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涧幽草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某个春日，暮色正从天边一寸一寸漫上来。诗人韦应物独自行走在滁州城西的郊野小径上，涧水淙淙，幽草萋萋，黄鹂在林木深处婉转啼鸣。一霎时，春潮挟着细雨汹涌而至，野渡空空，唯有扁舟在浪涌中横斜自若。那一刻，天地万籁仿佛都凝入了他提笔的刹那——二十八个字，竟将整个春天安放在了一座小城的西涧之畔。
一千二百多年后，那些字句依然水润墨鲜，恍若昨夜才写就。
韦应物在滁州度过了整整三年刺史生涯。他被免去官职后，因家徒四壁竟无力还乡，只得在西涧附近赁屋住了半年，静待新的任命。他写“昨日罢符竹，家贫遂流连”，又说“寝扉临碧涧，晨起澹忘情”——那间面朝涧水的小屋，晨起时可见薄雾从水面升腾，鸟鸣声从对岸的树影间漏过来。他曾写信给外甥卢陟，邀他来同住：“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寥寥十字，道尽一个失意文人最后的体面与从容。
那份淡泊，至今还在西涧的水波间荡漾。
醉翁亭记
滁州的诗意，不只在西涧的幽草，更在琅琊山的林壑之间。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背负“朋党”之名，被排挤出朝，贬知滁州。那一年他三十九岁，盛年而折，从京城的清要之职骤然跌入江淮之间这座不起眼的小城。他常常独自登山，在松风与溪声之间寻找一丝慰藉。到任第二年，山僧智仙在琅琊山麓建了一座小亭，欧阳修常与宾客来此饮酒赋诗，自号“醉翁”，遂以“醉翁亭”名之，并挥毫作下那篇千古绝唱。
“环滁皆山也。”起笔五个字，干净得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接着，西南诸峰、琅琊山、酿泉、醉翁亭，层层推近，如展画卷。他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全文贯穿着一个“乐”字——山水之乐、宴游之乐、禽鸟之乐、与民同乐。
那二十一个“也”字和二十五个“而”字，读来一唱三叹，余韵悠悠。但细细咀嚼，这“乐”字底下，却埋着深深的无奈。
清代学者评此文“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那些句子的背后，迁谪的悲感如暗流涌动，在欢宴的喧嚣之下，是一个盛年文人对命运的无言叩问。
醉翁亭落成不久，欧阳修又在丰山下发现了一处幽谷泉。相传盛夏一个午后，他邀友人家中闲谈，吩咐仆人去酿泉汲水烹茶。仆人在归途中跌倒，泉水倾洒，只得就近从丰山下汲幽谷泉水代之。欧阳修一品，竟觉甘冽胜过酿泉，由此发现了这眼清泉。他在泉畔建起丰乐亭，作《丰乐亭记》，又题诗三首《丰乐亭游春》，其一曰：“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他还写过一组《琅琊山六题》，其中《琅琊溪》最为动人：“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积雪消融，溪水上涨，游人踏着古木搭成的便桥过溪。不知溪水源自何处，只见落花逐水而出。那“但见流出山中花”的意境，虚实相生，含蓄隽永，是宋诗理趣的典范——一溪落花，便是一个春天在无言地流淌。
欧阳修在滁州三年，与山水为伴，与百姓同乐。
后人将他与韦应物、南唐名臣韩熙载并祀于醉翁亭后的“三贤堂”。滁州百姓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有一位副手杜彬，善弹琵琶，性情耿介。一次酒席上，欧阳修请他弹奏助兴，杜彬竟断然拒绝。可后来，杜彬却专门置酒请欧阳修到自己家中，抱出琵琶一曲接一曲地弹奏，从日头偏西直弹到暮色四合。欧阳修大为感动，多年之后还写诗怀念这位身怀绝艺、性情傲岸的友人。那些琵琶声，曾与酿泉的流水一同响彻琅琊山的夜晚。
奠枕楼上
欧阳修之后三十余年，另一位大词人来到滁州。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三十二岁的辛弃疾由临安调任滁州知州。滁州是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冲，连年遭金兵侵扰，人烟冷落，满目荒凉。到任后，辛弃疾雷厉风行——减免赋税，招抚流亡，恢复商业，组织民兵。短短半年，滁州便面貌一新，物阜民丰。他在城西建了一座奠枕楼，取“天下太平、安居高卧”之意，与民同乐。
楼成之日，他登楼远眺，写下《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他看见的是东南的祥瑞之气，心里念的却是西北沦陷的大好河山。一个武将出身的词人，即便身在滁州小城，胸中依然装着整个天下。那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他兴致勃勃地登上琅琊山，在无梁殿西的清风亭后留下摩崖石刻，记载游山的时间与同游者的姓名。雪覆千山，足印一行，那份愉悦的心情，既来自滁州的政绩，更来自对北伐前景的期盼。
一年后，他离任而去。但奠枕楼和那方风雪中的石刻，永远留在了滁州。
诗意不绝
今天的滁州，诗意仍在流淌。
琅琊山上，醉翁亭依然翼然临于泉上。
亭后二贤堂里，祀着王禹偁与欧阳修两位名宦。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贬知滁州，写下《琅琊山》诗，留下“流名自东晋，积翠满南谯”的句子——这是历史上第一首描写琅琊山的诗，可谓开山之作。
曾巩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来滁州拜见恩师欧阳修，写下《奉和滁州九咏》，其中《琅琊溪》诗云：“野草山花夹乱流，桥边旌旆影悠悠。”梅尧臣虽未亲至滁州，却通过读欧阳修的诗文，写下《寄题滁州醉翁亭》，被时人赞为“欧公之文得梅拟而愈重”。
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哲学家王阳明任职南京太仆寺少卿，治所在滁州。他在此停留半年，留下三十六首诗，且常与门人遨游于琅琊山、酿泉之间。月夜龙潭边，数百人环坐听讲，歌声振山谷，灯火映水波。那份讲学的盛况，至今仍在史册里隐隐回响。
来安五湖山，明末判官尹梦璧留下《五湖环秀》诗：“绿杨芳草带平湖，绕岸青山总画图。”元人萨都剌路过滁州，写下“相逢桥上无非客，行尽江南都是诗”——这两句，后来成了滁州最精准的注脚。
从唐代韦应物到宋代欧阳修、辛弃疾，从明代的王阳明到清代的众多诗人，滁州的诗意层层积淀，汇成一条流淌千年的文脉。韦应物在这里写“春潮带雨晚来急”的淡泊，欧阳修在这里吟“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超然，辛弃疾在这里抒“西北神州”的壮志。他们的诗句，早已融入琅琊山的林壑，渗入酿泉的水波，刻进奠枕楼的檐角，成为这座山水名郡永恒的魂魄。
站在醉翁亭前，看酿泉潺潺流过。想起欧阳修那首诗：“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他当年看见的，和今天并无二致——水还是那样清澈，山还是那样青翠，松风还是那样吹拂了千年。
游人来来往往，在亭前拍照、吟诵、驻足。有孩子大声背诵《醉翁亭记》，有老者在廊下品茶闲谈，有情侣在石碑前合影。那“环滁皆山也”的句子，从北宋传到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传到更远的时光里去。
从韦应物的西涧，到欧阳修的醉翁亭，到辛弃疾的奠枕楼，再到王阳明的讲学地——滁州的诗意，从未断绝。它藏在涧边的幽草里，藏在酿泉的波光里，藏在琅琊的云雾里，藏在每一块被诗句浸润过的山石里，也藏在每一个来到滁州的人心里。
诗在，滁州就永远是那个滁州——一座被诗句浸润千年的城，一个让每一个过客都想驻足的地方。你只消站在西涧岸边，或是醉翁亭前，闭上眼睛，便可听见一千二百年前的春潮，正挟着细雨，拍打今天的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