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初练兵攻占茶陵，惩处叛逆稳军心
上山的起义部队驻扎在山上的茨坪村落里，用泥草和树干搭起的简易营房就坐落在绿树葱葱的山坡上。战士们破旧的单衣已经抵御不了11月的山风，夜里战士们没有被子，就睡在地铺的稻草堆里。起夜、换岗的人下脚要轻轻地踩探，不小心就会碰到萎缩在稻草中的战友。
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此时湘桂军阀正在混战。从10月中旬起，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了争夺；江西的朱培德也将主力调往了赣北。毛泽东根据湖南边界各县的敌人空虚的信息，就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派一营和特务连下山相机打下茶陵县城，解决部队的冬装和给养，扩大部队的影响。
毛泽东的脚伤还没有好，还要抓紧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便委托团长程浩和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指挥这次行动。为了便于指挥，将特务连划归一营建制，改称四连。临行前，毛泽东又嘱咐罗荣桓，在沿途注意进行社会调查并收集报纸，及时送上山来，以便分析掌握敌情。
11月18日，一营四个连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了茶陵县城。正如毛泽东所预料，部队没有遭遇敌人的抵抗就很快占领了县城。
茶陵虽然地处湖南的西南边界，但也到了罗荣桓和许多官兵的家乡了，战士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倍感亲切和熟悉。
罗荣桓和曾士峨奉命将部队带进一所学校，很快就把各排、班组的战士安顿好了。于是就分别出去了解外面的情况，毕竟这是起义部队奉命攻占的第一个县城，占领之后部队究竟需要做些什么，都还有待仔细观察和认真对待。
团长程浩等认为，部队暂时占领了茶陵县城，仍然要按照旧政府的规矩办事，设立县长和衙门。大家考虑队伍中由上海大学毕业的谭梓生，曾当过一段安徽旌县的县长，就推荐让他当茶陵县的县长。程团长命令一营长黄子吉，带领四个连的官兵列队，欢迎这位谭县长走马上任。
谭梓生也就按部就班地穿起了长袍马褂，忙于升堂审案，印发布告，通知各界完税完粮……在衙门口，每天都派一个排的战士站岗。
罗荣桓因为早就与谭梓生熟悉，于是就前去拜访会晤。他走到衙门口，卫兵们都认得，没有阻拦；可是门房却大声喊着，向县长禀报，有人要求见！
当罗荣桓见到谭梓生迈着方步走出来，才半开玩笑地说“啊呀，当官啦，还要禀报啊！”
谭梓生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见笑、见笑，这些门房、衙役，还是老规矩，我说了几次，他们就是不听。”
“革命了，有些衙役也该换换了，衙门口也没必要站这么多岗嘛！这个样子，老百姓要打官司，谁还敢来啊！”罗荣桓直言不讳地敲打着这位革命县官老爷。
谭梓生从来没见过这位罗党代表这样激动和直言，连忙解释：“我也提过，现在革命了，县长应该是国民之公仆，不必摆这个普。可是……”他叹了口气，双手一摊接着说：“别看让我当了县长，我是人微言轻，说了不算啊。程团长他们哪里听我的？”
罗荣桓也晓得这谭梓生，只是程团长几个说了算的干部包括参谋长徐庶、团副韩壮剑等，拿来装作门面的傀儡。而他们几个的不当作为，已经有人背后纷纷议论了：“什么吃馆子、听曲子、逛窑子……”
对于这些议论和反映，宛希先和罗荣桓以党代表的身份，已经告诫了程团长，但这只是不痛不痒的耳旁风，他根本不拿当回事。宛希先只好将这些苗头写成进入茶陵的报告，连同罗荣桓从邮局收集的一捆报纸，交给通讯兵，让他送交山上的毛委员。
茶陵距离井冈山骑马也就一天的路程，当山上的毛泽东接到宛希先的报告，马上起草了一封回信。信中批评了派县长、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做法，并决定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原来隐蔽在茶陵一个书店里的党员谭震林任主席。毛泽东心中有数，有宛希先、罗荣桓他们这些党代表和党员骨干在，是会按照他信中的旨意行事的。也正好检验和考察一下现在这支部队执行命令的态度。
毛泽东的信到达茶陵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衙门口的哨兵撤掉了，群众工作开始活跃起来。（《中国元帅罗荣桓》第82页）
这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中的先进代表组建的新型政权，类似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早已在毛泽东的起义规划中形成了。只不过在这茶陵县城而不是长沙省城先来试行。它是对上千年中国封建统治模式和腐朽制度的挑战和否定。它的实质就是让广大的深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获得解放，让广大的劳动阶层登上历史的舞台。因此，秋收起义和武装暴动的意义重大，革命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动军阀的政治压迫和反动统治，直指一切对广大劳动人民腐朽、残酷的剥削压迫。这种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必将很快遭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围剿。这也在毛泽东的事先预料之中的。
毛泽东在来信中的批评，也引起了团长陈浩等人的不满。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却仍然私自聚在一起，在大吃大喝、推杯换盏的发泄私愤中，密谋把部队拉到湘南，去投靠国民党十三军的方鼎英。以实现他们各自放弃革命，升官发财的罪恶目的。
就在这时，传来湘桂军阀混战停止了，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吴尚派兵前来攻打茶陵的消息。
接到敌人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前来进攻的消息，一营的四个连马上进入事先布置好的阵地，借助城墙抗击敌人的来袭。战斗进行了一个上午，正当敌人架起了大炮，企图趁势从三面攻进县城的时候，只听到外围也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与团部隔断了联系的三营从湘南赶了回来，参加了这场战斗。接近黄昏时，内外夹击的两个营打退了敌人的攻势。但据侦查的消息传递，敌人正源源不断地向茶陵增兵。当晚，部队决定撤出茶陵。
罗荣桓所在的四连奉命来到县城的东门城下，但却发现部队出不了城门了，因为门外的浮桥已被程团长下令拆掉了。这是通往井冈山的要道，部队只好随担任后卫的二连向南绕道撤离。
二连长担心部队走远了，就下令前面的队伍：“跟上，快走！”撤离的部队很快出了城，在出城不到二三里的一个三岔路口，就赶上了大队。
原来大队在这个三岔路口停了下来，部队的几个领导正在为前进方向发起了激烈的争执。
三营的张子清、何挺颖、与一营的宛希先、伍中豪等，主张回井冈山，而程浩、徐庶、韩壮剑和一营长黄子吉，却主张开往湘南。因为程浩是团长，此刻他妄图投靠方鼎英的叛变的阴谋还未暴露，队伍还是向南开去。
何挺颖与宛希先商量之后，一面马上派人上山去给毛泽东送信，一面同三营营长张子清，派人注意部队的动向。
此刻的毛泽东也已经从得到的信息中，得知湘桂军阀的混战即将结束，判断敌人会很快回过头来进攻工农革命军。于是，他只带了一个班的警卫赶往茶陵。
当他赶到茶陵附近时，正好遇上回山报信的通讯员，得知队伍已经向南撤离了。毛泽东赶紧带领警卫班抄近路追赶。
在湖口，毛泽东追上了正在宿营的大部队，并连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看到张子清、宛希先派人截获的程浩投敌的联络信后，当即对正在一起聚餐的程浩等人，进行了突然的抓捕。在人证物证面前，程浩等人只好低头认栽。
次日，毛泽东亲率起义部队开到砻市。在这里，毛泽东及时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为了纯洁部队，稳定军心，对擅自拉部队南下、企图投靠方鼎英的叛徒程浩、徐庶、韩壮剑和黄子吉，予以处决。同时，重新任命了干部：团长张子清，团党代表何挺颖，团参谋长朱云卿。罗荣桓被调往三营九连任党代表。
此时，三营九连的干部、士兵装备比较好，军衣较新、背的都是好枪，是因为随宛希先到湘南接收了朱德、陈毅赠给的一些武器装备。
原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残部退到赣西南后，巧遇驻粤北的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范石生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是同学，后又在滇军中共过事。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曾说过，范石生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经过有条件的谈判，朱德部改编为第十六军四十七师第一四零团（随时可脱离第十六军，不干涉内部事务）。得到范石生拨给的两个月军饷和冬季被服及一部分弹药。（该团）进驻湘南汝城进行教育训练。（《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83页）
广州起义（于12月10日）爆发后，中共广东省委通过北江地区党组织，命令朱德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起义后的斗争。朱德当即率部南下，进至粤北曲江（今韶关）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遂停止前进，并收容了起义失散人员200余人。这时，蒋介石得悉朱德部在范石生军中，命令范石生解除其武装，逮捕朱德。范石生立即通知朱德部离开曲江，并赠送军饷一万元。朱德部随即转进湘南。
1928年1月上旬，朱德部经粤北到达湖南，12日进至宜章。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卓。同时，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参军，编成3个营。继而，第1师在宜章南部和乐昌坪石等地，击溃来犯的国民党独立第3师，歼敌1000多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迫击炮、山炮等，部队的装备得到很大补充，并建立了1个炮兵连。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第24页）
朱德、陈毅率领的这个团在湘南期间，也正巧遇到了张子清率领的三营。因而，毛泽东的茶陵之行，既找回了一营和三营的起义部队，又获得了朱德、陈毅南昌起义部队联系的好消息。可谓是：初上井冈打茶陵，锻炼红军得忠诚；亲历而为化险情，巩固队伍获喜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