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9日 星期五 北京市 晴
没有睡几个小时，就早早地起了床，在楼下吃完早点，等待田浩开车来接我去采访，中午11点多钟田浩开车找到我，只好改成下午去采访了。
下午三时，我们来到了西直门内大街170号的总政干休所。这次来也不知道是第几回进总政干休所了，在兰州才得知老红军黄经耀将军也在此居住，如当初知道一打听，去年就完成了对老红军黄经耀将军采访。
走进黄老家，与其他首长家是统一规格的住房，黄老很客气地请我们在客厅就坐，他言语不多，脸上总是挂着笑意。
1915年黄经耀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曲洋乡桐溪村，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由团转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多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
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任志愿军师长、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黄老从16岁参加工农红军起，通过中国革命三个时期的斗争，到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没有离开过战斗的洗礼，这是他一生的幸运，也是幸福，经过战斗的考验，得到了锻炼。
1915年8月，老红军黄经耀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曲洋乡桐溪陂坑村，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耕种的土地是祠堂租的，一年下来交完租金所剩无几，家中父母、兄弟、姐妹共八口人，遇到天灾人祸，生活就非常困难。
1929年，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红军来到赣南、闽西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于都县也是苏区组成部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年小的黄经耀也参加了儿童团，在少先队组织下参加放哨、查岗、捉坏人，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
1931年夏天，刚满16岁的黄经耀和大伙凑在一起商量，说：“红军打白狗子，打反动派，帮助穷苦人民翻身，尽帮穷人做好事，我们也要参加红军”。有的说：“我们都十六、七岁了，不参加红军打白狗子，打反动派，还算什么少先队员”，大家商量结果回去征求父母意见。
父母勉强同意了后，第二天，黄经耀就同村上的小赖子，小狗子等几个人跑到桥头，上堡找到了红三军第七师要求参加红军。开始，部队不同意收，后看他们的心情急切，态度坚决就将他们留在了部队，当天就领到了装备和武器。
刚参军，就参加了部队围攻各地的反动靖卫团占据的土围子，为的是肃清反动势力，巩固苏区，从打第一个土围子于都上堡大土围子到于都、宁都交界处的赖村地区打掉了几个大土围子，为日后反“围剿”作战清除了反动派的据点内患，为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2年初，黄经耀从参加漳州战役开始，先后参加了苏区的1932年6月水口战役、1932年7月、8月间的乐安、宜黄战役、1933年初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的东陂、黄陂、草台冈的歼灭战、参加了1933年9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反“围剿”的乌江圩战斗、大雄关阻击战、广昌保卫战。
广昌保卫战也是红军在中央苏区进行的最后一个战役，红军集中了几个军团的主力，整整打了18个昼夜，在战斗中，虽然给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消耗，歼俘敌人达3000多人，但是，我们红军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超过半数，许多连队几乎与敌人拼杀光了。这是一次典型的消极防御战役。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还要红军主力再去打几个大胜仗来保卫中央苏区，于是将红军主力兵分几路出击，继续与敌人拼消耗。虽然在高虎垴，万年亭，温坊等打了几个胜仗，歼灭了李玉堂、李延军等部七八千人，但几个局部战役的胜利已改变不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到9月中旬，中央苏区创建的三十多个县，只乘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等几个县，红军被迫于10月中旬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初，黄老所在的师从兴国阵地撤下来，转移到于都县东北的宽田、岭背地区时，经过短暂的准备，补充兵员，补发武器弹药，休整后于10月15日奉命担任右路军前卫，渡过于都河，告别了苏区父老乡亲，向西南方向急速前进，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黄老回忆起长征途中的经历。
10月21日，部队翻过大王山，进入信丰以东，安远以西时，第五团奉命插到板桥以南占领有利地形，阻击安远敌人，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了新田，仅三个昼夜，就将广东军阀部队苦心经营的号称“钢铁防线”的第一道封锁线突破了。
敌人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湖南汝城，桂东至城口一带。我们师第六团以奔袭方式夺取了城口，兄弟部队攻占了汝城，红军没费力气，歼灭了该区内守敌，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我们第五团和第四团奉命抢占了粤汉铁路东北之九峰山沿线阵地，抢占有利地形，打退了粤军邓龙光部于九峰山南侧，兄弟部队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我们部队配合兄弟部队，掩护红军纵队（即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敌人封锁线。我们又奉命昼夜兼程赶在红军纵队前边去执行开辟新的战斗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昼夜行军，并没有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由于中央纵队大搬家式的行军，行动迟缓，错失了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良好时机。
由于敌人先于我们占领了有利地形，调配了几倍于我军的部队，给我们渡湘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我们部队英雄顽强，在湘江两岸阻击阵地上抗住了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进攻，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反复拼杀，最后抗住了敌人的猛烈攻击，掩护了主力和中央纵队突出了敌重围，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八万多红军，经过湘江战役，剩下了三四万人。
1935年1月，我们师第四团强渡乌江胜利后，第六团又智取了遵义城，接着部队连克娄山关，桐梓和松坎。
1月22日，部队奉命从松坎出发，向赤水方向前进，第二天遇到当地军阀候子担部队阻击，我团向敌人发起了攻击，经过一阵战斗，将敌打挎，在向赤水前进时，奉命又返回土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部队伤亡较大。29日，我们部队即连夜撤出战斗进至猴场，渡过了赤水河向川南西河镇前进。
红军一周内二渡赤水，连攻桐梓城，重占娄山关，二占遵义城，重创了黔军和蒋介石嫡系两个师，毙伤俘敌约6000多人。这是长征以后最大的胜利。
毛主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3月10日主动撤出遵义城。我们师沿着长干山脉，向金沙江、仁怀、鲁班场方向前进。敌人为阻击我们，已先行占领了鲁班场，在战斗中，我的腰受重伤。连长曾国华和指导员几次动员我留在老乡家养伤，并发给银元作为安置和治疗费用，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是连部通讯员，我保证跟上部队，连长答应了。走了几天，伤口发炎，不断向外流脓血，疼痛难忍，汗流满身，我咬牙坚持跟上部队。有一天到宿营地，卫生员小刘给我换药时，房东老大爷70多岁，见我伤口红肿，还在流脓血，就说：“小兄弟，你伤可不轻喽！你跟部队走真不容易呀！”于是老大爷叫他孙子抓来一条小狗杀了，取其肝胆剁碎，先用盐水白布挤出脓血，然后将剁碎的肝胆敷在伤口上，又拿出一包柴红色药粉在上面涂了一层，最后用白布绑扎好，他告诉我，我们山里人都用我这药，你放心，过7天，打开绷带看看，再用盐水、棉花消毒包上，没事的。约七天后，我打开绷带一看，红肿消失，好像新肉也长出来了。过了二十来天，伤全部恢复了。我当年连姓名都忘了问。老百姓对红军是一片真心爱护。
我们部队撤出鲁班场战斗后，于3月16日进至茅台镇，在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河。敌人紧追不舍，以为我们由此向北要再次北渡长江，蒋介石调集了其主力和川军向川南长江西岸集结，又令云南滇军主力向镇雄，扎西地区集中，准备在川黔边的长宁、兴文地区与红军决战。毛主席指挥红军乘敌人向川黔集中之时，直插二郎滩，太平渡之间，于3月21日四渡赤水后，掉头挥师南下。我们师在四渡赤水后，抢占了乌江直逼贵阳，使敌人昼夜不停地向贵阳集结。我们又向云南前进了。在曲靖县，我们第五团侦察排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先遣队，大摇大摆地开进县城，当曲靖官员在准备欢迎中央军时，连同400多保安队一起当了我军的俘虏。这时，我们主力红军已过金沙江，我们师也昼夜急速向北渡过金沙江，向会理前进。
黄老说：“我二过草地、雪山，第一次过雪山是1935年6月12日，部队一大早出发，我团尾随第四团开始爬山，战士们劲头十足，爬的也快，大伙还唱起了歌，爬到半山腰，无人讲话，陷入了寂静中，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只有脚下的“咯吱，咯吱”的踩雪声。有些同志头晕眼花，全身无力，胸闷气短，大家互相帮助，手拉手，缓缓地往上爬，有些战士走不动就倒下去了。我们第五团翻过雪山，进到懋功以南时，得知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懋功，我们师第四团已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
懋功方圆几百里是藏民聚居区，汉人极少，我们第五团在这里休息了四五天，约在1935年6月下旬，就奉命执行先遣侦察任务，由团长张振山带领第一营，团侦察排和通讯排一个班沿两河口、松岗，向甘南的玛典、查理方向前进。这里是水草地与干地相间，部队走得急，没有思想准备，连粮食也没有带，更不知道走几天连人影也不见的旷无人烟的大草地在等着我们。走了三天，所带粮食已吃完，第四天只好挖野菜充饥。到了中午，前卫连发现前方有几头牦牛，团长张振山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有五六头牦牛，周围是大草地，看不见人影，肯定是野牦牛，于是，团长叫第一营派第一个排的战士前去把牦牛赶过去，不一会儿，6头牦牛被牵回来了，找了一个地方宿营，把牦牛宰杀了，连肉带皮和杂碎分到各连队，让战士们饱餐了两顿。第五天，部队继续出发，上午10时许，忽然听见前面有枪声，我们团长立即命令部队展开，抢占右前方那一片小土山头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当我们爬上小土山一看，果然有一支骑兵正向我第六团部队冲击，团长张振山命令第一连在左，第三连在右，第二、第四连和重机枪排在中间展开成横队，前后重叠卧倒，每个战士都作瞄准状，只等开枪的号令。这时，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从前面第6团跑过来，对团长说：“你们第五团第一营要坚决将敌人打回去，掩护第六团撤下来集结，配合你们歼敌。我们团长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当过骑兵，懂得骑兵的弱点。敌骑兵约有1000多人马，成营连展开密集队形冲来，都挂着枪，举着马刀，分成一股一股，在距我们七、八百米不打，到了一百米时，团长一声令下“打”，几十挺重机枪和几百支步枪一齐开火，打的敌人人仰马翻，不到半个小时，敌人丢下四五百人马一溜烟逃跑了，从俘虏口中得知是马步芳的一个骑兵师，这次战斗结束，收缴了部分干粮和马肉，大家精神抖擞，情绪振奋，又踏上了征途。
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红军在川西北转来转去，延误了许多时间，最后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向甘南进军。
我们部队为了避开马匪骑兵的阻击，于是主力决定向黑水、芦花、毛儿盖、松潘方向前进，我们担任侦察的部队为了追赶主力，又要翻越称“生命禁区”的笔架山，只有翻过这座山和其它雪山，才能与主力红军会合。
第二天拂晓起程，天快亮到达山脚下，太阳刚照到山头上，山中有雾，能见度很低，半山腰什么也看不见，与夹金山不同的是笔架山是藏民们经常过往于黑水、芦花的主要交通线，山上有明显的路，直通山顶，指战员们沿着山路一直往上爬行，但高山缺氧依然严重，还是有不少人有反应，昏倒在雪地里，有的地方坡很陡，战士们倒背着枪，弓着腰，双手扶膝向上爬，但是有的同志就差十几分钟或几分钟就可爬上去，用尽了最后一份力量还是永远倒在了雪山上。经过大家相互搀扶，互相鼓励，部队终于翻过了雪山，到山脚下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走了二十来里路，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就在这个村庄住下来，休息了一夜。经过几天的深山老林中的穿行，在黑水、芦花与师主力会合了。
在黑水、芦花休息一段时间后，部队继续向东前进，沿途不见人影，当部队快进到毛儿盖附近时，准备歼灭松潘地区的敌人，上级决定不打了，部队继续向毛尔盖前进。
1935年8月18日，部队从松潘阵地撤下来，19日进行了一天组织动员，每人分了三天的生粮食，5天的干粮，（炒熟的青稞麦）。有的同志干粮袋装不下，就用裤子扎紧来装。8月20日拂晓出发，刚走出不到20里就进入了草地，因为有我们第五、第六团先前过草地的经验教训，所有准备工作做的充分、扎实。
草地里无法找到路，遇上阴天也辨不清东西南北，我们第五团紧随前卫团第四团的脚印行进，草地里只要看见天上有一团乌云，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暴雨袭来，大家冒着大雨前进，大雨一过，暴烈的太阳又出来了，战士们又顶着烈日继续前进。天上是风一阵、雨一阵、热一阵、冷一阵，地上又是水草沼泽地，坑坑洼洼，污水遍地，臭气难闻，有的同志走不好，陷下烂泥潭很难爬起来，有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也有的同志身体生病，也长眠在草地里。
8月26日，在草地行走了7天，我们终于战胜了大草地，到达了班佑，俄界地区，战士们都跳起来欢呼。
在红军主力进入班佑地区时，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向胡宗南进入包座的守敌发起进攻，我们奉命担任预备队，经过激烈战斗，很快将守敌和前来增援的敌第四十九师（这是在江西的老冤家）大部歼灭，毙伤，俘虏敌人达4000余人，这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部队在班佑、俄界、巴西地区休息，准备粮食继续北上。
这时，上级传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他要率部南下西康，另立中央，并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重新返回草地南下，当时大家非常惊讶，党中央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经。毅然决定亲自率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中央直属机关继续北上，创建陕、甘新苏区。
10月中旬，我们进入了陕北吴旗镇，后又转到甘泉下寺湾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的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黄老最后感慨地说：“长征的确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全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对我自已来说，能参加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也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荣幸”。
黄老在全国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黄老回忆说：“1950年初，广西战役刚结束，我师奉命进入柳州、桂林、三江、宜山地区剿匪。我率领先遣人员进入河南午阳、叶县地区，准备开荒生产。上级又将我从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调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六师工作。第四十二军己调去东北，进入齐齐哈尔以北富裕、依安、纳河、克山、北安地区执行开荒生产任务。我到第一二六师时，部队正在紧张地进行开荒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6月25日，与我们一江之隔的朝鲜爆发了战争。7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开赴朝鲜。
我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央军委于7月中旬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十五兵团的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和第五十军组成东北边防军，担任保卫东北边防的安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
7月23日，我师和军主力一起奉命结束农副业生产任务，交由当地政府，即刻收拢集结部队休整待命。
8月初，我师奉命乘火车东进，进入吉林通化、柳河地区集结。按上级要求进行爱国主义和形势任务教育。全师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
10月12日，第四十二军在集结地集安召开了入朝作战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部置了入朝作战的初步任务。原拟10月19日全军统一渡江的时间，我师奉命于1950年10月16日晚，提前三天从集安渡江入朝。
我军入朝后令第一二五师抢占小白山周围阵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阻击北犯敌人。令第一二四师组织几个先遣加强营，乘坐人民军派来的汽车，抢占五老里以北芳草岭、黄草岭以南阵地，配合朝鲜人民军阻击北犯敌人。
连续几天，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敌人连续几天大规模进攻遭失败后，集中大兵团，集群式发起连续突击，企图打开黄草岭这个口子，展开迂回长津、江界，挽救西线败局。
战役发展到11月6日，志愿军西线主力已夺取了反击作战的胜利，战役中，我师歼敌800余人，俘敌10余人，缴获敌汽车4辆，武器弹药一部。我师伤亡350余人。这次战役将进攻敌人赶回到清川江以南，夺取了入朝以来初战的胜利。
年底，我师又参加了第二战役，从西线、东线同时向敌人发起强大攻势，第一二四、第一二五师向孟山、北仓里、顺川、肃川方向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南北联系，我师左路纵队沿北仓里向松隅里、新德里、龙门里、崇化里、新兴地区攻击前进。
敌人为什么败退得这么快？沿途到处可见整桶的汽油，整箱弹药，还有食品、米面和其它军用器材。
经过连续十几个夜间急行军，我们部队于12月22日进到了铁原以南“三八线”以北不潭洞、陵谷等地区集结。东线敌人进攻遭到惨败，也全线南逃，溃败到咸兴、元山后，下海乘军舰从海上向南朝鲜釜山地区撤退了。至止，“三八线”以北被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了。第二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我志愿军歼敌达3万6千多人，其中美英军2千4百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就死在这次战役中。第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被动局面，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后来，我师又参加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论是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还是李奇微的“磁性战”、“细菌战”、“绞杀战”，或是克拉克的“钢铁战”、“金华战役”，都在中朝人民和军队面前遭到了惨败。最后，侵略者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结束采访时，黄老提供了江西老红军杨国斌的情况，并将他的住址北京二里沟中科院宿舍告诉了我，并先打电话联系好，请杨老在家等候我前去。
我们开车到达二里沟时，来回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中科院宿舍的大门，北京的路开车一开过头，就不能随意调头，打一转就是数公里，没法只好打电话给杨老家，约好地点，由保姆在路上接我们后，再带我们到达杨老家。时间已是18点30分。
杨老见我们到来说：“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希望家乡在三个代表指引下，取得更大的胜利，人民生活更幸福”。
杨老1917年7月出生在江西省永丰县潭头乡上车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在少共国际师当战士，参加了苏区1至5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由团转党，并从中央苏区出发参加了长征。
长征中在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任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一一五师任通讯班长、骑兵班长、区大队长、连长、指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副营长，营长。
解放后在人民大学学习、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后担任陕西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宁夏军区后勤部长、1960年转业到中科院生物所任副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书记。
1955年授中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独立自由、解放勋章。
1982年离休。
杨老对我说起了自己的经历：“1917年7月14日晚上，我在江西省永丰县潭头上车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出生。父母都是朴实的庄稼人，为人正直厚道，勤劳苦干，长年累月起早摸黑，尽管如此，但由于土地贫瘠，还是经常歉收，再加上地主的高利盘剥和旧政府繁多的苛捐杂税，所以仍然无法糊口。如果遇上灾年，连租谷也交不出，生活就更苦不堪言。在那个年代，许多贫苦农民都被逼得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有的只能靠讨饭度日。
八岁那年，我的父亲被地主逼死，全家的生计顿时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从那时起，为了生计，我不得不捡粪、拾柴、给别人家放牛。从八岁那年起，我每天都要上山砍柴，并要担50多斤柴草到几里地外的集镇上去卖。人小力不足，在路上被压得哭过好几次。
1930年夏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各派军阀混战，红军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根据地迅速得到发展，革命武装进一步扩大，整个江西和赣南地区都纷纷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因而，为了不让家人知道，我13岁偷偷地参加了当时的县独立团，是独立团里年纪较小的一员。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部队向战士们分发棉被、棉衣、棉裤等。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当时很多战士想不通，不想离开老家和根据地。首长看出大家有思想上的波动，向大家说明，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去建立更多的苏区，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家”，进行更艰苦的斗争……”
长征时我只有17岁，在少共国际师当战士。1934年3月，少共国际师改称第十五师，归红一军团领导，而后改称红三师，主要担任中央军委纵队的掩护任务。在湘江渡河场战斗中，少共国际师作为预备队参加战斗，稳定了渡河场的防御，但部队损失惨重，只剩下2700多人。
遵义会议后，红三师抵达贵州桐梓，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三师被撤销，人员被编入红一、红二师以充实主力。我编入红二师第四团，继续进行长征。
在长征路上，红军遭遇了无数险情，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过草地、爬雪山，走过人迹罕至的崎岖道路。以野菜充饥，或是啃树皮、吃草根。还要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躲避不断来袭的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但红军却坚定无畏，矢志不渝，一次次取得了胜利。
土城是赤水河中游的重要码头，有“川黔锁钥”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四川“剿匪军”司令刘湘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了土城所有的有利地势。前后敌人均占据险峻高山，居高临下。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军委决定消灭穷追不舍之敌，摆脱追兵，然后集中全力打开前进道路。要解决“后顾之忧”，为渡江北上创造有利条件，才能粉碎蒋介石企图聚歼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畔的阴谋。对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朱德同志曾在阵前指出：“面对装备精良的川军，须认真对待”。在土城战斗中，我们原以为敌人只有4个团，而其实他们有8个旅9个团，我军伤亡惨重。我所在部队的大部分同志牺牲，许多同志负伤，我们一个班最后只有我一人幸存下来。敌人冲上来本来想活捉我。在危急时刻，我们增援部队赶到了，他们与我共同奋勇抗击，经过反复冲杀，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
在长征路上，红军经历过像这样的无数生死考验。千锤百炼不怕难，大渡河、腊子口、泸定桥统统被红军征服，雪山、草地也向红军低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当我们要离开时，杨老夫妇怎么也不让我同小田离开，一定要留我们在家吃完晚饭才走，我们只好客随主便地留了下来。
晚上，田浩又在丰南宾饭安顿我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