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党指挥枪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助蒋，戏剧性降下了帷幕。冯玉祥兵败出洋，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以后断断续续再兼军职，与往昔的辉煌已不可作同日语；阎锡山兵败后逃到大连过起了寓公生活，直到两年后在蒋介石的应允下再掌兵权。可以想见，国内稍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都在一次次的较量后向药俯首称臣了。
可是，不行，还有红军！放眼华夏大地，蒋介石觉得可称心腹之患的，只剩下共产党和他领导的红军了……
红军发展的速度和战斗力，也让蒋介石感到了压力。攻占长沙只用了三天，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侯，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同时，蒋介石又沒太把红军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以红军现在的实力，惊动他御驾亲征实在是小题大作，有那么点杀鸡动用牛刀的可笑。
10月28日，蒋介石签署了一项命令，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节制赣境现有的和将要到达的所有部队，准备围剿朱、毛红军。
鲁涤平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于蒋介石，这是一个邀功争宠的机会；于他自已，这是一次报仇雪恨的机会；于一个统兵的将领，这又是一个立可传世之威名的机会。鲁涤平沒有理由再作壁上观了。11月2日，鲁涤平把已到江西境内的七个师二十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定五天内集结于袁水两岸，准备一举把红一方面军聚歼于清江和分宜地区。
1.统领红一方面军，党的领导融贯穿
在红四军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之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包括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前敌委员会和军师团的政治委员制，把支部建在连上，坚持政治建军和部队的政治工作，执行三大任务和八项注意，从而建设一支以广大民众为主体、为人民群众求解放英勇奋斗的红军队伍，已成为这支不断壮大的红军指战员的共识。尤其是在吉安渼陂召开的二七会议和建立红一方面军之后，不断加强党对红军以至地方政权和武装部队的领导，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强化当中。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的发展阶段，不仅处于秘密工作的中央领导机关还受共产国际相关组织领导的约束，还因为某些脱离革命苏区实际的错误路线的领导和指挥，致使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统领，在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走一条符合实际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相互矛盾和不一致的问题和障碍。尤其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加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的危机关头，如何融合、贯穿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正严峻地考验着各级党的领袖和广大指战员。
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已经落幕一周多，李立三正在上海接受批评并做自我批评。不过，在红三军退出长沙前，他仍被宣布担任湖南省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毛泽东、朱德、曾山等五十三人执行委员组成；本地人曾山为主席。
在省政府公布的告示中，唱的仍然是李立三定的调子。
尽管毛泽东内心里深知攻打中心城市是进了一条死胡同，但他身不由己，还得去走。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吉安签发了红一军团移师北向的命令，规定红一军团向袁水流域推进。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末尾，对即将进行的行动做了不被挑剔、看似保持一致的语句，他在报告中说：红一军团于10月18日可抵清江与红三军团的红五、红八军汇合，尔后“即行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里将有大规模的决战。”
10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率一军团进抵峡江，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总前委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对时局的估量和行动问题、土地问题。
三天前毛泽东曾报告说，立即发起抢占南浔线的作战，而在这次一军团的前委会议上谈论时局问题时他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继续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会联合起来进攻革命。”
这种高瞻远瞩的分析，在当时可以说是独具慧眼。李立三倡导的冒险，就是以军阀混战没完没了这一判断为前提的。
李立三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周恩来前往苏联汇报工作之际，头脑发胀，急功近利，以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暂时负责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发起了一拨组织整个红军急于攻打中心城市，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的高潮。他没有看透国民党内部几大军阀联合起来进行的反蒋战争或者说是对独裁的讨伐，只是新军阀之间为各自的统治权力进行的相互缠斗，他们一旦争斗的差不多了或者发现中共红色区域做强做大了，就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中共这一心头之患。
而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前委书记、总政委的毛泽东，却十分冷静地看清了这一本质的不同和斗争发展趋势。
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毛泽东又指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面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从他这番话我们不难看出，“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和人民战争的理论雏形”。但毛泽东在这次总前委会上，仍然是曲高和寡。《毛泽东年谱》载：10月19日，鉴于部分军团、军的领导坚持要进攻南昌，同朱德在峡江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先歼高安敌旅，占领高安。部署红三军团于24日占领高安城，红一军团第四军协助歼敌。
这也说明了作为红一军团的行动，终究要服从中央的指令。何况，在总前委召开会议的途中，湘东特委的特派员也赶到了峡江，再次重申了中央要红一方面军攻打南昌的指示。
让后来人咀嚼不尽的是，就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开会的同一时间，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译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这次会上正式得到以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肯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 柳建伟 著《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第37至38页)
毛泽东此时作为红一方面军的统领，手中是握有一定兵权的。在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的统领包括农民起义军领袖，都是具有绝对的权威一人说了算的。可此刻的这个兵权又被毛泽东自己定下的“党指挥枪”的铁律约束着。尽管他认为自己做出的判断和主张是正确的，可伟人毛泽东作为六大当选的中央委员，还是要在历史的选择中用党的组织原则来约束和证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