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9日 星期一 晴 江苏南京市
早上6点钟我就起了床，叫醒单开鹏一道乘公交车在雨花台转乘33路到中央门站下车，单开鹏背着三角架在前面走，我背着摄影包在后面跟，在五塘村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门卫接待处联系时，值勤战士说没有我们要采访的江西籍老红军，为抓紧时间，我们俩打的直奔南京市中心的颐和路，在颐和路22号我们见到了老红军钟发生将军。
钟老侄女从瑞金老家来到叔叔家，正在院内洗衣，听说我们从江西来，放下手中的活，即高兴又热情地迎我们进屋。钟老住的是两层老式小楼，院子很大，草地足有数百平米，院中几棵几十年的大樟树，挺拔高大。
我们随着钟老侄女上楼，钟老在楼上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采访。
钟老是江西瑞金云石山乡上坑村人。1914年出生，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入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第二营通信员、第六连班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一队队长，第一一五师政治部警卫连连长，师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一营副营长、营长，冀中军区第十六团参谋长、副团长，第一二九师特务营营长，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二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二团团长，华北军区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九旅旅长，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北军区达县军分区师长兼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一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顾问。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由于房内光线较暗，我请钟老到楼下院中拍照，钟老欣然同意。他侄女搬了把滕椅随后，在院中拍完照后，钟老与我们叙述了他指挥的几次战斗故事。
钟老说：“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突围中，我当时在皮定均旅第二团任团长，清风岭是“皮旅”出大别山的必经之路，当时左有大河，右有高山，后有追兵，前面敌人已抢先占领了清风岭有利地形，构筑了阻击我们突围的屏障，我们整个部队陷入了“死谷”。此时，皮旅长命令我率第二团为前卫团，打开清风岭这条唯一的突围通道，这一仗十分关键。皮定均先派通信员，再派旅作战科副科长，三派副旅长方升普来催阵，我当时冷静观察，一点不着急，在清风岭下仔细用望远镜观察了半个多小时，决定派一个营迂回攻击敌人，该营从悬崖绝壁迂回攻击成功，我们胜利拿下了清风岭阵地，使部队突围成功，转危为安。
建国后，组后上派我去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我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担任了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一师师长。在金城战役中，我指挥第一八一师经过21小时激战，突破敌人第一、第二两道防线，抵近金城川大桥。敌龙虎洞、松室里以西，金城川以北及以南461．9高地，共28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各阵地，全部被第一八一师占领，这次战斗共歼敌3100多人，其中俘敌375人，击落敌机2架，击伤8架，缴获坦克3辆，汽车43辆，各种迫击炮15门，火箭筒38具，无后座力炮15门，化学炮19门，火焰喷射器7具，高射机枪19挺，轻重机枪143挺，其他枪支1400多支，各种炮弹8万余发，各种子弹13万多发，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在交谈中，钟老还告知我老红军张文碧将军住在颐和路18号，老红军张宝珊住在前面不远的北京西路40号。
我同战友单开鹏从钟老家出来，前往相距几十米远的颐和路18号，找到了老红军张文碧将军家。值勤战士听说我们的来意后，请我们在客厅等候，他上楼去请张老下来。
我见张老走下楼来，他个子不高，手拄一根拐杖，看上去身体不是很好。他简单地询问了我来的目的，并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并说：“我没有参加长征，一直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我忙说：“你是老前辈，老革命，我们应该来看望你”。
张老在客厅靠窗的长沙发上坐下，接受我的采访和拍照。
张文碧将军1910年出生在江西省吉水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留在闽、浙、赣苏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建黎泰军分区司令部特派员、独立师连政治指导员、红七军团营、团特派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特派员、挺进师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政治部调查统计科科长、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军法处主任、新四军第一师南通警卫团政治委员、浙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七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文碧将军谈起了他从苦难童年到参加革命时的经历：
我记得一次母亲在池塘里洗衣服，她要我扒在边上的尿桶上玩，我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她都不知道，在边上洗衣服的人把我捞上来后，她才知道。我三岁时母亲去世了，五岁时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时，大家都在哭，我说：“你们不要吵他，他睡着了”。父母去世后，剩下我和哥哥两兄弟，家里什么人也没有，哥哥比我大七岁，他读过私塾，闹革命时，他在区委当过宣传部长，是共产党员，后来被反动派杀害在山里，现在家乡纪念馆还有他的名字。
我八岁帮人家放牛，11岁就学会了耕地、插秧、割稻子，我打长工的那家人家有个媳妇，也是寡妇，八岁那年我从山上打柴回来，挑了一担柴火，足有四十来斤，八岁人挑四十来斤不容易，她用手提了提却说：“不要吃饭呀，吃大便还要掺砂子。”意思是我挑少了，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几十年都没有忘记，实在可怜。
红军打开吉安后，我和其他青年人一道参加了工农红军。1933年方志敏奉中央命令率领红十军到达中央苏区，调到中央苏区后改为红七军团，我调到红七军团。1934年七月份，我们先行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北上抗日，部队走到安徽境内转了几大圈，方志敏又率领新十军与老十军（红七军团）合编在一起，方志敏同志我接触最多，他人最好，最谦虚，脾气也好，他当年患有心脏病，打了仗在山上下不来，我在保卫局工作，派人扶他下山，他是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国民党在南昌将他杀害了。
我们坚持在闽、浙、赣打游击。在这三年游击战中，我总结为“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斗争残酷。”
1935年9月，粟裕、刘英各自带一部分队伍到闽浙边境寻机作战，命一纵队纵队长王屏、政委杨金山、供给部部长刘述云和我带领六十多名精干战士去浙东寻找党组织，开辟新的游击区。队伍到达天台山后，刘述云和我带领的队伍在八宝山上被敌人围困六天，没有粮食，靠野果充饥。第六天遇上暴风雨，我们几个人曾被雷打得昏了过去。离开八宝山后，我得知王屏带的队伍被敌人消灭了，我带领10个人一直隐蔽在山区，1936年4月才找到了粟裕。
1936年6月，我担任二纵队政委。1937年1月，部队与敌军遭遇，队伍被打散。我当时身边只剩下一名战士。后来我找到刘英，刘英交给我11个人和14支枪，我们就在深山坚持斗争。有一次敌军来搜山，我们躲在一个大瀑布里，让瀑布做门帘，敌军始终未发现。1938年改编成新四军，我带着这11个人下山参加了新四军。粟裕任师长，离开浙江北上抗日。我任新四军保卫股长、锄奸科长、军法处长、团政委。
在解放战争中，我已任师级干部，参加了宿迁战斗，豫东战斗，莱芜战斗，孟良崮歼灭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的战斗，参加淮海战役后渡江解放了上海，我们作了准备随时打台湾，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10月，我们部队进驻朝鲜，当时走得匆忙，没有作好准备，部队都没有棉衣、棉裤，我当时穿一条毛线裤，一件毛衣，脚冻得发肿，还不晓得冻木了，又没有饭吃，在朝鲜二年后，奉调回国参加学习。
我们离开张文碧将军家出来后，便匆匆往北京西路走，在40号附近打听了几家住户，最后在40号附4号找到了老红军张宝珊家。
张老爱人爽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俩，她告诉我说：“张老前段患脑血栓，半边行动不便，你们先坐一会，我去扶他出来”。
过了一会，张老在爱人搀扶下来到客厅坐下，我抓紧时间拿起相机准备拍照，由于室内光线实在太弱，我和小单又扶张老在院内坐下拍照。由于张老身体不佳，我提了几个问题，他只简单地告诉了我。
1914年张老出生在江西瑞金县，1932年参加红军，开始在瑞金县大队当战士。后调中央保卫局，主要职责是保卫中央领导。1934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调到红一军团第五团任战士，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江苏省南通军分区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兼南通军分区司令员、江苏省军区顾问等职。是中共九大代表。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3年离休。
在采访中，张老爱人告诉我说：“他患病后记忆力减退了，讲话也不流利了，很多过去的事都无法讲了。刘耀宗也是江西的老红军，他身体很好，你们采访他了吗？”我说没采访他时，她接着告诉我说：“他就住在马路对面的天目路，多少号不知道，你去问边上住户，好找得很”。
我俩横过北京西路到达了天目路，在天目路来回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刘老家，有几户独门院的住宅，门都紧闭无法打听，我俩只好在附近居民老人中探问。此时，有一户独门人家打开了门，很多人站在门口 ？？送人上车。待车开走后，我急步上前向一位老者打听：“同志，请问刘耀宗家住在哪里”，这位老者上下看了看我说：“你那里的，找他干什么”，我自报家门说：“我是从江西来的，是专门采访江西籍老红军的”。老者笑了起来说：“我就是刘耀宗”并说：“进来坐，进来坐”。我俩随刘老进到了院内，我见院内整洁，院门左侧有一个小值班房，院中是一栋小楼，楼前楼后种了很多树、花，楼前还有一架很大的葡萄架，我一看院中光影很好，就说：“我就在这先拍几张照片吧 ”。
刘老同意了，并叫女儿进去搬橙子，在此空隙，我请刘老题词，他拿着题词本走进了值班房，在窗前桌上提笔写下了“祝江西兴国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建设家乡奔小康”。
刘耀宗是兴国县鼎龙乡背贯村人，1918年出生，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的反国民党“围剿”战斗和长征。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过红二十九军政治部青年科干事、连指导员、团青年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连指导员、抗大三分校部队指导员、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政治处副主任、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后勤处政委、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独立二团副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分区南海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后备兵团第四师政委。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部军政处第一处长、华东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委，后勤部行政干部处处长、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政治处副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安徽省军区政委等职，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2年离休。
刘老说：“我在长征艰苦的环境和无数次的战斗中都挺过来了，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差点在一次剿匪中牺牲了。
1935年10月，我们长征到达了陕北，刘志丹和徐海东部队与中央红军会合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但是，西北的马匪部队常来袭扰。
为了清除马匪，稳定根据地，1936年夏秋季节，赖传珠受命率领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组成剿匪部队。我正在干部训练班学习，得知剿匪行动，大家都请缨要求参加剿匪。
我们经过几天长途行军，驻扎在甘肃安边地区。一天上午，我们大部队在几十里外的山区清剿大股匪军时，龟缩在安边县城的马匪，纠集了数百马匪，突然对我们驻地进行了袭击。当时驻地只留有指挥机关人员、警卫部队、干部训练班学员。
我们正在听课，突然听到枪响，大家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到战斗中去。马匪此时巳冲到了警卫部队防线前，有十几名同志伤亡，大家不顾一切冲杀出一条血路，但敌人紧紧追赶。我带领几名警卫和学员利用地形断后阻击敌人，掩护首长和机关人员撤退，我们边打边退，敌人紧追不放，我子弹打光了，退到了一条弯弯曲曲不见底的黄土深沟边，深沟拦住了退路，我咬紧牙关，从几十米高的坡地上跳了下去，当时想宁死不能当俘虏。
由于沟很深，加上肩部受伤失血过多，当即摔得昏死了过去。
我醒来时，天已快黑了，我动动四肢还能行动，就边摸边爬地出了深沟，幸好遇到一位路过的老百姓，他见我受了重伤，行动不便，他去找来一头毛驴，驮我到了部队新的驻地，同志们见我活着回来后都很高兴。我这次也幸免一死。”
刘老又问我：“南京市政协的丁山同志，也是江西兴国老红军，你们去采访他了吗？”得知我们还未去采访时，又说：“他住在南京市公教一村，离这不远”。
我们告辞刘老出来，按他提供的信息，去采访老红军丁山。我们从北京西路一直往东走，在北京东路找到了南京市政协。经打听，得知老红军丁山同志住在公教一村11栋。我俩又继续往东行，找到公教一村小区11栋，经向楼内居民询问，找到了丁老家，丁老爱人得知我们来意告知我们说：“丁山在鼓楼医院干三科15床住院。”
我们商量后，决定明天上午去鼓楼医院采访丁老，先行去北固山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寻访。
到北固山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时已是下午三点多，值班战士查验证件时，老红军朱家胜爱人陶冠芳正好从医院回家取东西，听说我们来专访江西老红军，马上过来说：“所里有两位，我家老朱在医院住院，明天要出院，还有一位李衍福住在55栋，我送你们去李衍福家”。说着，请我们上了他的车。
车到李衍福家门口后，她说：“我回去取东西，等会我接你们去医院采访我家老朱”。说完，她的车先行离开，我俩在55栋102室门口敲了几下门。
李老正在看报，听见敲门声，起身开门，问清我们到来的情况后，特别听说我从江西来，他十分热情地让我们进到客厅坐下，十分欢迎我的采访，并很高兴地与我们聊了起来。
我1914年1月出生在江西兴国县鼎龙乡茶岭村，家里很穷，我父亲李功为人忠厚善良，勤劳朴实，虽然是种田的一把好手，但自己没有一分土地，全靠在外做长工、打短工养家糊口。母亲是一个聪慧勤劳又心地善良的贫家女子，家里家外大小事都全仗她一个人操持。我十多岁就在学徒做工。
我亲眼看见毛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在东固取得了第一次反国民党“围剿”的胜利，我知道了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1931年1月，我参加了红军队伍。
参加红军后，参加了苏区二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10月，我们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也就是长征。
敌人在湘江、乌江、金沙江上围追堵截红军都没有达到目的。当我们长征走到大渡边时，蒋介石部署大渡河准备与红军会战，他调集总兵力有20万人左右，是红军的10倍。而且大渡河落差大、水流急。蒋介石的部队一直在后面不停地向我们发起进攻。当时我军在河南岸，敌人在河北岸，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派了两个连来南岸侦察。我军就在岸边消灭了敌人一个连，并夺得一条可乘坐20人的木船。
当时我是指导员，在第二条船上。船在河中划的时候，不停地有子弹呼啸着从头顶上擦过，或是打在水里溅起好几米高的水花。小船一颠一簸的，感觉好像随时会翻掉似的。但那时候谁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只想着“可别打中我们的宝贝船”！我和战友们一边渡河，一边对敌人进行还击，整个大渡河就好像一片水上战场。部队事先还安排了专门的兵力负责掩护战士们过河。我记得有个非常有名的“神枪手”，叫李德才，枪法特别准，他们一直打得岸上的敌人抬不起头，但我们也有不少同志中弹落水了。
大渡河并不是很宽，但水流大急，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当时红军有近2万多人，就靠那几条小木船，全军人马全部渡完需要一个多月？
所以部队决定，走泸定桥，不过，泸定桥离我们还有两、三百里路呢。而且，这时候蒋介石也想到了泸定桥，命令川军2个旅增援，企图堵截红军渡河。这时，谁先赶到并控制泸定桥，谁就能掌握制胜权。
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战士一天一夜时间强行200来公里来到泸定桥，这便是后来很出名的“飞夺泸定桥”。我自己是坐木船过的大渡河。
泸定桥本来是有木板的，可国民党军队把木板给拆除了，只剩下寒光闪闪的13根铁索。但这难不倒红军！我记得总攻是在下午开始的，冲锋号响成一片，所有的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发射，喊杀声惊天动地。红军战士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就这样，顶着对面机关枪的密集扫射，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把泸定桥铺成了一条“胜利桥”，牢牢地把桥控制在我们手中！
长征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困苦。我们连长征之前有100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了20多人。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其他部队剩的人还要少。有的是打仗打死，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摔死的，还有的是冻死的。过草地时，有个小战士走不动了，我就帮他拿枪背子弹包，让他慢慢走。但最后他还是倒下去了。长征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是靠着坚持不懈的精神，靠毅力，靠理想，才坚持下来的。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革命一定能成功。“
1914年李老出生在江西兴国县鼎龙乡茶岭村，1929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团。1931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二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军团第八师第二十二团第二连战士、班长、文书兼党支部书记，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营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政治技术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政治部技术书记，晋察冀军区五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四纵队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干部部抚恤保健科科长，南京市兵役局长，南京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顾问。
李老参加了解放南京城的战斗，解放后，一直留在南京工作至1980年离休。
李老说：“刚解放的南京城，百业待兴，但反革命特务和国民党残留人员不少。我起初在南京军事学院干部部任科长，由于工作需要，充实南京市的工作，调到南京市兵役局任副局长。”
这时，老红军朱家胜爱人陶冠芳阿姨乘汽车来了，她讲：“时间不早了，乘我车同去医院吧！”我们只好结束交谈，同车前往南京军区总医院。
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我们见到了老红军朱家胜将军，朱家胜将军我在新疆采访时，也寻找过他，他新疆战友告知我，他已搬到南京居住。今天一见面，他听说我去了新疆采访，还寻找过他，他表示感谢，并向我问起了新疆的老战友的情况。我将在新疆采访的七位同志向他作了汇报，他边听边频频点头说：“好、好，你辛苦啦！”
由于朱老身体刚刚康复，我在病房内拍了几张照片后，向朱老了解到他是江西莲花县人，原名朱家盛，191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年仅15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2年，莲花县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村里的青年踊跃参军，都以此为荣。这年“八一”建军节，莲花县南村区召开群众大会，动员青年人参加红军。时任乡苏维埃政府委员的朱家胜带头报名，在他的影响下，有8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参加工农红军后，于1932年年由团转党。先后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
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朱家胜所在的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开始长征（西征）。所谓“先遣队”，就是“敢死队”，就是要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央红军通过。这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进行长征的部队。出发那天，群众纷纷来到驻地为红军送行。朱家胜洒泪告别父老乡亲，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他在行军途中打摆子又遇到大雨，地上没有坐的地方，可是累得走不动路了怎么办？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作短暂的休息。
草鞋在行军途中被穿烂，就用布裹着脚，拄根棍子继续走，可又能坚持多久？只好光着脚走，又是污水感染发炎，又是地上的石子割裂，两个脚全部烂掉。？
长征途中有重重险阻，战士们过雪山时高原反应严重，很想坐下来休息，但是，能坐的地方都贴着“雪山上有山峦瘴气，不准坐下”的标语，这是因为人坐下就不想起来，飘浮在地表的瘴气会让人无法呼吸。朱家胜当时头昏脑胀，上气不接下气难以忍受，他看到旁边有一个战士盖着被单躺着。他心想，他能睡觉，我为什么不能坐一会儿呢？没想到揭开被单一看，原来这位战士已经牺牲了。他这才意识到坐下来的危险性，千万不能休息，只有咬牙坚持。
在雪山行进也非常危险，不能离开前卫部队走过的老路，否则就有跌进雪窝的危险。当时有位红军战士何明清因为去方便，回来想走近路结果掉进了雪窝出不来，朱家胜去拉他而手够不着，只能解下腰带拉他，但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四肢无力，朱家胜又被何明清拉下了雪窝，幸亏一位挑夫赶来，用扁担把他们救了出来。后来，何明清还是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他没能走出草地。
朱老曾写了本回忆录《飘动的篝火》，书中记录了他一生革命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生的总结和回顾、怀念。”
书中记录了过草地时由于缺粮，战士们吃皮带的情景：
我看到有很多同志都还没有睡，有的聚精会神地正在缸子里煮着什么；有的用木柴棍子在火堆里拨拉着什么。我爬向他们，还没看见是啥，就闻到一股焦牛皮味道。
那个用木柴棍子拨火的人，大概听到我的声音了，回过头笑着说：“是你呀，朱书记。我在烧牛皮哩！你刚才睡着了，我没有叫你，准备烧熟了再叫你起来吃。”“我的烂鞋子也是生牛皮的，也可以烧着吃呀！”“别忙！你的留下以后再吃吧！”
牛皮烧得咝咝响，鼓起无数米粒那样的油泡泡。牛油掉在火里，火更旺了，火焰更浓了。
牛皮烧好了，那个同志分给我二指宽、二寸来长的一节。我放在手心里仔细一看，的确焦黄焦黄的。我先用牙咬下一小点，放在口里，像油炸糕似的，一点也不难吃。
朱老参加红军时就在红六军团，抗日时在三五九旅，江西永新县、莲花县老红军大都在肖克、王震领导下带出来的。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我在采访贺劲南、刘亮生、颜玉泉等老红军时，他们对南泥湾精神都有着伴其一生的情结。老将军朱家胜也是如此。
红六军团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在抗日战争期间立下赫赫战功。1941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外面的物资无法运进，第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短短的三年，由王震旅长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那首家喻户晓的《南泥湾》歌颂的就是第三五九旅。几十年来，朱家胜将军一直保持着南泥湾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新疆到南京，他家院子里必会种菜，特别喜欢种南瓜，他常说“从井冈山起我就爱吃南瓜，南瓜既可当饭又可当菜。”
朱老一生担任过游击队政委、营政委、团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军团政治部总务科长、第三五九旅教导营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后，在南下支队任营政治指导员、第三五九旅政治部组织科长、部长，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后勤部政委、政治部副主任、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顾问。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
在交谈中，朱老问我住在干部病房六楼和五楼的陈德先将军和左爱将军你采访了吗？得知我还未采访时，他说：“他们都是我们江西老俵”。
我说：“我还准备去找他们呢？正好顺便一起可以采访了”。这样，我们从朱老病房告辞出来，乘电梯先到六楼，在607病房见到了陈德先将军，值班战士见我们来后，问明情况，带我们进了内屋，陈老坐在桌前与我们交谈起来。
由于患病，身体状况很差，特别是讲话语言不是很清，给我们之间交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天已经黑了，我先支好三角架，抓拍了交谈中的几张照片后，很困难地采访到他的情况。
老红军陈德先1915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7月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省泰和县红军游击队战士、红军独立五师第十五团第三连通讯员、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二军特务团第三连战士、红一军团保卫局交通员、红一军团教导营学员、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第一团第四连学员兼小组长、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第一团第四连支部书记、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第一团特派员、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第三团总支书记等职。先后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斗争，参加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政治处组织干事、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一支队学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支队特派员、抗日军政大学山东第一分校政治部锄奸科长、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员、山东纵队政治部武装科副科长、山东军区特务团第二营政治教导员、山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先后参加了莒县、临沂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第八师第二十二团政治委员、华东三纵第八师第二十二团政治委员、华东三纵第八师政治部副主任、华东三纵第八师政治部主任、华东三纵第八师副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副政治委员、华东军政大学一团副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了攻打峄县、泰安、小方山、济宁、沙土集、许昌、金刚寺、洛阳、开封、睢杞等战役战斗，以及著名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 、政治学院速成系一班学员、政治学院完成系主任、第二十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江苏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南京军区工程兵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老抖动着手，较难地在题词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即告辞下到了五楼。
在五楼过道里，正好遇见一位穿着病号服的老人迎面而来，我上前向他打听，他笑笑没有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大声地再问了一声说：“同志，请问左爱将军住几号房。”他这下可能听见了，停住了脚步问我们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来采访的”。他笑着指着耳朵说：“我两耳听不清，你讲话大声点，我是左爱”。我再重复了一遍说，“我是从江西来采访江西老红军的”，他笑笑转回身，我们随后跟着他进了503病房。由于交谈困难，他一直带着笑脸，望着我俩不知说什么好，我只好拿出纸来，在纸上我们相互交谈起来。
左爱，1916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怀忠区社口村一个贫农家庭。因为从小是孤儿，自小给地主放牛谋生，参加革命前没有进过学校，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党。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囯民党“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O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营政治教导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政治处主任、警备第一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一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
建国后，任师长兼政委、海军海岸炮兵部部长。1956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海军系。后历任第一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学院副院长、海军福建基地政委。1973年，左爱调到第二海军学校任政委。1975年，中央军委批准将第二海军学校改番号为海军工程学院。1977年，左爱任海军工程学院政委。1979年，左爱升任海军学院政委。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为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最后，左爱将军在纸上写道，我的双耳是在战争时大炮震聋的，年龄大了，越来越听不清了。并题写了“深怀故乡情，祝全江西省人民幸福”。
我借着病房内的两盏日光灯，给将军拍照。将军在接受采访过程中，脸上总带着一丝微笑。
我查阅资料得知：左爱将军一辈子很苦，由于从小就是孤儿，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15岁参加红军，长征时才18岁，单薄的身子背着200块银元，累得直掉眼泪。爬雪山时，快到山顶了，气压低得受不了了，就拿出事先准备的干辣椒，干嚼几口，出一身汗，然后一鼓作气爬上山。
他原名叫左文照，左爱是他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他解释‘左’字有五画，‘左爱’就是‘五爱’：爱党、爱毛主席、爱人民、爱老婆、爱孩子。但又因为此，在文革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他却坚强乐观地过了一辈子。
在延安警备三团担任政治处主任时，他很注重文化学习，总是想办法借书来看，为了读尽可能多的书，也为了让有书的人愿意借给他，总是快借快还，也就在那时养成了终身阅读的习惯。
学习起来一丝不苟的左爱将军，打起仗来也十分神勇，是敌人闻风丧胆的“黑老虎”，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宜川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等著名的战役。
1949年西北野战军解放了古城西安，进行了歼灭胡宗南部的扶眉战役。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中央军委决定会歼胡宗南、马步芳集团。当时，胡宗南也重新调整了部署，妄图诱我进入渭河谷。经过不断地讨论、完善方案，最后我方制定出“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当时正值炎炎盛夏。
1949年7月11日下午4点，按照部署，首先要夺取临平，掩护主力开进。担任尖刀任务的正是左爱将军所在的部队，当时左爱任第十师的政委，师长是刘懋功，两人就聚在农民的牛棚里摊开地图，分析敌情，直到半夜才打了个盹。尽管战斗打得很艰难，左爱在首长询问战况的电话中，还是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守阵地，决不让敌军前进一步”。因为部署得当，敌人被三面合围，成瓮中之鳖，很快就溃不成军了。我军迅速以猛虎扑食之势直插敌群，拦头截腰，打乱了敌人部署，很快全歼了敌人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因而士气大振。7月14日，胡宗南损失惨重，兵退汉中。至此，扶眉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歼敌4个军，共4.5万余人。这一仗不仅打垮了胡马联盟，而且我方士气大振，为解放全西北、支援西南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我俩走出南京军区总医院时，已是晚上七点半了，这时，才感觉肚子饿得有些发烧了，想起中午都没有进食。
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餐馆路边放着桌子，我俩坐了下来，炒了几个菜，叫了一瓶啤酒，痛快而且高兴地喝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