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游击队
1937年10月中旬，我们“民先”队第一次在林里活动，学习“民先”斗争纲领时，就议论过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任务。
我们那时是一群未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有的是满腔热情，但却十分天真幼稚，头脑简单，根本不知道怎么组织武装。
武装组织起来要有武器、要管吃、管住、养兵、教兵、管兵，这些难题怎样解决，连想也没想过。
在我们印象中，那只是和演戏一样，大将一出场，小兵分列两厢，军令一出，地动山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现在要在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带领一支武装队伍，真刀实枪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就束手无策了。
不愿合作的人
当时在肥城三区有国民党区政府掌握的区保安队50多人，50多条枪。士兵都是由各乡镇按地亩多少分摊出人，枪也是各乡镇出钱买的。
区长刘方礼兼任队长，他把这支武装看作他的命根子，控制很严。我们曾想利用乔绶卿担任过三区区长的老关系，从区保安队拉出一部分人（枪）成立游击队，但没有成功。
乔绶卿与刘方礼矛盾很深，刘方礼很怕乔绶卿伸手进去瓦解区保安队，所以警惕性很高，千方百计杜绝乔的活动。
我们想直接打进去做工作，也没有实现。日本鬼子占领肥城后，刘方礼把这支队伍拉到山区，依然不和我们合作，1938年编入国民党的肥城具长田家滨的保安团。
陆房镇有一支20多人的自卫队，性质是防匪自卫、保家护院，是镇上自己供养的武装。
队长安振田是个老兵油子，很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在韩复渠的队伍里当过班、排长，1935年请病假回乡再未归队，当上这个镇的自卫队长。
这个人长了一脸麻子，外号“四麻子”。他闯荡江湖见过“世面”，吃喝嫖赌抽鸦片，偷鸡摸狗、坑蒙拐骗鬼点子不少，是个油头滑脑、见钱眼开、吹牛撒谎、没有实话的人。
他认识我父亲（也是洪帮关系），对我也满口称赞。我曾对他做过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并且表示我想参加他领导的自卫队。
他真是老奸巨滑，口头上慷慨激昂，拍胸脯发誓言要打日本保家乡，对得起祖宗和乡亲父老兄弟，但对我要求参加他的自卫队却一口回绝，理由就是我不是陆房镇的人，他不好办。
以后我们商量让王诗雅、王承勋、孙传生他们3个人参加，这一下安振田没有话说，而且他也不敢得罪这些有势力的大户，只好收留他们。
各部游击队
1937年11月之后，肥城县出现了许多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有的是共产党员或爱国志士组织起来的真正抗日的，也有打着“抗日”的旗号，称王称霸，浑水摸鱼的。
那时有句笑话：“司令多如牛毛”，什么人都可自封为官，光杆司令有的是。我们三区的游击队共有6股，主要是这几股队伍，后来都加入了我党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乔绶卿部：活动在望鲁山后东西界首一带。乔绶卿曾任过三区区长，他接受了共产党员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推选为三区抗日救国会长，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他在当地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广，到1937年底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后参加抗敌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他任自卫团参谋主任。
葛阳斋部：1937年11月，葛阳斋和牛家庄小学校长孙荷斋、教员孙诗轩葛家台小学教员孙诗贵组织起2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五虎门、牛家庄一带。后来这支游击队编为自卫团第二大队，葛阳斋任自卫团副主席。
陈惠民部：陈惠民在下庄镇开了一个染坊，他交游甚广，讲究义气，性格豪爽，“七七”事变后，在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帮助下，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名为“抗日义勇军”，有10多支枪。
1938年1月，他带着这支队伍投奔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他被委任大队长，孙诗轩任政治指导员。陈惠民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对敌斗争坚决。
李汝兰部：李汝兰外号“一撮毛”（因他腮帮上有块黑痣长着一撮毛），他曾拉过“杆子”（即当土匪），性情暴烈，武功好，双手能使驳壳枪，而且枪法很准。对豪绅地主、国民党官府极为仇恨。
对我父亲很敬佩，也很尊重（大概是由于洪帮的关系）。
我和传曾叔、义斋表兄，大哥孙业泉带着两支驳壳枪和200发子弹来到了李的游击队。
传曾叔当过兵，打过仗，胆子又大，李汝兰让他当了班长，义斋表兄是小学教员，就留在队部当师爷（文书）。
我没有枪，便带着我父亲的一把七星宝剑做武器，因年纪小（当时仅13岁），没有编到班里当兵，就留在队部帮助义斋表兄抄抄写写。
1938年1月，李汝兰的队伍编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他任三中队长。自卫团组织纪律严格，他受不了纪律约束，也过不惯艰苦生活，后来叛变投敌当了汉奸中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