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加入“洪帮”
我家在县城内孟家牌坊街一条小巷内，父亲名叫孙传龄。
他幼时家境极为贫寒，16岁离开老家玉皇山庄到县城谋生，帮人赶脚（即赶毛驴接送旅客的脚佚），40岁时，因赶夜路不幸跌入山崖下摔伤腰背致残。
1930年，父亲接替我外祖父王兆生在肥城县政府财粮科当了个田赋征收员，负责肥城三区的田粮征收，每个月可得到8元钱，养活一家8口人。
我父亲16岁离开老家到肥城城里当挑伏赶毛驴谋生，为立足于社会保住饭碗，在18岁那年托人引荐入了洪帮（俗称“进山门”）。
他入洪帮40多年，论资排辈相当高，我家里经常人来客往，我父亲也常参加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和肥城城里的头面人物交往甚密，说明他在城里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洪帮在旧中国是一个秘密帮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神秘色彩，蔓延于东北、华北、西北和黄河、淮河流域，其渗透力极为强盛，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几乎无处不在。
洪帮有极严的帮规，凡入帮者必忠贞不二、孝敬师长，为朋友两肋插刀。帮内按等级排辈，高一辈不论认识与否均为师伯、师叔，更高一辈则为师祖，只要是同帮认准无误，虽素不相识，也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给盘缠（路费）。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所以能从肥城城内迁往西陆房村安身，居住4年多没有遇到大的麻烦，我大哥1941年被俘后又被营救，均借助于洪帮的势力。
他在组织肥城三区抗日救国会（后改为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组织游击队过程中，筹集枪支、粮秣、钱款，调解说合几支游击队避免火併磨擦自相残杀，都做了许多努力。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参加了财粮科工作，直到1945年6月病故。
还在1935年的冬天，韩复渠手枪旅的一个营到肥城“剿匪”，营部带一个连驻扎在肥城城里。
该部有一个中尉排长叫霍寿峰，二十五六岁，性格开朗，很重义气，有正义感，系青岛市人。
他原是一个初中学生，因为家庭变故无力继续读书，便托关系求人情参加了手枪旅，开始当上士文书，后来参加了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分配当了排长。
他不满社会的黑暗、旧军队的腐败，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甚为愤慨，对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
他大约也参加了洪帮（也称家礼教、三番子），后来了解到我父亲的情况，常到我家叙谈，对我父亲奉之为长辈，致以弟子礼。
还有一个准尉司务长周继平，是河南省西平县人，当兵10多年才当个准尉，年约30岁，人很老实，不善言谈，为人正派厚道。
由霍寿峰介绍，他俩来我家拜见我父亲。霍寿峰还提出他俩和我3人结拜把兄弟，因我年龄尚小，没有磕头换贴。
1936年我到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有时他们到学校看我，请我到他们家里玩、吃饭或带我去看戏，往来密切。
母亲仗义勇为
为了维持生计，我母亲不得不去卖煎饼。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劳作，一天要磨五六十斤粮食，摊成煎饼卖出去，换回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贫苦的生活。
我母亲由于从小经历了艰难贫寒的磨炼，是一个有志气、有胆识、富有正义感、仗义勇为的女性。她宁肯自已忍饥受冻，但对亲朋邻里却是扶弱济贫，乐此不疲。
她对子女管教甚严，勉励子女好学上进，这对我们兄弟姊妹5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
救助逃兵的太太
1937年我家迁居三区西陆房村之后，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妇女。她俩是霍寿峰、周继平的太太，拿着给我父亲的信，人只提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非常狼狈。
她们是因为战事急，济南呆不下去，逃难到肥城，没找到我们，打听到我们在西陆房，才雇了辆车赶来。
那时时局十分混乱，我家也是逃难在外，如今又来了两个年轻女人，这可怎么办呢？
我父母商量一下，决然收留下，父亲说：“既然人家有难找上门来，我再困难也要帮人家一把，谁叫我们是朋友唻！人家信得过才将家人托付给我们，我们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
我母亲对她俩说“你俩找到我们，就像到了家一样，我们有难同当。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俩吃的，先住下来吧，待战事平息后再打发你们回去团聚。”
西陆房虽然是一个集镇，但终属闭塞的山区，我们一家人从肥城城里来就已经为众人瞩目，如今又从济南来了穿著时髦的军官太太，就更加扎眼，在群众中很快传开，有的人还托词借故来串门，看看这两位太太。
我母亲怕出事，就劝她俩改换衣服，包上头巾，不要外出上街赶集。她俩还听劝，就这样在我家住了近1个月，总算没有出事。
霍寿峰和周继平接到她们的信，知道平安无事，也给我父母来信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夜里敲门的逃兵
是年12月底，韩复渠不战而退，济南失守，军队往南败逃，人心更加慌恐不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日数惊。一天夜间，突然有人来我家敲门甚急，使我们一家人从睡梦中惊醒，我父亲开门一看，原来是霍寿峰和周继平两个人。
他们面容忧郁，黑瘦，疲惫不堪，没带什么行李，只背一个背囊，母亲急忙起来给他们烧水做饭，边吃边说，才知道他们是在撤往曹县和陇海铁路一线途中，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腐败，不真心抗日，深感前途无望，不愿再随军南逃，在渡汶河时脱离了队伍找到这里，想带着妻子回老家另寻生路。
他们身着军衣，携带武器，一路上无论遇到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红枪会都很危险。
他俩央求我父亲，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救他们，想法给换身便衣，把枪支弹药卖了做为路上的盘费。
这可是既困难而又冒险的一件麻烦事，使我父母十分为难。我父母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派人赶快到游击队找我回来商量。
解决枪的问题
第二天，我和王从德、传曾叔从游击队驻地回到西陆房，见到他们两个，我给他们讲了一下形势，对他们说：“现今这么乱，你们找上门来要帮忙，我们是朋友，义不容辞，要说换便衣这绝无问题，要说卖枪这可就难了。
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游击队，要武装抗日，这枪应当用来打鬼子。你们需要路费，我们想想办法。”
我父亲也说：“这样吧！ 给你每个人50元钱做路费，枪留给业旺他们到游击队去用。”
一开始，他俩沉默不语，看来还是嫌钱少。
我估摸透了他们的心思，便开门见山晓以利害，对他俩说：“我们是至交，你们相信我，在有难的时候将家眷托付给我，这情谊可就非同寻常，不是萍水相逢，泛泛之交。现在你们不愿随军南撤，另谋生计这也好。
咱们不是外人，不是做生意，也不是我们买枪，而是你们不能带枪上路，弄不好会把命丢了。说实话，我家八九口人逃难在外，没有什么钱。”
“给你俩做路费的钱，还是从钱庄借的印子钱（高利贷）。你们留下枪，我是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子用的。”
我父亲也对他们说：“咱们在江湖上行走，礼义为先，你们留下枪真是为你们好，我们要枪不是做买卖，孩子们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子。也算用到正道上。”
他俩沉思了一会，说“大爷和兄弟说的句句在理，说真的，带着枪是不能走路的，500多里路人生地不熟。非常危险，弄不好把命也搭上。
我们听大爷的话，就按您老人家说的办，何况枪留给兄弟打鬼子，我们也就放心了。
患难之际，大爷济危扶困、慷慨相助，我们家小在这里一个多月，多蒙大爷、大娘照顾，所幸平安无事，这种大恩大德无以图报，实在是感恩不尽。别说还给我们钱，就是不给钱， 枪留下来给兄弟打鬼子用也是正道。”
事情就这样说妥了，接着又商量走的路线和方法。他们又休息了一天，第三天黎明换上我父亲和王从德的衣服，带上箱子和提包，提着我们给他俩买的点心盒子，装扮走亲戚的模样，天不大亮就起程上路了。
我和父亲将他们送到村外大道上，他们满含热泪向父亲和我行礼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