提议，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接着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拟出了一份要在四中全会通过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以“太上皇”身份左右了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召开的四中全会；让李立三和瞿秋白“滚蛋”了，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也被踢出了中央委员，通过了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九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只是之外七名候补政治局委员的倒数第二名；之后还开除了罗章龙的党籍。
王明此时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却因有米夫这样一个后台，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的新领袖，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只是个名份上的总书记。
1931年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宣布成立，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了以毛泽东委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了中共苏区中央革命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取消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至此，项英当上了中央苏区党政军的一把手，可是，中共中央“三人团”的到来，项英又因为是三中全会苏区的代表，也同周恩来一起被打了“屁股”，从权力巅峰跌落下来。正当中共中央上层领导因米夫的到来发生一系列变化的时候，蒋介石限令“剿共”各军两个月内将湘赣红军肃清，并为再进剿提出召集流亡、实行连坐法、扶植自卫力量、实行推进四条办法，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湘赣鄂闽四省剿共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
2月10日，何应钦就任南昌行营主任，布置对中共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二次“围剿”敌增倍，统帅胸有百万兵
1931年2月17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就在这个国人最为讲究人人都要着装礼拜、送祝福的日子，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了“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几天后，毛泽东得知何应钦这次调集了二十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准备进攻苏区，不禁诗兴大发，补写了《渔家傲》的下半阙：
“二十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半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山下红旗乱。”
从这可以看出，作为苏区军事统帅的毛泽东，对即将再次迎战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不仅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更是具有调动整个苏区军民的巨大潜能，来应对强大敌人的战略眼光和对策。
就在国民党积极调兵遣将的过程中，上海的中共中央3月2日给中央苏区的指示信中，出现这样的话：“若遇情况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军、师、团）的撤退，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超过红军五六倍强大军事力量的“围剿”，也是做出了最坏的打算，想保存来之不易的红军不至遭到重创。
当然，来到苏区的项英和“三人团”领导人，在军事上都还是表示完全依靠毛泽东和朱德两位军事统帅的。
毛泽东和朱德在小布等到二月底，不见何应钦在军事上有何举动，就带领红军主力东移，指挥整个苏区军民，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第60至64页》)
红四军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立即脱离与敌人的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作为四军政委的罗荣桓，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上。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政治工作的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召集了有驻地民众代表参加的誓师大会，动员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等等，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了。
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的性格古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关系都不大好，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有了罗荣桓这个好政委，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一时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到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黄瑶著《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69页)
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响之前，我被任命为特务营政委，那时，我们的部队（红四军）隐蔽集结于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离敌人只有四十里。由于敌人的封锁，我军无油无盐，粮食短缺，罗政委就带着我们利用练兵间隙找野笋、野菜，来充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与他一块儿带着松明火把，在水田里为捉泥鳅、抓青蛙的战士们照明。他对我讲：“咱们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平时就要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培养同志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一旦上了战场，领导干部就要鼓舞士气，身先士卒，起到表率的作用。这样才能显示出政治工作的威力。”
五月中旬，趁着敌人离开富田，向我东固开进，占领白云山九层岭的时候，我军出敌不意突然向立足未稳之敌发起攻击，将敌一个旅歼灭，然后乘胜追击，向工事坚固的富田猛攻。我们特务营在这次战斗中又参加了主攻方向的战斗，激战一昼夜，攻下了富田，接着又攻下了广昌县城。十五天内，红军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二次“围剿”。我们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得到了锻炼。在罗荣桓同志的指引下，我们也取得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可贵经验。
……
也是在这个时候，四军部队上也出现了到处抓“AB团”的现象，搞得人人自危。有人怀疑兴国县入伍的全是“AB团”，乱抓乱杀，许多与我在家乡一块入伍和被我们带出来的好同志、好战友硬是给杀掉了。我是兴国人，当时也就在个别人的怀疑之列。罗政委对这些无端的怀疑非常气愤，他说：“萧华从小就在兴国闹革命，到红四军工作后，也工作得不错嘛，又经过战争的考验，凭什么对他怀疑呢？！”就这样，我被保护了。还有其他一些无辜的被押官兵，也被他千方百计地营救出来。在那样恐怖的日子里，罗荣桓同志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这样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萧华著《艰苦岁月》第66至68页）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到达宁都青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在讨论中央的指示信中，对是留在江西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三人团与毛泽东诱敌深入独树一帜的谋略很不一致，争论得很激烈。
这个时候，何应钦下达分四路向中央苏区推进的大局已定：第十九路军由兴国攻向龙冈、宁都；第五路军由吉安、永丰攻向东固、潭头；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攻向大竹、洛口；第六路军由南丰、康都攻向广昌。此次“围剿”，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稳扎稳打的策略，一天只前进五里、十里、二十里，再进一步，必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再大部队向前推进，每占一地，马上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驻剿。在政治上，每占一地，即召集地主豪绅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性宣传。在经济上除在外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涣恐慌。
面对何应钦的这种新打法，在此危难关头，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首先按部就班地传达中共六届四次全会精神，把迫在眉睫的战事撇在了一边。
毛泽东、朱德耐着性子听了两天，议题才转到军事上。读了中央的指示信，然后讨论是留在江西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再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二十万比三万五，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倒是没人主张硬拼硬打。可这仗怎么打？按中央的指示信办，到湘南？到粤桂北？到贵州东南？也有说到四川的。六大时斯大林讲过，四川西部有成都平原，东部有大山，可进可退，堪称理想的根据地。说来说去，不外以上海、莫斯科的声音为基调。
又是毛泽东独树一帜。他说，湘、粤、桂、赣四省，唯赣军实力最弱，因此我们才有今天这块根据地。应当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军民团结取胜。
在如何用兵和应对上，争论更加激烈。针对“何应钦四路推进不同于张辉瓒孤军深入，我应分兵御敌而不再集中兵力”的意见，毛泽东说，和敌人扭在一起，则必败无疑。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被批驳为“经验主义”。还没尝试过，怎能未卜先知呢！”
面对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主观臆断的压力，总司令朱德首先站出来表示，他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中央局听听方面军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很必要。他再次强调，红军在苏区作战，一有人民支持，二有熟悉的地形。这两大优势加上集中兵力，才可能打胜仗。
苏区中央局同意朱德的意见，继续在清塘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方针问题。与会者除有原方面军前委委员，还把各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扩大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