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自成立之日起，面对各种社会势力、各阶层人士及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处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使自己得以立足和发展，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之，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开始，我们对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很不理解，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论调为基础，不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另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本性难改，与他讲统一战线联合抗日，那简直是与虎谋皮，抗日不能靠国民党、蒋介石，得靠我们自己。
当时自卫团的主要领导人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都是在战前被国民党逮捕，长期关押在监狱，遭受种种酷刑而坚贞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斗争的革命者。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让他们与国民党尽释前嫌，是很难设想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坚强的党性，经过传达学习中央指示，他们都能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而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
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切行动都服从全民族的抗日救国大业，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他们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进行宣传教育，使我们对统一战线有了正确的认识。
1938年6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由曹县北上到达东阿，在东阿县召开士绅名流会议，在会上他讲话赞扬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最好的游击队，纪律好，战斗力强，真打鬼子，他这样做的意图是要将自卫团收编为他的保安旅，扩充他的实力，保卫他的省政府。
对于改编问题，经过中共泰西特委研究，认为自卫团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能接受他的改编，但又不要公开伤害他的面子，便派张维之与之谈判，告诉沈鸿烈改编自卫团为省政府保安旅是可以，不过自卫团是泰西地方上组织起来的，打日本保家乡，队伍难以离开家乡，干部也难以更动。
沈鸿烈听后说：“自卫团改编保安旅，主要是警卫我的省政府，省政府不能只在泰西活动，离不开地方就不好收编了。”
张维之随声附和地说：“是呀！自卫团一离泰西就会垮掉一大半，是不好收编。”这样，沈鸿烈想改编自卫团的目的也没有达到。
该打就打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泰西地区打着各种旗号的顽杂部队。他们虽然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但都为了保存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抗日消极，反共积极。
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联合起来和自卫团闹磨擦却是一致的，他们不断扣押自卫团外出人员，截留我军粮食供应，封锁我军交通，阻挠我军作战行动。
开始时我自卫团忍让克制，以抗日大局为重，对其敌对行为给予揭露驳斥，据理力争，未予反击。
特委成立后研究了泰西形势，认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对于这些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必须坚决揭露给予严厉批评，晓以民族大义，促其改过；对其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猖狂进改，则必须给予反击，否则一味退让，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而不悬崖勒马。
于是我们加强了宣传工作，派代表同这些顽固派进行谈判，指出其错误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行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但是，他们不仅不加收敛，反而认为自卫团没有什么力量，联合起来向我大举进攻。
我军忍无可忍，于1938年8月集中主力对向我猖狂进攻的急先锋秦启荣别动军第23梯队牛希文部，进行反击，将他们消灭一部，其余逃窜到津浦铁路以东去了。
原泰安二区区长薛家俊勾结日寇，密谋投降，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我军消灭。
吴小鬼的“光复军”一部分跑到铁路以东，一部分投敌，宣告瓦解。
肥城的田家滨也被逐出肥城。
平阴的刘绪安投降日寇当了汉奸大队长，这些家伙，霸占一方，鱼肉乡里，只反共不抗日，早已失掉群众，垮台是必然的。
与红枪会互助
在泰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同红枪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红枪会是一个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在泰西红枪会具有极强大的实力，几乎个个村子都设有坛口。
红枪会是以保家护院、防匪安民为号召而发展起来的，但实际控制权大多为地主豪绅所掌握，会员则是广大的劳动人民。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兽行，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忱，但对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不了解，曾发生过鹑鸽崖围攻自卫团，险些酿成流血冲突的事件。
后来有了泰安道朗之战，我自卫团冒着强敌密集炮火，拼死救援小马庄的红枪会，保住了鱼池镇未遭敌烧杀，便赢得了泰西红枪会的敬佩。
再加上自卫团部队纪律严明，不扰民、不害民，能吃苦，较之那些国民党杂顽部队有天壤之别，因此，他们更加信任自卫团。
中共泰西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了对红枪会的宣传教育争取工作，特别是做好红枪会首领的工作，顺应他们打日本保家乡的正当要求，使他们和自卫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患难与共，互助支援。
董君毅同志就多次亲自深入到红枪会会员中，与他们谈心，宣传抗日救国，很受欢迎，后来董君毅同志遇到危险，还是红枪会拼死相救。
自卫团对会首也根据政策区别对待，既有联合也有斗争。
大部分会首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确有个别会首为汉奸、特务所收买，助纣为虐，我们在一再忍让争取无效时，就坚决予以打击。
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
争取上层人物
泰西各县都有一些有名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他们多是受过教育、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比较炽热，多数人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人民遭受日寇蹂躏的危急情况下，在共产党人大义凛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英勇果敢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感召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有的毅然决然放弃了舒适优裕的生活，抛家舍业，投奔自卫团参加抗日战争，如泰安的武圣域、马鹏九；肥城的刘继河、孙传龄；东平的杨敬斋、孙亚诚、王儒林等，都在战争中做出了贡献。
还有两位老先生，也是有名望的抗战志士，在自卫团中特别受到人们的尊敬。
一位是军法官孟中衡先生，他是泰安县十区孟家寨子人，北平政法专科学校毕业，抗战前在济南任军法官，1938年7月参加自卫团，那年他已五十多岁，留着长须美髯（我们都亲昵地称他大胡子、孟法官）。
他身躯高大魁伟，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工作认真，生活简朴，和我们一样行军，拄着一根手仗爬山越岭。
另一位是裴毓明老人，他是泰安九区裴家马庄人，当时约有近60岁的年纪，后来担任我们泰西的交通站长。
现在这两位老人早已做古，我一直怀念着他们，他们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积极工作，贡献自己的余生，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