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泸溪遇袭过茶陵,痛失指挥卢德铭

  在起义之前,关于长沙暴动的计划已经泄露。这不仅大大加强了敌军对长沙的增兵和防护,国民党当局还下令,湖南的国民党军队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截”。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在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于24日全部到浏阳协剿,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使得起义部队南下的路途充满了险情。

  这支秋收起义会合起来的部队,在文家市驻扎了两夜之后,便于次日午后出发,沿着湘赣边界向南进发了。针对湘军战斗力强。赣军的战斗力较弱的情况,起义军便沿着江西的一侧行进。

  山路弯弯,道路难行,不时地遇到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和阻击。

  毛泽东头戴斗笠,因为脚伤还拄着一根竹杖,同行进的官兵们边走边谈。他完全没有旧军官的那些特殊待遇,这对部队战士是一种无声的鼓舞和鞭策。行进之中,接到浏阳县农协干部宋任穷带回的一封信。毛泽东打开之后见是江西省委写给毛泽东的信。内容是告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在这之前的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毛泽东开始琢磨怎样收复这支队伍……

  当部队行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打前站的朱建胜和罗荣桓回来报告,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毛泽东经过一番“你们看,怎么走好?”的商讨议论,认为“部队现在很疲劳,恐怕打不了大仗”的意见,“对!现在如果去萍乡,势必要打一仗,那我们就不是用石头击水缸,而是以卵击石了。应该避其锐气。”他看看卢德铭和余洒度说:“我看需要改道,从萍乡东边绕过去。你们二位意见如何?”

  卢德铭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余洒度仍然沉湎于“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幻想之中,对向罗霄山脉转移满心的不高兴,自然不赞成绕过萍乡。他见卢德铭已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自己是少数,便来个一言不发。

  毛泽东见此情景,便说:“那就这样决定了。”于是,部队转向东南,于晚上进入到到芦溪宿营。(《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68页)

  从这件小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遇事同大家商量,打比方的语言也很贴切、生动,还特别注意征求身边主要指挥官的意见。从中也在考察刚刚接触的指战员的态度和水平。反过来,作为心怀叵测、逆道而行的余洒度,也挑不出这位“布衣”前委书记,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的瑕疵。

  24日下午,部队进入芦溪镇。由于连日长途行军,官兵十分疲惫,部队准备在镇上宿营。毛泽东在进镇之后留神观察,感觉在镇上宿营不妥,立刻命令部队移至镇外山脚下宿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青年毛泽东》第407页)

  这也显示出毛泽东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起义部队党的最高指挥员的谨慎、细心和当机立断的优良品格。


  就在次日清晨,驻扎芦溪山脚下的部队出发时,后卫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仓促应战。总指挥卢德铭凭敌人的枪声,判断这是有备而来的敌人大部队。于是,他奋不顾身地只率领一个排,抢到侧面一个小山包进行阻击,掩护大部队尽快撤离这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双方在此地激战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我方损失人枪各300,卢德铭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不幸壮烈牺牲。

  当已经撤离的毛泽东得知,这位年仅23岁的总指挥不幸罹难,悲痛不已……次日(25日),愤怒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

  撤到莲花县甘家村的工农革命军,又遭到这样大的损失,部队官兵情绪非常低弱。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报告由于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前几日攻城失败,被关押的自卫队员有90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守城的只有一个保安队,战斗力不强。

  毛泽东当即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并进行了亲自部署。

  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攻城,在当地工农群众的配合下,莲花县城被一举攻下,部队进城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砸开了牢房,救出共产党员和被扣押的革命群众100多人;打开了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了贫苦民众。

  进了莲花县城,余洒度在失去了卢德铭之后态度更加强硬起来。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当毛泽东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保安团长放走了,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到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

  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死了,我抵你的命。”

  在队伍由莲花朝永新方向前进途中,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向前走十里再宿营。此刻,毛泽东的脚被草绳拉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可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交谈。这极大地鼓舞了行进的官兵。


  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对身边的官兵发泄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但在这支连续受拙的队伍中,也有不少官兵因为忍受不了伤痛和个别长官的打骂,不辞而别掉队了。部队人员由在文家市的一千五百人,剩下不足一千人了…… 

       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毛泽东传》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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