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独行
我离开难忘的丁大寺村，农历正月的寒风呼啸，卷起的黄沙遮天盖日，天昏昏，地茫茫，在这沉寂的旷野上，不见行人，没有飞鸟，久病未愈、十分虚弱的我，孤身一人，挂着棍子，迈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蹒跚行进。
开始，我向东南方向黄河大堤附近旧范县、田堌堆一带走去， 30多华里走了一天，真是筋疲力尽。渴了就到老乡家找碗水喝，饿了就啃个干粮，走走歇歇，一坐下就起不来。
我强使自己挣扎着站起来，只觉得头昏眼花，但也得摇摇晃晃地继续上路。
这一天，到处探问，连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打听不出来。
天黑了，到哪里落脚呢？ 大村子不敢住，就找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开了一家老大爷的门，这位老大爷开始不敢收留我，好话说了不少，他看我不象坏人，而且是个半大孩子，才答应在他家地下铺点谷草过夜。
第二天，我告别了老大爷，顺着黄河大堤向东北方向走，心中又急又气。
到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队伍？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行行复行行，艰难的路程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腿软得直打颤，脚象灌了铅，一步挪不出四指。
这一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过走了十几里路，就再也走不动了，只好找个老乡家哀求落落脚。
第三天，依然是任何音讯都没打听到，晚上睡在一个村子外边的破庙里，又冷又累，狂风怒吼，吹得我心寒透骨凉，沙土落满了全身。
干粮吃完了，水也没有一口，上无铺下无盖，只好蜷缩在墙角里，任凭风沙吹打，冻得瑟瑟发抖，迷迷糊糊，也不知道什么时辰，猛然听到旷野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狼叫，那一声声恐怖凄厉的吼叫，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盘算，我抵击野狼的武器，只有随身拄着的棍子，可它也只有鸡蛋那么粗，遇到一条狼都难对付，要是一群狼那就没法打，这时，不由得想起了从前听人们议论过：狼是铜头铁尾麻杆腿，今便琢磨着怎样才能狠打狼腿。
一会儿又想到我这样总是找不到部队怎么办？ 遇到敌人怎么办？ 要不然就回泰西吧！ 回家治好了病再说！
又转念一想：这不行，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党和人民培育成长的革命干部，眼下的困难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又算得上什么！
我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能贪生怕死当逃兵。我想到入党誓言，想到为革命光荣献身的那些烈士，不由得为自已产生怕困难的卑劣念头感到羞愧。……
此刻，我思想豁然开朗，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决心爬也要爬回部队去。
我一夜未睡，天亮以后，离开破庙往前走，头格外昏沉，眼不断冒金花，身子特别疲软无力，坐下就起不来。
这一天，情况更坏，总共只走了七八里路。
就这样，我孤独、艰难地在黄河两岸流浪着……
独自流浪讨饭（当时年仅16岁）
已经是第七天了，身上带的干粮早已吃完，老村长送的钱也已用光。
肚子饿了，起初还强忍着，拉不下面子乞讨，怎奈肚子不争气，饿得头昏眼花，有气无力，连爬也不想爬了，怎么办？ 只有乞讨要饭吃。
有的大爷、大娘给个生红薯，有的给一口窝窝头，有的给半碗米汤。那真是十分狼狈啊！
病情也反复加重了，整天昏迷不醒……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走投无路，热泪直流。
七、八天没有洗过脸，头发足有3寸长，蓬头垢面，七分象鬼三分象人。
身上穿的长袍满是尘土，又脏又破，说是要饭的，连个碗也没有，只有一根打狗棍。
有的老大娘看我怪可怜，又不象讨饭的，就盘问我的来历，我就把编好的一套说给她们听：我在济南府学徒，家中老娘病重，回来探家，在路上遇到土匪，把东西抢光，断了盘缠，无奈何只好乞讨求帮，这样取得她们的同情，给我点残汤剩水。
我曾经通过一些村政府找地方干部，但处处碰壁。
那时敌人“扫荡”还没结束，情况非常混乱，地方干部也都分散隐蔽了，外来人根本找不着。
被抓遭打
已经是第八天了，真是精疲力尽，好歹走到一个叫孔那里的村子，可是村里却找不到老乡，我正在纳闷，突然背后来了两个穿便衣带枪的年青人，把我一下子抓住，押进一个院子。
我冷静地观察一下， 看不出是伪军还是八路军。不一会儿，从屋里出来两个人审问我：
“你从哪里来的？”
“从济南来。”
“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济南府学徒，家里老娘病重，回家看老娘……
“你家在哪里？”
“我家在范县城南丁大寺。”
“你叫什么名字？”
“蒋玉生。”
“你爸叫什么？”
“蒋士玉。”
“你怎么这个熊样？”
“我在路上遇到坏人，把我的东西和钱全抢走了，还把我打个半死，如今我什么也没有了，又有病，只好讨饭回家。”
“你小子一定是鬼子派来的探子，你老实说是不是汉奸？”
“老总，你看我哪象汉奸，谁要我这样的汉奸？”
“混蛋！你别装蒜，别不老实。
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不会说实话。”
说着说着，他俩就对我动了武，拳打脚踢折腾起来，打得我鼻子、口里流血，又把我用绳子捆起来，吊到院子一棵树上，我一下子昏了过去。
我醒过来后，心里直嘀咕：这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要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不会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问青红皂白就连捆带吊逼人承认是汉奸；要说是伪军，不会一口咬定我是鬼子的探子，是汉奸。
反正不管你再怎么问，我没弄清楚是什么人之前不能再改口，无论再怎么折腾也不承认是鬼子派来的探子。
审问我的那个高个子对另一个说：“把这小子先押起来，以后再问。”
这样又把我押到一间土屋子里，里边已经关着5个人。
他们锁上门后，外边有人站岗，不许我们说话。
天快黑了，进来一个人发给我们一人一个高粱窝窝头，提来一瓦罐水。
饿了一天，浑身骨头疼，头象炸裂一样，啃着那又硬又涩的窝窝头，就一口凉水强咽下去。
我在一个墙角坐了一晚，绳子捆得紧紧的，浑身酸痛难忍，心乱如麻，又气又急。
第二天，押我出去审问，这次换了人，象个当官的，还是问那一套，不过这次没再打我。
我央告他们放了我好赶快回家，他们不肯；我要求见长官，他们又不许；我问他们是哪一部分， 他们也不告诉，真是无可奈何。
差点被杀
当天黄昏后，他们把我们6个人用绳子栓在一起，押着到了村外一个场院，不准我们东张西望，要我们低着头坐着。我正思付该怎么办？
突然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再仔细听听，－－－不错， 是他在说话，我惊喜异常，一下子上来精神，大声喊叫：“邹鲁风！邹鲁风！ 你快来，你过来！”
押解我的人打了我一枪托，不准我喊叫，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又继续大声呼喊。
这时，场院内集合者200多人都呆了，纷纷站起来看，这是什么人，敢大声喊叫专员的名字？
终于被救
一个警卫员向我跑过来，我一看是李迎瑞，是我在六支队2营工作时邹鲁风的警卫员，还是我介绍他入党的。
他跑过来一看是我，马上对邹鲁风喊道：“是孙干事绑在这里！”邹鲁风急忙跑过来，一边给我解绳子，一边扶我站起来。
我又是高兴，又因虚弱，一头昏倒在邹鲁风的怀里，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
这下可把捆绑我、打我、审问我的人吓坏了，原来他们是鲁西第二专员公署公安队，邹鲁风亲自来为我松绑，他们知道是闯大祸了，于是在我身边连连道歉、赔礼。
队伍集合好了要出发，我不能走路，邹鲁风让我骑着他的马，要李迎瑞照扶我。
邹鲁风边走边告诉我：敌人“扫荡”还未结束时，军区政治部就派侦察员到我隐蔽的丁大寺村去接我，但扑了个空，听说一个人离开了，不知我的下落。
军区首长很着急，就发了电报给泰西军分区李冠元政委叫人到我家找找，但我没有回家，就宣布我“失踪”下落不明，我父母急得要命，想到湖西来找我。
现在找到你了，我要马上向军区报告，这两天你就跟着我们吧。
过了一阵，接到邹鲁风报告，军区首长又发了电报转告我家，说我平安无事，要家里放心。
这些情况，使我对组织上的关怀感动不已！
流浪、乞讨的苦难日子整整10天，倍尝了忧虑、饥饿和恐惧，如今可算是熬过来了，我又回到革命大家庭了，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共同工作
真是巧合，4年以后我任冀鲁豫军分区特务营营长时，这个专署公安队编为第2连，捆打我的那个班长孔祥瑞已经当了排长，那个战士刘长江当了我的警卫员。
提到此事，他们便很不好意思，一次再次向我作检讨，赔礼道歉，承认那时年青幼稚，头脑简单，出于对鬼子、汉奸的刻骨仇恨，认为我是从济南来的保准是汉奸无疑，所以感情用事乱来。
他们还告诉我，幸亏那天遇到邹鲁风，不然当天晚上就要把我们6个人当作汉奸杀掉。我那么一叫，不仅自己没被糊里糊涂地杀了，连那5个所谓汉奸嫌疑犯也幸免一死。
当时，存在一种乱捕乱杀的违法乱纪行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一个连长、指导员都可以随便乱杀人，所以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捕乱杀，才算纠正了这种错误。
我对他们当然是坦诚相待，和他们谈心，解除他们的思想疙瘩，让他们放下包袱，不过要作为深刻教训来记取，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孔祥瑞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学习努力，作战勇敢，遵守纪律，成为一个优秀干部，后来他当了连长，可惜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了。
刘长江进步也很快，解放战争开始时当排长，以后担任参谋，也成为一个军政双全的好干部。
医疗条件极差
我因病重未愈，身体极度虚弱，不能随军行动，需送医院治疗。
邹鲁风同志向鲁西军区报告了这个情况，并通知了卫生处，急送后方医院，邹鲁风派专署公安队1个班抬着我，走了30多里才找到后方医院2所。
说是后方医院，可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医院的样子，所有的医护人员都穿便衣，分散在几个黄河岸边的村子里，伤病员也不多。
所谓病房，是在靠黄河故道的岸边，挖成的一个一个的小土洞，洞顶用木板顶住以防沙子塌落，下边铺些谷草，门是用木板做成的活动门，里边只能放一个伤病员。
洞多半挖在大树附近，留个气眼好透气。伤病员睡在里边没人照料，白天不看病换药，晚上医护人员来，带一瓦罐子水和几块干粮，大小便都在洞内，其空气之稀薄和污浊是可想而知的。
比较轻的伤病员不往地洞里送，都随医护人员分散在老乡家里。
沿黄河两岸没有大的村庄，多为10多户、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非常荒凉而又贫苦，但却是我军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军区卫生处长李奕，原是运河支队卫生队长，我俩曾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通知了医院为我悉心治疗。
2所副所长秦因贵，也是我的战友（他当时在卫生队当看护长），我在住院期间，他尽心竭力照料我。
病情恶化
我被送到2所后，病情又急剧恶化，发高烧连续几天温度不降，什么东西也不能吃，喝口水也吐，肚子胀得象个洗脸盆扣在上边，敲一敲咚咚响象是打鼓，一天到晚昏迷不醒，说胡话，那时我们的军医技术不那么高明，判断不清我患什么病，药品又非常缺乏，真是束手无策。
医院报告了李奕，他亲自赶到2所和医生研究，既然西医没什么办法，药品也没有，只好请中医来看。
请了位中医，他说我是伤寒病，开了几副中药叫我吃吃看，如果有效就再来看，如果没有起色，也就别再找他了。
因为这个病传染，所以就把我抬进了地洞。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什么东西也不能吃，一天只能灌两碗中药苦水。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病情仍不见好转，医护人员也认为我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还没断气，所以他们还是每天来灌药。
死神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招手，而生命之火却燃烧不息，牢牢扶持着我顽强挣扎，就在这极度恶劣的环境中，在缺医少药，更没有什么营养品的条件下，病魔却没有夺去我的生命。
我排泄了又黑又臭的腹水，竟渐渐地有了知觉，开始苏醒过来，知道冷热，知道饥渴，我很吃力地睁开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一种巨大的恐怖袭上心头，以为我双目失明了，这可怎么办啊，我使劲睁睁眼，还是黑蒙蒙的一片，一点东西也看不见。
我失望极了，叫人又没人答应，心里一着慌，又昏了过去。不知过多久，突然听到有声响，睁开双眼也看到了一点光亮，这个高兴劲真没法形容，我真想大喊大叫，但没有一点力气。
天呀！我的耳朵听到声音了，我的眼睛看到光亮了，我有了知觉，死神没有夺去我的生命！
中医救命
谁知高兴了没多久，我的病又发生了严重反复，头象炸裂一样疼痛难忍，大小便失禁，而且大便是黑色的液体，腥臭异常，我又陷入神智不清的昏迷状态。
只好把我从地洞中抬出来，到10多里地以外另请一位老中医诊治，这位老大夫用药谨慎，先泄后补，居然奏效，把我又救活过来，而且逐渐好转。
这时敌人“扫荡”过去了，也就不用往地洞里送了。
军区政治部的战友们来看我，军区首长还批了一部分钱，要医院买鸡、买鸡蛋、挂面给我增加营养，体力逐渐得以恢复。
活过来了
这时已是1941年4月初，大地回春，杨柳青青，麦苗挺拔，长出了碧绿的麦穗，处处一片生机盎然。
我已经病了两个半月，两个多月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浑身又脏又臭，长满了虱子，头发又长又粘滚成了一个团，真是不象人样。
病慢慢好起来，天也开始逐渐变暖，医护人员给我彻底地进行了清洁卫生，剪去了头上的毛团，擦了澡，换上干净衣服，剪了指甲，浑身说不出来有多舒坦。
医护人员都非常高兴，认为我能起死回生，是意想不到的奇迹！
由于卧床时间太久，营养缺乏，身体板度虚弱，我刚下地时头昏眼化，天旋地转，没有一点力气，站都站不住，还是靠医护人员帮助，搀着我一步一颤地学走路，以后便是我自己锻炼，摔倒了爬起来，顽强地坚持学步。
经过半个多月的锻炼，到4月下旬我终于基本康复了。
“五一”前夕，林虎、张克信同志来接我出院。
从一月中旬患病的100多天里，我历经了九死一生的劫难，饱尝了孤独、凄苦和悲哀，经受了人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无数折磨，终于又回到了战斗的行列。
我回到直属政治处后，军区领导和战友们，对我热情关怀，给我许多鼓励安慰。
我将这一段的经历如实地向党支部作了报告，王辉球副主任、组织科长范阳春同志给我谈话，表扬了我对党忠诚、坚定勇敢、矢志不移，终于又回到战斗岗位，精神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