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1日 雨 星期四 江苏省南京市空军干休所
我同郁文哉一早就从单开鹏家出来，去找老红军谢斌的住址。单开鹏要陪我去，我婉言谢绝了，因为采访完谢老，郁文哉要去妹妹家，我要去上海。
我们坐双层公交车在南京大桥前一站下了车，一路走，一路打听，连续找了两处军队干部休养所，也没有找到谢老家。在第二个干部休养所，值班人员说：“在挹江门有个南京空军干休所，你找到戴家巷一直往里走，就可以看见南京空军干休所大门。
我们两又一路走，一路问，在10点多钟，终于找到了空军挹江门干休所，在第一道门，门卫讲，看见谢老爱人坐车出去了，你去里面问问，在第二道门，值班战士转告值班参谋，我们讲明情况，他即与谢斌家联系，谢老耳朵听不清，要等他爱人回来再进去采访。在等候过程中，我与参谋聊了起来，原来还是同在一个空军基地，福建连城待过的老战友，他得知我是雷达八团复员的，更加信任和敬佩我。并连连夸我做了大好事。
约在11点左右，一辆小轿车从外面进到院内，停在门口等开门，门卫说：“这是谢老的车，他爱人在车上”。说着同我们过去介绍了情况，谢老爱人很高兴地说：“来，来，快上车到家里去。”
在谢老家受到热情和亲情般的接待，又是倒茶，又是削水果，我和郁文哉倍感亲切。
在客厅沙发上，大家坐下，认真地听谢老回忆革命年代的往事。
我原名谢海龙，1914年出生在江西吉安县禾埠乡谢家村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4日，红军打下了江西吉安后，我偕同十几位村里青年一道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起初在红四军第二师当传令兵，后升为班、排、连、营长、科长、团长至师参谋长。经历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1934年，随红二师参加长征。
我们反第五次国民党“围剿”失利后，我亲眼看到，在红军退出根据地不久，敌人更疯狂烧杀，真是“石头过刀”，这都是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采取“以碉堡对碉堡”、“打阵地战”造成的恶果，使红军损失惨重。
当我们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后，召开了“遵义会议”，在传达这个会议精神后，我们得知毛主席重新领导红军，大家非常高兴，长征途中，尽管敌人前堵后追，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长征到达延安后，我调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每周都能聆听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使我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了很大提高。学习结束后，我留在抗大任支队长兼教员。后调抗大三分校任第二大队大队长。
1940年，抗日烽火已燃遍中国大地，党中央为了开展华南敌后根据地，于5月份将我和大队政委谢立全调往广东工作。去广东时，与周副主席一道先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转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为了有利于下一步行动，我们化装成商人，由地下交通员带领前往广东省委所在地南雄，广东省正举办干部训练班，邀请我和谢立全讲授“连队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等课程，尔后，广东省委要我们去肇庆，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东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和顺德游击队领导林锵云迎接我们。
1940年9月，南番中心县委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南、番、中、顺敌后各抗日武装的领导，深入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我在广游二支队司令部任参谋。按照中心县委要求，组建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的决定，我和林锵云，谢立全负责筹建独立第一中队，全队共50余人，我和谢立全对中队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军政素质明显提高，在成立不久便参加了反击伪军进攻沙湾乡的战斗。
国民党顽固派李辅群为了消灭广游二支队，占领沙湾，于194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指使伪护沙大队队长何健带领伪军上千人，乘汽艇至渡头登陆后，分两路向沙湾进攻。一路主攻沙湾广游二支队第二大队，另一路向驻在涌边，石涌西村的人民抗日武装进攻。为了保障第二大队的侧翼安全，我和林锵云，谢立全商量，率领独立一中队抢占涌边村后的一座山头，二大队由于敌众我寡，无有利地形，抵抗一段时间撤离了沙湾，只留下一个班在沙湾泥岗以碉堡固守，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独立一中队与另一路伪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我们在民兵配合下，奋勇抗击伪军，双方争夺山头阵地时，我正在指挥战斗，被伪军一颗子弹穿透了右手掌，掌骨和血管被打断，我用手帕将伤口包扎起来，又继续指挥战斗，战士们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个个奋勇杀头，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3点左右，共打退伪军10次进攻，山头阵地岿然不动，还缴获伪军步枪10多支。伪军见涌村久攻不下，于下午撤退了。这次战斗打出了威风，威信，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和老百姓的信心。
1940年11月，我们部队进驻西海，领导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发动群众防匪保家，建设巩固了西海抗日基地。1941年10，以伪军第二十师副师长兼第四十旅旅长李辅群为首的驻番、顺地区伪军头目，制定了进攻西海的计划，妄图扼杀这块抗日根据地。针对敌人的进攻，我们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详细分析了敌情，作出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对敌人进攻西海作好了充分的部署。当敌人伪军进攻西海时，被我歼灭一个伪军团，击溃二个团和一个护沙总队，击毙敌前线代理总指挥，副团长祁宝林等200余人，俘敌100余人，其中有少校副营长至排长14人，还有百余人在逃命时溺死江中，缴获步枪400余支，手枪50余支，轻机枪5挺，子弹数万发，我仅伤亡一人，这次战斗被誉为“西海大捷”。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其中规定了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日武装北撤陇海路以北的解放区。北撤人员共计2400余人，其余人员就地复员安置。东江纵队为统一领导北撤，成立了北撤部队军政委员会，曾生为书记，我和其他同志为委员，我还兼北撤部队参谋长。
“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挑起内战，企图在沙鱼涌一带消灭中共领导的北撤部队，国民党的这一阴谋计划，被我们发现并报告了党中央，叶剑英同志便向“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并通过香港报纸和民主人士揭发其阴谋，各部队已作好了反击敌人的准备，由于我们采取措施有力，国民党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北撤部队分乘三艘美国登陆艇，离开大鹏湾驶向山东烟台，7月5日安全抵达烟台，受到胶东解放军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1946年秋未，我和杨康华带领北撤部队的连，排干部到华东军大五大队学习，我任大队长，杨康华任政委，1947年6月学习结束后，我分配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任副师长，后调任第九师师长，投身到解放战争中。
我带领第九师官兵配合友邻部队胜利解放了开封，第九师第二十五团第一营被授予“开封突击模范营”称号。在济南战役中，我师担任主攻任务，在淮海战役中，第九师是总攻蒋军杜聿明兵团主力之一。在济南战役中我荣立二等功，淮海战役中我荣立一等功。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率第九师从安徽贵池渡江，直插杭州，宁波，一路势如破竹，基本未受蒋军抵抗。5月初部队抵达镇海，作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准备。
7月29日，上级调我去华东海军工作，在赴任途中，汽车在浙江萧山出了车祸，左膝盖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因行动不便，改调我去华东军区空军工作。
1950年1月，我奉命组建上海航空办事处，任主任兼政委。1952年1月，我又调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任参谋长，到职不久，华东防空司令部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我调任华东空军司令部任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6月，我任空军笫五军军长，1958年，我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谢老笑着说：“我与南昌还有一段缘，1968年春，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我被免职审查，关押在北京，常常受到打骂、训话、罚站。直到林彪一号令下达，我被送到江西南昌320厂临督劳动，就是洪都机械厂，工人们对我这位老红军、老将军常常给予关心、照顾，问寒问暖，连基层干部都是一样对我特别好”。谢老爱人插话说：“我和老谢一起遣送到江西，我在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工作，现在很多当年的同事姐妹还常通信通话，我们对南昌有特别深的感情，不是年龄、身体问题，我真想回南昌去看看”。
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谢老重调回北京，因车祸负伤治疗，1974年1月分配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3年谢老从正兵团级待遇上离职休养，现在享受大区副职待遇。
听说我们要走时，谢老和爱人强留我们吃午饭。并说：“我爱人已经定好了饭菜，就在门口干休所的餐厅”。这样，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
吃完饭，谢老和爱人一直送我们上车，并交待司机送我去火车站，在中途送郁文哉乘去江北的公交站，我到火车站，买好火车票，于晚上七点多到达上海，我同学王百建的女儿丽丽和女婿吴峰开车在外等候，见我出来忙接过行李，开车前往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