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逆流而上干革命，珞珈山挚友誓别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不仅是九省通衢连接四方的大都市，作为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此刻更是反革命屠杀的重灾区，分布于长江口岸的汉口、汉阳和武昌三大重镇，已成为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势不两立的漩涡中心。
于4月初抵达武汉的衡阳学子罗荣桓，通过补考，插入了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继续读书以实现自己的做一名建筑工程师的夙愿。这所由武昌中华大学、师范大学、商科大学、医科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合并而成的综合大学，也是国民革命军在去年十月攻克武汉之后，根据国民政府的决定新组建的。
罗荣桓带着家乡农民运动兴盛与受阻的激情与愤懑，前来这所新兴大学上课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后，大革命正处于国共水火不能相容的交锋之中，学校上下都被这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所笼罩。课上的很少，许多师生都被卷进了声讨、示威、游行和被陷害的逆流之中！
这种氛围与半年之前到处是鲜花、红旗、是胜利的捷报和歌声，大不一样了：许多被蒋介石的屠刀和屠杀的局面吓倒的学生，纷纷脱离或远离了革命。
就在这急风暴雨的腥风血雨中，一直作为学生会干部的罗荣桓，却如同一只雄鹰展开了翅膀。他经原来的同学、挚友彭明晶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团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共产党员。（这即是我党最低潮特殊时期的一种特别之举，更可称之为逆恶流而上的火线入党！）
罗荣桓入党之后，武汉形势更加危急。6月20日，蒋介石在徐州召见冯玉祥等南北战将，又施计谋。冯玉祥表态拥蒋，许多国民党左派和保持中立的将领，也都纷纷投入蒋介石的阵营。这也成为宁汉合流、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过度预兆。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党内的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董必武等革命精英，积极主张发动工农武装起义暴动，推翻国民党右派，捍卫革命政权。
尽管这一主张遭到陈独秀的反对，未能及时实现，但中共湖北省委，仍然对应变做了一些必要的部署：7月初，为迎接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召开，汉口《民国日报》连续几天发表半版篇幅的广告，号召学生“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
同时，湖北省委准备派遣400名忠实坚定的学生到各县担任农运下级干部。罗荣桓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一员，他将要去的地点是鄂南的崇阳、通城。
7月上旬的一天，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同学挚友张沈川，来到学校探望罗荣桓。他们从广州一别，又在武汉相遇了。
罗荣桓伸出双手，拥抱广州一别的张沈川，他仔细打量着对方那坚毅平静的面容，兴奋地说：“嘿，不到一年，你可真有长进！”
“哪里，你不也一样吗！”张沈川双手握着罗伸出的左臂说，这个时候，真想急切地看到你！
罗荣桓：“我也在惦记你呀。怎么样？走，我们到校园外面去聊……”
二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肩并肩地出了校园，一直朝当时还荒凉的珞珈山登去……二人来到山顶的一处裸露的巨岩旁边，一面俯瞰明镜般的东湖，远眺从天际流来，又平静地沿着长江流去那烟波浩渺的景色，一面交谈着分手的经历。这两个从1923年就在一起学习的好朋友高兴地知道，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感到彼此的友谊又深厚了一层。而且来者已经在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工作，这次前来更带有依依惜别的战友之情。
张沈川：在这场大动荡、大分化的险恶形势下，我一个从政的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容不得自己来随便选择！听说要随总部开到江西去。
罗荣桓：“是啊，我们原来的设想都得服从时局的安排，工程师恐怕一时半会当不了了！”看着注视自己张沈川那期待的眼神，继续说：“我马上要被组织安排到鄂南，去搞农民运动。”
张沈川：好啊，咱湖南的毛泽东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著名论述。
“是啊，他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读了好几遍，其中还有到衡山县考察的农民运动的盛况，真是太感人了！”本不爱表白的罗荣桓蓦地提到，《民国日报》刊载的《省党部青年部的2号训令》上说，准备从事实际工作的青年，必须将自己看成“民众的工具”，要在革命感情、革命知识、革命才干、革命品德等四个方面，加强修养！……
张沈川接着说：“我们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耐革命经过的艰难；要有刻苦耐劳的习惯，才能过革命中流离穷困的生活……”
罗荣桓又接着朗诵道：要有刚健奋斗精密耐烦的精神，才能轻生死，在危险恐怖的形势中，镇静从容，布置调度，支持大局不致慌乱……
二人几乎是同声朗读：还要大公无私，谦虚和平，才能深得群众之信仰！……
这一段话，二位都曾如背台词一般反复朗读，进而背诵在心。
张沈川：今后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要相互勉励，各自珍重！……
罗荣桓频频点头，深表彼此的这种相别之时的祝福和祈祷。谁想二人这一别，就是22年未曾相遇。罗荣桓也很快从军，驰骋于战火纷飞的土地革命战场；张沈川则置身于龙潭虎穴，从事艰险的地下斗争。直到全国解放时，二人才在西柏坡重逢。
罗荣桓同张沈川分手后不几天，就接到市委通知，要他到省委农民部报道。罗荣桓到农民部后才听说，此次派出好几百人作农运工作，但真正到达指定地点开展工作的还不足一半，不少人拿了20块钱盘缠便不辞而别……
对这一问题，罗荣桓是用实际行动来回答的。他没有说什么，领取了当时因通货膨胀已经涨到40元的川资，便回去进行准备。
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使建立新中国的愿望成为泡影。想为新中国盖广厦的罗荣桓毅然决定放弃了当建筑工程师的志愿，准备走了。收拾行装很容易，就是一床老虎花纹的绒毯和几件换洗的衣裳，那一本本厚重的英文版的数学和物理教科书，还有有三角板、圆规和计算尺都用不着了，可一一送给同学；关键是思想准备，临行前又反复阅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一次在心中朗诵《湖北省党部青年部训令第二号》中的誓言。（黄瑶著《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49至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