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左倾”冒动剑高悬，深谋大略终不变
这天晚上，随一军团抵达清江的毛泽东，得到了一个确凿的消息：蒋介石在山东、河南大败冯玉祥和阎锡山，中原大战蒋介石获胜已成定局，蒋介石一些精锐部队已沿京汉铁路南下，目标很可能是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敏锐意识到，蒋介石大胜后，红军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选择中心城市去打了。
毛泽东敲开朱德的房门，以勿用商量的口吻说：“形势危急，高安不能打了。如今，两个军团相距太远，我意一军团迅速北上靠近三军团，以应不测。”
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一方面军到达新余县罗坊。毛泽东当天就主持召开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讨论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当时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只是在会议的决议里，仍保留着“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下，继续吉安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做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历史在这一天出现了惊人的巧合。恰在这一天，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出了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
作为党中央在这一时刻，对时局的估量和当前主要作战目标的确定，与毛泽东的策略呈现了惊人的一致。只是因为当时因为地域的不同和通讯联络的缓慢，当时还不能得到这一致决断的相互了解。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质性问题的认识总是超前一步，高人一筹，可当时毛泽东在当时党内的排名总是在第十位左右。八七会议后，他当选过政治局候补委员。过了半年，因没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去攻打长沙，被开除政治局。六大，只当选了中央委员。
如果不是毛泽东三番五次对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方针提出疑问，并在行动中加以修正，红一方面军极有可能已经处于非常被动或不利的境地了。中央的指示信或也找不到收信人了。
正如另一位历史伟人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发自肺腑的公正客观的评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同志绝非偶然，而是经历了长期实践和复杂斗争的抉择过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足十岁、处在幼年时期。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认识，到此时来说还只是个开始阶段。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眼前的危局，在指示信中指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日后成为伟人的周恩来，当时位居中共中央决策层，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几份报告里，不会不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不同反响。可惜这次提拔令也与指示信一起姗姗来迟，难免会给人以“马后炮”的感觉。
10月30日以后，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对农村各阶层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全力投入军事领导工作。(《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第42至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