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占领吉安又扩红，梁家父子同参军
红一军团进入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部队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的守军见周围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吉安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
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色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了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毛泽东传》第236页）
吉安县城作为江西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要战略枢纽，自从一年之前开始被围攻了八次都没有被拿下，为什么这次一方面军的围攻这样轻松，而又让守城敌人跑掉了呢？这里面还有一段关于林彪提前邀功逞强的故事：
本来是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签发的“于4日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可在3日夜，红四军在第三军尚未到攻击出发位置，第十二军距攻击位置尚有一天的情况下，即向吉安之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到后半夜，四军一部攻入城中，遭敌顽强反击后被迫撤出。
林彪没有抢到头功，反倒引起敌人的恐慌，被敌人识破了红一军团围占吉安的战略意图，故于4日晚在红军发起总攻之前弃城沿赣江逃出。
10月5日，毛泽东、朱德骑红白两匹骏马入城。此役没经过多少激烈战斗，俘敌两百余，缴获了大批物资和弹药。
红四军军长林彪在均布等待一天，不见毛泽东和朱德的任何批评，有点坐不住了。在林彪看来，以四军的实力可以一攻而下，当他发现命令中没要求总攻之前不准攻击后，遂下决心吞下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可没想到这快进到嘴边的肉又被吐了出来。林彪越不见责就越是不安，就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毛泽东的住所。
毛泽东正在灯下翻阅缴获的各种国民党军政文件资料，一见林彪来访，马上起身招呼，又让贺子珍端上一盘蜜桔。
林彪剥了两瓣桔子吞下，吱吱唔唔说道：“这次打吉安，四军没有打好，让敌人溜了两千多。”然后低着头等着挨训。
毛泽东却没有苛责林彪，只对他说，“想抢头功没错；发现军团命令中没有规定不许提前打而独断专行，显见大将风度；攻城失利后能审时度势迅速撤出，不计一时得失，善于用心打仗也十分难得。”
“中国如今需要远大的理想，更需要坚定的行动者，而不是幻想家。”毛泽东说：“你当团长是我提议的，当军长也是我提议的，希望没看错你。”
林彪诺诺应着。
毛泽东突然问道：“你认为攻下南昌有几分把握？”
林彪思索片刻说：“有三分吧。”
毛泽东大手一挥，“一分也没有。就是攻下了，能守住吗？不过，将来我们不仅能攻下它，而且能永远守住它。”（《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第36页）
……进城后，罗荣桓负责城市群众工作。他命令部队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派出许多检查组检查群众纪律。在吉安的大街小巷，佩戴了印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五角星的红袖章的红军战士，随处可见，他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了吉安各界群众的好评。
在吉安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队，相应改为师、团、连、排、班，团直接指挥连，不设营一级。
十月六日是中秋节，部队休息，发了月饼、会了餐。
七日，罗荣桓等率部到吉安中山广场出席了赣西各县十余万军民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57页）
罗政委是位扶持培养干部的有心人，因为他自己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在第一军第一师担任过连、营党代表，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政治干部熟悉基层、了解战士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也有意给我(萧华)以下基层锻炼的机会。打下吉安以后，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加入了红军，红四军组建了四个连建制的特务营。罗政委特地要我兼任第三连政治委员。这个连近百名战士，只有七条枪，其余尽是明晃晃的梭镖。后来有一次在刁坑与敌人遭遇，特务营参加了突击战斗。我军打垮了敌人两个团。于是我们换掉了梭镖，全都背上了步枪，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这期间，罗荣桓对我们的工作抓得很细致，经常指导我怎样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怎样调查研究，怎样与比我年长的连长搞好团结，协同工作……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我们特务营参加了活捉张辉瓒的龙冈战役，嗣后又乘胜向东追击，参加了歼灭谭道源半个师的东韶战斗。由于我们连在平时特别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所以上了战场，全连士气高昂，猛虎一样地冲锋陷阵，深受罗政委的称赞。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萧华著《艰苦岁月》第65页）
……
以吉安为中心的赣江两岸革命局面顿时改观，大大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赣西南特委的领导和号召下，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当红军的热情十分高涨。在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中，我(梁必业)和父亲(梁兴教)分别在党支部和团支部会上，不约而同报名参加红军。在一次党团员联席会议上，我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
我和父亲被批准参加红军后，回到家里高兴地向母亲述说了此事。她竟没有一点犹豫，表示赞同。她对于丈夫和儿子去吉安当红军，就像革命中支持我们参加各项活动一样态度积极。
临行前一天，她让人把出嫁到小水口的姐姐梁润英叫回，做了一顿饭，为父亲和我饯行。期间，母亲没有说多少惜别的话，却总是为我们祝福，祝我们一路平安。离村时，一家人把我们送到坡头街义仓阁……
我和父亲离开家乡、离开家人、一起奔赴吉安城，同行的还有邻居梁仁芥。我们三人先在中共赣西南特委转了党团介绍信，然后到住在天主教堂的红四军政治部报到，宣传科长吴弼、科员张雄接待了我们。
父亲分配在红四军特务营第一连当师爷（相当于现在的文书），当时营部的书记官是潘振武。
当时我作为共青团干部只有十四岁。我和梁仁芥被分配在红四军政委办公厅政治队当学员，从此开始了人民军队的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梁必业将军自述》第6页）
十月十七日傍晚，总前委在峡江一家商店的店堂里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参谋长朱云清、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一军团四军军长林彪、四军政委罗荣桓，三军军长黄公略、三军政委蔡会文；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滕代远，五军军长邓萍、五军政委张纯清，八军军长何长工、八军政委袁国平；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即省委）曾山、曾丙春、李文林等。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他说：红军打长沙前，敌人曾嘲笑我们是小丑跳梁，谁知“小丑”真的抄了他们的老巢，打进了长沙，几乎生擒何健老贼。这一来，敌人感到红军力量不可小视了，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对付革命。蒋、冯、阎大战告一段落后，蒋介石已将罗霖、毛炳文、公秉藩、张辉瓒、邓英、谭道源等六个师调到南昌，目前正向樟树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以卵击石，再去打南昌……
朱德、周以栗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三军团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他们一来仍然受到立三路线打大城市思想的影响，二来不愿意离开湘赣边界这一、三军团成长之地……
会议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第八军军长何长工回忆道：会议一直争论到下半夜才休息一下。这时三军团的同志碰了一下头。我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不同意，势必一、三军团要一个河东，一个河西，就不能集中拳头砸向敌人……彭德怀同志感到若再这样坚持下去，一、三军团就要分处赣江东西，难以集中力量对付敌人，故放弃了原来的意见……
为了继续做好袁国平等的思想工作并准备渡江，一军团又向在袁水流域开展工作的三军团靠拢。十月下旬，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进驻新余县黄土街、罗坊地区。这时，传来了蒋介石调集十万人马向红军逼近的消息。总前委在罗坊以南的陈家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当务之急是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打南昌的问题自然放到了一边。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红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方针，即首先进行战略退却，以分散和疲惫敌人，然后，在根据地内选择有利的地形和时机，消灭敌人的一路，再转入反攻。
军队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周以栗以及江西行委的曾山、陈正人等同志都支持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但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等却主张前进到白区（包括南昌、九江）去打，反对退却，说退却会丧失土地，危害人民，影响不好。毛泽东条分缕析、权衡利弊、再三对他们进行耐心说服。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两个军团随即先后渡过赣江。后来，从第一次反“围剿”到开始长征的各次战斗，都是在东至福建、西至赣江、北至抚州、南抵赣粤边界这一广大地区内进行的。（《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59至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