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4日 星期四 乌鲁木齐 晴
今天一早起来，新疆的时间还是凌晨5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差还没有倒过来，我仍按北京时间进行工作。八点钟我乘上二路公交车在医学院站下车，边走边打听，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北京南路斜巷贵州北路上，找到了新疆军区第四干休所。在寻找老红军欧阳桂时候，隔壁邻居告诉我说：“欧阳桂夫妇在门球场上打门球”。并说：“我带你去门球场”。走到门球场，许多老同志正在分组进行对抗赛，邻居指着欧老给我看，我说：“不要说，我抓紧拍几张他打球的照片”。
在欧老夫妇再打完一局后，我看见他们坐在场边椅子上休息时，我主动走过去打招呼，并讲明来意。欧老和毛阿姨开始有些惊讶，转而高兴并热情地请我回到他家里去。我们聊了一会就到了中午，毛阿姨是陕北人，她在我们聊天时，自己揉面包好了饺子，并煮熟端上了桌，我们边吃边谈。
欧阳桂说：“我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那时我才16岁。刚当上红军战士，没有枪，只发给一支梭标，让站岗放哨。1934年由团转党。
后来组织上又把我调整做卫生员。那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很差，药箱里没有几片药。感冒、止痛等最常用的药只能留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在湘江设下重兵，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为了冲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战斗进行得真是惨烈啊！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从长征开始的8.5万人锐减到了3.5万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卫生员的战斗救护任务十分繁重，除了给伤员包扎伤口外，还要负责对重伤员进行安置。
红军抢渡大渡河后，翻越大雪山夹金山。此山海拔4000多米，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气候变化异常。山上飘着雪花，下着冰雹，寒冷刺骨。越往山顶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人越来越累，腿也迈不动。但谁都不敢停下来，一坐下去就有可能永远呆在这雪山上了。
过了雪山后，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北上就面临着过草地，那时我身上带的干粮都吃光了，已连续3天没进食了。大家只能自主寻找吃的东西充饥。我饿得实在撑不住，就去野外找吃的。转悠了半天，终于从一藏族人家附近找来了一张被风吹干了的牛皮。拖回来后，大家高兴得都叫起来。
我用火燎去牛皮上的毛，交给炊事员放在锅里用开水煮，整整煮了6个小时，捞出来后每人分一小块，吃一口都像橡皮筋一样扯得老长，吃进嘴里半天嚼不化，咽进肚里两天不消化，拉出来的有三分之一还是牛皮……。
就是这样，我们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硬是走过了雪山草地。
欧阳桂先后历任：卫生员，医生，卫生所长，长征到达延安后，在三五九旅卫生部任科长，随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到达新疆后，在南疆军区后勤部任卫生局长、伊犁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冲击，下放回江西吉安老家休养。
1989年，由于对新疆的留恋，欧阳桂向组织要求，回到了新疆乌鲁木齐休养。欧老常年坚持体育锻炼，多次被评为健康老人。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工厂、学校讲革命传统，对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
欧老得知我还要去老红军刘富良家采访，夫妇俩找出纸，为我写地址、画地图，告诉我怎么乘车，转哪路车。
经过两次倒车，于下午3点30分到达了幸福路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刘富良女儿在客厅里接待了我，听说我从江西专程来采访江西老红军，她忙进屋将已睡的父亲叫醒。
刘老双腿不能行走，女儿推着他坐轮椅出来，但刘老身体还是较好，他翻看着我带来的老红军照片，指着熟悉的战友，向我询问他们的近况。
刘富良1917年8月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莲塘乡花溪村，1930年在村里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先锋队，并任组长。1933年1月加入共青团任小组长。1934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党。
历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第五连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八路军一二0师第三五九旅南下第二支队政治处组织股长、吕梁军区七分区独立营政委、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新兵团政委、二纵第五师卫生部政委、解放军第二军卫生部政委兼党委书记、第二军职业学校校长兼政委、喀什军分区、和田军分区、乌鲁木齐军分区副政委兼党委副书记等职。
刘老参加革命后身经百战，先后二次因战负伤，由于他作战勇敢，曾先后荣获“模范排长”、“模范指导员”称号。他所带的连和营曾先后被授予“作战模范连”、“大生产模范营”的光荣称号，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我采访中，我钦佩刘老不居功自傲，谦虚礼让的精神，他家人与我谈起刘老经历，使我更清晰地认识了他。
他参加红军就赶上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部队奉中央命令作为抗日先遣队向湖南贵州进发。9月在贵州新场阻击战中，他左腿中弹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
1934年11月，他随红二军团东征，经过湖南慈利县时，被敌人炮弹打伤左腿，伤未痊愈，1935年1月他任排长，又组织参加了湖南大庸县、陈家河、候坪、毛坪、便水等三十几次大小战斗，并在候坪遭遇战斗中再次负伤。经过板粟、中保、招头寨等大小五十七次艰苦的战斗，一路跟随红军北上长征，风餐露宿，爬雪山、过草地，于1936年9月14日走出草地，在老君铺与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会合。
刘老在战斗中英勇善战，南泥湾大生产劳动中争当模范。他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的南下、北返运动战和进军大西北的解放战争。相当于一生经历了三次长征。
刘老进疆后，先后在喀什、和田和乌鲁木齐军分区担任领导工作长达30年。为了建设和保卫好新疆，他一边抓好部队训练，一边抓好民族政策教育，并把当年的“南泥湾精神”带到了新疆。
他生活简朴，勤劳勇敢，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宽以待人，严于律已的作风，是儿女们的榜样，也是我们青年一代的学习楷模。
他听说我还有几位老红军没有找到，他叫来女儿要车送我去老红军林才干家。
17点，车来到了幸福路自治区干休所。这里离市区较远，而且干休所占地范围也大。刘老女儿也找了几个圈才将我带到22栋老红军林才干家中。
林老身体很差，肺少了一边，平时气喘困难，阿姨讲：“你来了，他心情会改善很多。”
林老的肺伤是战争给他留下的纪念。
林才干1918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入党，担任过特务、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连长。
由于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利，红六军团按中央的指示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听说要离开苏区，有些家乡观念浓厚的人就开了小差，也有的听说苏区还留少数红军坚持游击战，就想留下来参加游击队。有的好友动员我跟他们回去，但我认准了要跟红军干革命，没有跟他们回去。
长征时，我被调到军团部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警卫员，长征中最艰苦的还是爬雪山过草地。在过雪山时，部队买了很多烧酒。山上根本就没有路，上到雪山顶，空气很稀薄，天气又很冷，我们都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布鞋，有的还穿的是草鞋。冻得实在受不了时，有的人就在原地绕圈跑，有的人就从山坡上跑下去再跑上来。有许多战士因冻而牺牲了。
过草地最难的是过沼泽地和没有吃的。开始还有干粮和野菜、草根吃，后来连这些也没有吃了，有时两三天什么也吃不到。一次部队从老乡那里搞了点野牦牛肉，给军团部分了一点，煮了后咬不动，王震等首长就带头撕扯着吃。
长征到达延安后，我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组织上于1944年派我去抗大七分校学习。
1944年11月，中央派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抗日根据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向组织积极要求参加，跟随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开赴南方。一路上突破日军重重封锁线，过黄河、跨长江、经赣湘、一直打到粤北南雄地区。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中央电令我们南下支队与李先念会合北上，国民党又极力阻止八路军北上，在江西、广东交界处的战斗中我身负重伤。由于离我老家不远，组织上决定让我回永新老家养伤。回到永新后，我积极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一边养伤，一边与敌人作斗争。
解放后，先后担任永新县杨桥和华溪区长，永新县武装部长，永新县委副书记，吉安地委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年战友大都在解放战争时进军大西北，已在新疆工作，出于战友情，加上王震老首长的关心下，我于1965年向组织申请要求调新疆工作。先后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二管处副处长，农七师政治部副主任，自治区州科委副主任等职。
1986年从伊犁州科委副主任位置上光荣离休
由于我留下的伤病，给生活、行动都带来不便，我平时也很少说话。阿姨在一傍说：“今天，他是讲话最多的一天”。听说我要走，林老一定要我吃饭再走，并叫阿姨加炒两个菜，当我答应留下来吃饭时，他满脸露出了快乐的笑意。在饭桌上，林老告知我永新老红军刘三朵的地址。
晚上8点，我离开林老家，出大门乘上907路公交车，此时正是下班高峰，路上堵车严重，经小洪山转二路到火车站已是21点30分，但天上还留着太阳的余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