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为架空战争小说内容。文中涉及的伤亡、流离失所、医疗困境与人道援助均服务于虚构叙事，不构成现实事实陈述。
德黑兰的黄昏，天空的颜色变不了。
三月初的某个傍晚，这座城市本该有淡蓝与橙黄交织的天空。阿尔博兹山脉的轮廓会在落日里逐渐暗下去，街道两旁的树影会被拉得很长。
可战争开始后，那种颜色就很少出现了。
空袭扬起的粉尘终日悬在城市上空。
炼油厂燃烧后的黑烟顺着风向扩散，落日穿不过那层灰褐色的雾，只剩下一团没有边界的暗光。它压在城市上方，也压在每一条堵塞的道路、每一处临时安置点和每一顶仓促搭起的帐篷上。
德黑兰北部，一处临时安置点。
蓝色帐篷沿着空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围墙。帐篷之间留出的通道很窄，雨水和泥土混在一起，被来回走动的人踩得泥泞不堪。
法蒂玛蹲在帐篷入口，掰开一块已经发硬的干面包。
她把较软的一部分递给最小的孩子。
女孩接过去，小口咬着，没有说话。
法蒂玛有三个孩子。
四天前，她们还住在德黑兰城南的一栋公寓楼里。那栋楼不新，却足够让一家人安稳生活。窗台上摆着两盆薄荷，客厅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太阳和花朵。
空袭发生时，法蒂玛正在厨房烧水。
第一声爆炸很远。
第二声却近得让整栋楼晃了起来。
她抱起最小的孩子，拉着另外两个孩子往楼下跑。刚到楼梯口，第三声爆炸传来，整面外墙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撕开。
她家的那面墙没有了。
客厅、窗台、孩子们的画，还有那两盆薄荷，全都消失在烟尘里。
法蒂玛没有回头。
她带着孩子走了六个小时，沿着混乱的道路来到北部。一路上，汽车堵得动不了，人们拖着行李、抱着婴儿、牵着老人，往他们也不知道是否安全的方向走。
她到现在都不知道，原来那栋楼里还有多少邻居活着。
她也没有勇气回去问。
法蒂玛只是数百万流离失所者中的一个。
联合国难民署的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境内有数十万户家庭因持续冲突被迫离开家园。大多数人从德黑兰和其他主要城市逃往北部地区、农村地带，或者投靠还没有被战火吞没的亲属。
数字仍在不断增加。
可对法蒂玛而言，数字没有意义。
她只知道领水的队伍越来越长。
帐篷里的夜越来越冷。
孩子们每天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她从来没有回答。
因为她不知道。
三月七日，德黑兰北部炼油设施遭到空袭。
火焰从储罐上方升起，四处燃烧点同时冒出黑烟。城市上空被浓烟覆盖，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
政府发布警告，提醒市民可能出现有毒或酸性降雨，建议尽量减少外出。
可“待在室内”这句话，对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意义。
有些人的房子被炸毁。
有些人的街区断电。
有些人虽然仍有屋顶，却再也不敢睡在窗边。
同一天，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受损，二十多个村庄的供水受到影响。电网遭到破坏，德黑兰和多座主要城市开始轮流断电。
夜晚降临时，整片街区会突然暗下来。
人们站在没有灯的窗边，看见远处火光反而更加清晰。
文化遗产受损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古老的宫殿、清真寺周边建筑、历史街区的窗棂和石墙，在爆炸冲击中出现裂缝、坍塌或火灾痕迹。
至少数十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
对外界而言，那可能只是损失清单上的一行文字。
对住在附近的人而言，那是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建筑，是一座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法蒂玛不知道这些。
她只知道帐篷里没有电。
孩子晚上怕黑。
她只好把一盏电池灯放在毯子旁边，直到电池耗尽。
临时安置点只有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
他们负责几百个流离失所的家庭。
药品不够。
绷带不够。
干净的水不够。
退烧药也不够。
一天傍晚，一个小女孩在帐篷外高烧不退。她的母亲抱着她，沿着泥泞的路走了两公里，才找到医疗帐篷。
医生检查完孩子的喉咙，又摸了摸她的额头。
母亲紧张地问：
“她怎么样？”
医生沉默了一下。
“需要退烧药，也需要干净的水。”
“这里有药吗？”
医生看向身后的铁皮柜。
柜子里只剩几盒边缘已经卷起的过期药片。
他没有立刻回答。
母亲的眼睛红了。
“求求你。”
医生低下头，从自己的急救包里拿出最后一板药。
“先给她半片。”
“明天再来。”
可他知道，明天未必会有新的药送到。
伊朗的医疗系统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救援中心受损。
救援直升机无法起飞。
救护车和医疗车辆被毁或被迫停运。
制药、医疗和卫生设施接连遭到破坏。
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在袭击中死亡或受伤。
医院里，走廊开始摆满临时病床。
有些诊所关门。
有些基层医疗中心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急救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确认，针对伊朗医疗卫生系统的袭击还在增加。
与此同时，三月底的季节性洪水又袭击了部分省份。
洛雷斯坦、霍尔木兹、胡齐斯坦等地的道路受阻，救援物资运送更加困难。
战火还没有停。
洪水又来了。
对那些已经失去家园的人而言，灾难似乎没有间隔。
德黑兰另一处安置点。
一个男人坐在帐篷外，面前放着一块纸板。
纸板上用粉笔写着几行波斯语。
那是几个孩子的名字。
男人以前是英语老师。
他在城南的一所学校教书，教学生读莎士比亚，教他们写简单的英文信，也会在课后留下来，帮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补课。
三月中旬，学校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毁。
他的三个学生没有逃出来。
他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板上。
每天早上，他都会用衣角擦去落在上面的灰尘。
一个志愿者曾问他：
“你为什么不把纸板收起来？”
老师看着那几个名字。
“如果我收起来，他们就真的像没有来过一样。”
风从帐篷间穿过。
纸板轻轻晃动。
粉笔字在灰白色的阳光下，显得很淡。
可依然能看清。
伊朗境内，越来越多学校遭到破坏。
被毁的校舍、损坏的课桌、停课的孩子和失去教师的课堂，构成了战争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
人们会统计导弹、坦克、机场和港口。
却很少有人统计，一个孩子失去学校后，会失去多少原本可以拥有的未来。
黎巴嫩南部，提尔市海边。
这里原本是游客散步、渔船靠岸、孩子追着海浪奔跑的地方。
如今，沙滩上搭起了一排排帐篷。
白色、蓝色、灰色的帐篷沿海岸延伸，远处看去像一条临时缝在海边的布带。帐篷之间挂着晾晒的衣服，塑料水桶和空食品罐被摆在入口处。
海风从地中海吹来，带着咸味和冷意。
阿卜杜拉站在帐篷外，看着孩子们在沙地上玩石子。
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从边境村庄逃到这里已经三周。
他们的房子有红色屋顶。
院子里有一棵橄榄树。
每年秋天，阿卜杜拉都会带着孩子收橄榄。他们会把果子放进桶里，手上沾满苦涩的汁液，妻子则在院子里准备晚饭。
最小的儿子现在用树枝在沙滩上画房子。
红色的屋顶。
一扇大门。
一棵橄榄树。
阿卜杜拉蹲下身，问他：
“这是谁的家？”
孩子没有抬头。
“我们的。”
“你还记得院子吗？”
孩子点头。
“我记得。”
阿卜杜拉没有再问。
他怕孩子下一句会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去。
黎以冲突升级后，黎巴嫩南部和东部贝卡地区最先出现大规模逃离的现象。随后，流离失所的人群不断向贝鲁特和北部地区移动。
超过百万人离开家园。
这相当于黎巴嫩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部分人被安置进政府指定的避难所。
学校体育馆、公共建筑、废弃仓库和临时帐篷区都挤满了人。
更多的人没有被登记。
他们睡在公园里。
睡在海边。
睡在亲戚家的走廊。
睡在车里。
睡在还没有倒塌的半栋房屋中。
黎巴嫩卫生部门的死亡数字每天都在更新。
三月八日，死亡人数是数百人。
三月十七日，数字升至八百多人，其中包括上百名儿童。
三月二十日，死亡人数突破一千。
到三月二十七日，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二人，另有三千三百多人受伤。
数字不断向上变化。
每次更新，新闻屏幕上都会多出几个冷冰冰的字符。
可在临时避难所里，人们从不说“数字”。
他们说的是名字。
谁家的父亲没有回来。
谁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受了伤。
谁家的祖母还被困在南部。
谁家的房子已经不在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不断增加。
医护人员死亡和受伤。
医院被迫撤离。
基层医疗中心关闭。
救护车不能进入某些区域。
黎巴嫩政府军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
三月十七日，空袭造成三名黎巴嫩政府军士兵死亡，四人受伤。
他们并未参与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斗。
可战争从来不会区分谁站在哪一边。
一枚炸弹落下时，穿什么制服、住在哪个社区、是否参与过冲突，有时都无法改变结局。
提尔市临时医疗点外，一名护士正在给孩子包扎手臂。
孩子是在撤离途中被玻璃划伤的。
伤口不深，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已经开始发炎。
护士一边清洗伤口，一边安慰他。
“疼吗？”
孩子咬着牙摇头。
“勇敢。”
“我不是勇敢。”孩子小声说，“我只是害怕哭了，妈妈会更难过。”
护士的动作停了一下。
她看向不远处的母亲。
那名母亲背对着他们，正排在领水队伍里。
她的背很瘦。
肩上还挂着另一个孩子的外套。
护士低下头，继续包扎。
她已经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
她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完整睡觉是什么时候。
但她知道，明天还会有更多伤者。
更多发烧的孩子。
更多失去药物的老人。
更多不知道该去哪里的家庭。
三月十二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布最新估算。
自本轮中东局势升级以来，阿富汗、伊朗、黎巴嫩和巴基斯坦境内，已有超过四百一十万人流离失所。
约十一万七千人逃往其他国家寻求庇护。
这只是初步评估。
随着战事持续，数字很可能继续上升。
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保障人道援助通道畅通，并要求各国边境向寻求安全的人开放。
日内瓦，一名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官员面对记者，只说了一句话。
“我们正在目睹本世纪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之一。”
他说完后，没有继续解释。
因为数据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四百多万人。
无数帐篷。
无数条堵塞的道路。
无数个不敢点灯的夜晚。
无数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家的家庭。
德黑兰北部的安置点，夜晚又一次降临。
法蒂玛最小的孩子终于睡着了。
女孩的呼吸很轻，胸口微微起伏。
法蒂玛把她放在毯子上，用一件旧外套盖住身体。帐篷漏风，她只能把空水瓶塞在边缘，勉强挡住一部分冷风。
外面忽然传来飞机的轰鸣。
人们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去。
几秒后，远处传来爆炸。
帐篷布轻微震动。
最小的孩子在睡梦中皱起眉。
法蒂玛没有动。
她只是坐在孩子身边，伸出手，一下一下拍着孩子的背。
像以前在家里哄她睡觉时那样。
仿佛只要她的手不停止，世界就还没有彻底崩塌。
与此同时，提尔市海边，阿卜杜拉站在帐篷外，看着太阳沉入地中海。
海面上有一道暗红色的光。
他的妻子正在给最小的孩子擦脸，用湿布蘸着瓶装水，小心擦去脸上的沙土。
孩子饿得哭起来。
阿卜杜拉走进帐篷，打开塑料袋。
里面只剩半袋干面包。
他站了很久。
然后掰下一小块，递给孩子。
战争还在继续。
流离失所的人还在增加。
帐篷还在延伸。
飞机仍在头顶飞过。
爆炸声仍在远处响起。
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后来，一名记者来到德黑兰北部的安置点。
法蒂玛抱着最小的孩子，站在帐篷前。
记者问她，最想对外界说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
最后，声音很轻。
“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活着。”
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儿。
“这算是一个过分的请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