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9日 星期五 雨 陕西省西安市
今天我早早起床，按照我的盘算，先远后近进行采访。外面雨是越下越大了，但阻止不了我采访的步伐。我走出宾馆，在门口拦下一辆的士直奔西安市长乐中路14街坊，采访黄河厂老红军孙勇。汽车在长乐路来回转几趟也没找到14街坊，我只好弃车冒雨步行询问路人，在一老者指点下，找到了黄河厂宿舍所在地14街坊，门卫告知我老红军孙勇住在9号楼二楼，我按所指方向直奔孙老家。
孙老见我来自江西，专程采访很是激动，拿出了所授的二级八一勋章，独立勋章，解放勋章给我看，并别在胸前让我拍照。
孙老1916年出生在江西吉水县黄桥，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1934年从江西永新出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前任战士、连文书、团书记官、长征时任无线电侦察台台长，并一直跟随任弼时长征到延安。
抗战中，任平西挺进军军部电台中队长。
解放战争，任笫六十四军干部部政委，参加了平津战役、新保安战斗。
解放后在北京中央三局电台任中队长、军委空军司令部通讯处政委、空军通讯学院政治部主任、陕西黄河厂党委书记。
孙老1984年离休后，仍然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声誉。
告别孙老后，我赶紧打了辆的士向老红军郭佳仁家驶去，在车上我用手机与郭老家取得了联系，约好在县北门小学门口见面，车在学校门口停下，我下车后，正好有一电话亭，我在电话亭打电话给郭老讲明已到达学校门口。
等了约莫十来分钟，有一个小女孩来问我是去郭老家的吗？我说是，她带我过了一条小马路进了巷内，巷口第一个大门进去是陕西省专卖公司的宿舍楼，郭老住在最东面1楼。
郭老见我进来，忙从沙发上起身说：“辛苦了，你是从江西来呀！”我说：“是，从南昌市过来的”。郭老又说：“你认识陈昌奉吗？”“我知道，他是独立师师长，可能已逝世了吧”我说。郭老接着说：“我和他还有其他人在长征中担任毛主席警卫员，他是我们班长，解放后就没有见过他”阿姨也参加到我们的聊天中。
1914年郭佳仁出生在江西宁都县，1931年参加了工农红军，1936年入党，参加红军后分在总司令部特务队任毛主席警卫员，一直跟随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进驻延安后，调任林伯渠身边任警卫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派往抗大参加学习，毕业后要求上前线，在120师任连长、营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战场从事供给工作任主任，解放后支援大西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任西北财政部后勤处长、陕西省专卖公司经理。
由于郭老在长征中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我兴趣很高，我提出请他谈谈参加红军和跟随毛主席长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郭老从他的家史和我慢慢地聊了起来。
“我的老家是在江西省宁都县黄石贯中塘村，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家境贫苦，父亲叫郭承仕，叔父叫郭承绍，只兄弟二人。
在我父亲七八岁时，我祖父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残酷压迫，早早离开了人世，丢下祖母带着我父亲、叔父二个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由于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和宗族家规，祖母没有再嫁人的自由，无法也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儿子，只得忍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把我父亲和叔父送给两个地主家去放牛已渡余生，祖母含悲饮泣，剪发出家，在离家乡十几里的塔脑寺做了尼姑。
放牛娃的生活是奴隶似的生活，当牛做马还无温饱，父亲睡在牛棚里，铺的是草，盖的也是草，一年四季打着赤脚，穿的衣裤都是不遮体的破烂衣。
父亲到十五六岁时，开始给地主当长工，长工与放牛娃一样，不同的是干的活更重、更累、更多。一直干到二十多岁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我父亲能吃苦，人诚实，邻村的一张姓老头见我父亲忠厚老实，庄稼活样样做的好，也同情他孤苦一人，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把我父亲领回家做了上门女婿。
父母生我们兄弟三人，哥哥家悉，弟弟家瑟，我叫佳仁，我和哥哥到了十一二岁，走上了父亲童年时一样的路，给地主放牛生活。
1929年，毛主席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解放了瑞金，以瑞金为中心，解放了宁都、于都、兴国、会昌、长汀、上杭等地，成立了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工农红军的帮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运动，我父亲担任了村里的耕田队长。
1930年到1931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红军队伍扩大了，根据地也巩固了，各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父亲担任了贫农团的主席。中央苏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耕牛和农具，我们家也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头牛，我和哥哥结束了放牛生活，跟着父母回到了祖居地——中塘村。
父亲参加革命后，除了积极发展群众，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帮肋红军送弹药、送伤员。
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胜利，革命热情高涨，要求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
1931年我15岁了，看见红军在扩红，心里痒痒地也想参加红军。我把想法与父亲提出来，我说：“我要去当红军，你同意不同意？”父亲说：“我已经在乡上给你和你哥两个都报了名，正准备待会与你兄弟二人说呢！”我和哥哥都很高兴，晚上，父亲把我俩叫到一起，一再嘱咐我俩“当红军在部队要好好工作，不要挂念家里。”
1931年2月的一天，我们刚参加红军的新兵在村里集合出发，当时我们中塘村扩红一个连，当新兵站在操场上时，乡亲们都打锣打鼓地欢送我们，这次哥哥没有去成，区里不同意二兄弟同去，但第二年我哥哥也参加了红军。
我参加红军以后先是分在红一军团，后调到总司令部特务队，几年来，一直转战中央苏区各地，从没有回过家，自己没有上过学，也不会写信，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我一生难忘的是，1934年10月，红军北上抗日，我们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在瑞金集合准备出发，我意外地碰见了哥哥，我俩见面，又激动，又高兴，竟抱头哭了起来。我哥哥在红三军团，后调到总司令部炮兵营，当时哥哥身体很瘦，经常吐血，患上了肺病，到解放后，我才得知哥哥由于身体太差，总部首长根据他的病情，没有让他北上，留在了地方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由于敌人封锁，游击队整天行军打仗，哥哥病越来越重，最后终因病重吐血牺牲了。
在与哥哥见面时，他还告诉我，叔父郭承绍原来在长胜陶瓷厂做工，1932年参加了红军，在补充师当战士，在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
我父亲是在红军北上抗日后，父亲一直在山区坚持革命斗争，1934年底，父亲接受任务，回到了家乡一带活动，一天傍晚，父亲刚回到家不久，由于坏人告密，恶霸地主郭承坊，郭承均带着十几个匪徒闯进我家，将我父亲绑上抓走了。
他们对我父亲严刑烤打，没有问到什么后，他们用铁尺将我父亲两只腿打断了，然后用尖刀在我父亲头上、身上、腿上刺了九刀，当我母亲和乡亲们将奄奄一息的父亲抬回家里，手脚己冰冷，血肉模糊，当他清醒一点时，将杀害他的凶手告诉了我母亲后就牺牲了。
此时，郭老沉浸在深深地回忆和悲痛中，接着，郭老又讲述了当特务员的情景。
我是1934年6月从红一军团军团部警卫连调到总司令部特务队的，五个班共六十多人，正是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时候，我们总司令部特务队和国家保卫局特务队接受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从广东到广西另一个根据地搬运一批西药、电池等物质，准备作突围之用。
这次任务共分三次，第一次我们总司令部特务队去的，胜利完成任务，第二次国家保卫局特务队去的，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袭击，损失了一些人员、物质。第三次又派我们去的，一路上由各地方的党组织派人带路，尽量绕开敌人，白天宿营，晚上行军，当走到广东境内一条山沟时，由于带路同志没有摸清敌情，我们遭到了敌人一个营的埋伏，两边山上和前面各一个连，把我们堵在山沟里。
我们特务队都是短枪，只有几把长枪，但我们都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战斗力很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虽然大量地杀伤了敌人，但我们也遭受了重大损失，队伍打散了，班长和指导员牺牲了，我们班的正、副班长都牺牲了。
我们边打边突围，在天亮前夕，我们转到一个小山后面隐藏，总共五个人，大家研究下一步行动，我们四个人一致表示，无论有千难万险也要回根据地，有一个胆小鬼，他提出要回家去，大家都表示为了防备万一，你要回家去，只许跟我们一起走。最后，我们五个人决定按来时的路返回根据地。
一路上，既没有向导，又不敢乱问路，走到第六天中午，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上有木桥，但有敌人把守，根据当时情形，我们分析是赤白交界处，我们就在河边小竹林等到天黑后，淌水过了河。
第二天，在根据地走了一天，傍晚才回到部队，同志们看见我们格外高兴，都认为我们回不来了。头一天下午有十几个同志回到了部队，都认为我们几个都牺牲了，当天下午还开了追悼会，扎了花圈，把我们五个人名字写在了花圈上。
1934年10月份，我们从江西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这主要是错误路线造成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利被迫而已。
长征途中，我跟随毛主席渡湘江，过乌江，渡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走了十一个省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长征途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最使我兴奋的是在长征途中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了甘肃，突破了天险腊子口，正向陕北行军，当时，我在司令部通讯连，一天，连指导员叫我去，对我说：“上级要调动你工作”，我问：“到哪去”，指导员说：“国家保卫局调你到毛主席警卫班去当警卫员，保卫毛主席”，指导员还说了些什么，由于我高兴都没有听清，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说：“什么时候去，今天就去吧？”指导员鼓励了我一番，我打好背包，就去毛主席警卫班报到了。
我们警卫班当时六七个人，我和李周长同志是新调去的，原来班里老同志记得有班长陈昌奉，警卫员曾先基，卫生员钟福昌，主席对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在主席面前就象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一样，一点也不拘束。
主席非常俭朴，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灰布军装，和我们一块吃大锅饭，主席有一匹马，但是，他自己经常步行，马上坐的是伤病员。
记得过六盘山时，我们跟随毛主席，刚走了不一会儿，就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起了暴雨，主席和我们全身都淋湿了。六盘山也是一片雪山，一上一下有六七十里，山上积雪不化，空气稀薄，行走艰难，当时陈昌奉同志生病，身体很虚弱，快到山顶时，陈昌奉同志力气不支，一头栽在地上，我们几个赶紧把他扶起来，主席把卫生员钟福昌同志叫来，钟福昌赶紧给陈昌奉拿药吃，吃过药后，陈昌奉同志还是不行，浑身发抖，迈不开步，主席问陈昌奉是不是冷，陈昌奉说：“冷”，主席立即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旧大衣脱下来给陈昌奉穿上。这时，主席身上也就剩下一件单衣和夹裤了。
陈昌奉在我刚到警卫班时就告诉我：“到了宿营地，首先要把主席办公的地方安排好，主席一忙工作，吃饭、住宿的事情都在其次。主席工作很忙，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到天亮，有时我们看见主席眼睛都红了，就会说：“主席，休息一下吧”，主席总是亲切地说：“快完了，快完了，我就休息”。可是一大堆文件，一批又是一个通宵，有时我们打瞌睡，主席还会叫我们去休息，我们常常是主席不睡，都不会睡觉。
在东渡黄河作战的那段时间，主席工作特别忙，当时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主席即要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又要考虑全党、全军的大事。
一天晚上，我给主席站岗，外面大雪纷飞，晋北高原，寒风凛冽，主席住的是窑洞，左边一间是主席办公室兼住房，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警卫班住的一间，警卫班老同志都调走了，除了我和李周长同志，其他都是到陕北后才调来的新同志。
我站在窑洞外面院子里，雪越下越大，慢慢地衣服、帽子上都下满了雪，脚也被雪埋了，冻的发麻。到深夜了，主席仍然在伏案工作，我不时地去看窗户，里边透出了光亮和主席的身影，突然，我听见主席叫“警卫员”，“有”我答应了一声，赶紧跑过去，主席站在地图前，见我进来，问我：“小郭，今天是你值班呀！”我说：“是，主席有什么事吗？”“没有，你在外面放哨，冷不冷”？主席关心地问，我说：“不冷”。主席说：“不可能不冷，要是冷，你就到屋里来吧！”我说：“外边有了情况怎么办？”主席说：“不要紧，四处都是我们的部队，你就站在门口吧，即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也暖和些”。接着主席又说：“做事要机动灵活一点嘛”。于是，我就站在主席办公室门口，眼睛看着院子里。
我们警卫班几个人都是党员，编成一个党小组，我是小组长，主席也分在我们小组过组织生活，开始开了两次小组会，我都没有去请主席参加，第三次开组织生活会时，我想，我是党小组长，又是警卫班长，请主席来给我们警卫工作提些意见。想到此，我就去请主席，走到主席住房前，我喊了一声：“报告”，主席听见是我说：“小郭吗，进来吧”，接着又问“有什么事吗？”我说：“主席，我们党小组准备开小组会，你有没有时间……”。主席问：“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我说：“今天晚饭后七点钟，在我们警卫班住的房子里。”主席说：“行”。
吃过晚饭后，我把同志们叫到屋子里，正准备去叫主席，主席已经推门进来了，主席说：“七点了，开会吧”。
开会时，主席问我：“小郭，这是第几次党小组会呀？”我说：“东渡黄河以来，这是第三次”。主席说：“那两次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说：“因为您太忙，我怕打扰您，妨碍您办公，所以没有去叫您”，接着，我又对同志们说：“今天，主席亲自参加我们党小组会，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主席说：“好，我不是作指示，先说几句，发表一点意见，检讨一下自已，前两次过组织生活，我因为忙也没有向小组长请假，没参加会”接着主席又对我说：“小郭，你是小组长，怎么不叫我呢？我也是一个党员嘛，以后组织会议、活动一定要叫我，不管我能不能到，都要叫我，如果有事忙，不能到会，我就请假吗！”主席的话讲得我怪不好意思。
从此以后，每次党小组开会，我都去请主席，主席尽量挤时间来参加，有时实在离不开，就会请假，他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样。
1936年11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调我去林伯渠同志那里工作，我心里翻腾起伏，回想一年多来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真不愿意离开主席。
临行之前，我向主席辞行，主席鼓励我好好工作说：“林伯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同志去照顾他，你去了要好好照顾林老”，看见我想通了，在送我出门时，我紧紧握住主席那宽大而有力的手，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主席到林老那去了。
几十年来，每当我想起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想起毛主席教导关怀，心情不能不静，激励我一生好好地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佳仁经过抗大学习，调到八路军第一二0师警备第六团第三营第九连任连长。1937年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争前线，参加挺进晋西北的战斗，连克宁武、神池、五寨、偏关、河曲、保定等七县。历经数百次大小战斗，出生入死，受过伤，立过功，一直战斗在枪林弹雨的第一线。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先后参加了解放绥远、丰旗、天镇、阳交、大同战斗，参加了攻打集宁西山战斗，收复延安战役等。1948年转入地方工作，在时任西北财政部部长白如冰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组建西北财政部工作。建国后，郭佳仁先后在岐山县、渭南专区、陕西省商业厅、陕西省供销社等单位工作。
郭老接着谈起了一些在西安的老战友，并告诉我老红军王兴也是江西人，他是部队的，住在西安北四府街42号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三干休所，我看看时间已11点20分，心想，赶过去还可以采访，即起身告辞，郭老夫妇挽留我吃完午饭再去，我表示谢意后，他们送我到门口，目送我坐上的士，并说：“我会给王兴打电话”。
（2006年9月，为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我将采访郭老的文章在《江南都市报》上发表。在往后的几年里郭老女儿郭晓惠来江西去祖籍宁都，都来办公室看我，并带上母亲白冰特意送来的西安特产给我。）
11点40分，车子在西安北四府街4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三干休所门口停了下来，这时，雨也小了许多，我在传达室一打听，当兵的小伙子很热情地打伞送我到老红军王兴家。
王老夫妇见我来很高兴，说：“郭佳仁已打电话来说江西来人采访我们这些老家伙，我们正在等你呢！”边说边让我坐下休息。
得知我的采访意图后，王老说：“我原来自己整理了一编《我的历程》自传记，你拿去参考，能用就用，没用就算了。待我拍完照片后，他忙起身去拿《我的历程》给我。
他在《我的历程》中详细的记录了自己革命工作六十一年来的重要事件。
1916年，我出身在江西万载县高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王少九在本县关帝庙开了个药店，维持一家生活，我八岁读书，九岁就缀学，上山打柴。我十一岁那年，父亲患肺痨病故，家中全靠母亲种植番薯和蔬菜为生，生活极为贫苦，灾荒年月靠捡野菜、挖观音土吃，全家五口人饥寒交迫，除大姐出嫁外，大妹送给姨娘抚养，二妹给人家当童养媳，仅剩我和母亲二人相依为命。
1928年初，我们家乡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地苏维埃运动。我参加了儿童团，配合赤卫队站岗放哨，斗争地主。同年十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红五军主力一部解放了万载县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
1929年，我参加了农民运动，1930年，为扩大红军，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来到万载县召红军，我当时14岁，我积极要求参军，同东渡村的朱春元，詹仁辉同去报名，这一批动员了100多人参加了红军，编队地点在湖南浏阳。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是肖克，排队时，首长看我年龄小，就分配我到司令部给肖克司令员当勤务员，当时，肖司令员也只有20多岁，当我向他报到后，他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等，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听后说：“家里很穷嘛，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就是替穷人翻身解放的”。接着他又问我识字吗？又鼓励我认真学习，好好工作。每逢行军打仗，肖司令就肩背地图皮包，腰挎小手枪，骑在马上指挥部队战斗。每次战斗前，他都要亲自察看地形，与参谋长聂鹤亭一起研究方案，在行军路上，肖司令是用马给我驼行李，有时累了也给我骑一阵子。
离开他后，我于1944年到延安学习时，曾到枣园去看过他，他当时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他见我来看他，很高兴，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进步和成长。建国后，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我曾几次看过他，他来西安视察工作也专程看我。并给我寄了照片、字画。他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发表后，也曾给我寄来一本。我参加革命的第一步是在肖司令员培养教导下开始的。
我参加红军后，经历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1930年十月，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一个师零三个旅，约十来万人，向中央苏区采取分进合击的第一次“围剿”。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指挥下，红一、红三军团采取诱敌深入，运动歼敌战略战术迎击敌人。我们第三纵队跟随肖克司令员在红一军团第四军指挥下，参加了战斗，我记得是10月29日，我们在江西永丰、兴国交界的龙岗附近设下埋伏，第二天，战斗打响，一举歼灭敌军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共九千余人，活捉了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
1932年四月，第三纵队改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外加第五团，由刘亚楼任团政委，此时肖克司令员调到红二方面军独立五师任师长，我当时得了疟疾打摆子，肖司令要我安心养病，就没有带我去。病愈后，上级安排我在刘亚楼政委身边当通讯员，同我一起入伍的万载老乡朱春元，也在红二师第五团搞宣传工作，在他的介绍下，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毛主席和中央的指挥下，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我们红五团参加了攻打漳州的战役，从天宝山一举攻进城内，歼敌第四十九师全部，还缴获了两架飞机。
1932年底，我奉命调到江西瑞金红军总政治部学习，在瑞金遇到了万载一同入伍的老乡詹仁辉，他在军事工业局工作，通过他的介绍，1933年我由团转党。学习不久，我调到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任誊写员。
1934年初，我调到总兵站部工作，部长是杨立三，我在运输科任科员，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开始，由于“左”倾路线的指导，采用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作战方针，造成红军损失重大，结果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败，到十月上旬，苏区日益缩小，敌军已重兵包围了离瑞金不远的广昌县，十月中旬，中央决定，实施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16日，我奉命连夜销毁文件，总兵站部随中央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于都，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了信丰河，此时，我由总兵站部调到红军总司令部当内收发。专门负责收转中央军委领导的机密文件。行军途中，经常能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军委首长，他们在队伍中与战士们一道前进，那时，康克清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兼机关指导员，常在队伍里健步行军，看到我们这些年青人，不断给予鼓励。
当时，红军红一、红三军团为左翼，红八、红九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担任保卫，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经过湖南、沿贵州，广西边境西进。1935年1月，我们进入贵州遵义城，党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那时年纪小，只知道开重要会议，知道撤消了博古总书记的职务，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罢了李德的官，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红军继续挥师北上。
遵议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四渡赤水、二进遵义、佯攻贵阳、威迫昆明、巧渡金沙江，在云贵转战72天，1935年5月底，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到达宝兴西北的大雪山——夹金山。
做了几天准备后，部队准备翻越夹金雪山，康克清指导员亲自对我们进行动员，说明了困难，鼓足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当时，我们一无棉衣，二无皮袄，每人仅有一个夹被或毛毯，天不亮就开始登山，中午才到山半腰，大家大多数都气喘嘘嘘，腰腿发软，当走到山顶时，山顶风大雪急，地下冰雪相加，行走极为困难，有些战友没下去就长眠在那里了。我们整整走了一天，没有停步，没有吃喝，终于翻过了大雪山，到达目的地，想起来真是不容易呀！
翻过了夹金山以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当时，正值六月，我们来到了藏族大寺庙所在地卓克基，休息了三天，筹集了一些青稞作口粮，在藏区宣传党的政策，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使藏民与红军亲近了。
从懋攻到毛尔盖，一路上中央开了几次会，决定北上抗日，时届七月，我们从毛尔盖往北约走了四十里到达班佑，不久，就进入了松潘草地，荒无人烟，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水草杂生、潮湿不堪。部队前面有土司带路，按照地图标向行进，饿了吃炒面，夜晚几个人背靠背在一起，就在草地露宿，走到第三天，遇到一条河流，河道不宽，可河水深到脖颈，水流湍急，难以通过。大家把绑带结成绳索，一个拉一个过河，大家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大人帮小孩，身体好的帮病人，我那时人小，个子也小，头顶背包，由两个大人架着过河，有的战友不慎滑到河里，被急流冲走淹死了，有的骡马也被冲跑了，损失不少。特别在草地深处，草地长年泡水，形成海棉一样，人马走进去就陷到泥潭里淹死，开始部队没经验，吃了不少亏，有时暴风雨袭来，人都成了“落汤鸡”苦不堪言，在整个六七百里行程中，不少人饿死、冻死、病死，吃到野菇毒死，在草地上牺牲的战友最多，到处是遗骨。
1934年9月，我们到达甘肃南部，国民党鲁大昌两个营把守住天险腊子口，我们红军红一、红三两个军团相互配合，于十七日攻占腊子口，打开了前进的大门，当我随中央军委纵队通过时，只见两山高耸，峡谷中仅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山两傍布满了滚木擂石，通过腊子口，我们翻越了岷山，于九月十八日到达甘南哈达铺。
我记得中央军委领导在一个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行整编，对外称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在回汉群众支持下，我们冲破了胡宗南的渭河防线，击溃了马鸿宾的骑兵尾追，翻越了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同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不久，上级调我到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36年春毕业后，分配到前方红军总部任见习报务员。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随八路军总部经山西洪洞、赵城到晋东南，驻在辽县，我担任电台台长。
1942年5月，日寇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我随八路军总部机关住在辽县的麻田，桐峪一带，那时保卫总部机关的仅有一个警卫连，日寇对我八路军总部机关实行“铁壁合围”，一次即出动九个大师，约万余人对总部所在地进行进攻，当时，炮火连天，战斗十分激烈，左权任八路军参谋长，他带领一个警卫班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他让彭老总先行安全转移到武乡，自己坚守阵地抵抗日军，不幸壮烈牺牲。
五月十五日晚，总部首长指示，将五部电台全部埋掉，准备突围，我们坚持到第二天拂晓时，又将电台挖出来背上，这次日军大扫荡，除五分队少数受损外，大部分电台人员均利用黑夜向东突围成功，当时，同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总兵站长杨立三。过了沙河，安全转移到河北邢台地区，总部机关损失很大，我们司令部三科科长海风阁和政治部干部科科长龚竹村也不幸牺牲了。
1943年冬天，我从前方奉调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调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6年胡宗南调集大军进攻延安，中央党校转移到山西吕梁，王震担任吕梁军区司令员，罗贵波任政委，上级分配我到吕梁军区七分区政治部任党总支书记，不久，调分区下属58团任政治处副主任。
我在参加陕西关中扶眉战役后，部队往咸阳以西追击逃跑的敌人，我因患病在临潼县野战第一医院治疗，留在了西安工作。
？ 说着，王老像记起了什么，拿起电话给另一位老战友打电话。韩闺君阿姨说：“他在给一位兴国的老红军打电话，叫吴振兴，也是搞通信的。”王老说：“他住在高新一路，待会吃了饭，叫司机小王送你过去。”
这时肚子也“咕咕作响”已经是中午1点多钟了。
王老叫司机小王开好车，穿好衣服，下楼一同在不远处的大饭店吃中饭。
吃完中饭，将王老和韩阿姨送回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三干休所，我坐小王的车向西安市高新开发区驶去。
在高新开发区内来回打听，找到了高新一路31号，停好车后，我们乘电梯直接向2号楼8屋走去。
吴老住的是新开发的新房，宽大的客厅，多间住房，装修一新，吴老是个开朗又善谈的人。
他听说我要拍照，就坐在桌傍朝阳面，我架好录相机，他说：“我就坐在客厅中间好照。”接着，谈起了他的革命经历。
1918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就是毛主席作的“长冈乡调查”的那个乡。2岁时，由于和地主老财打官司败诉，家里的房子和土地被用去顶账，伯父被关牢房，父亲做苦工抬石头。我12岁就去当学徒削竹片，后舅舅心疼我年幼，让去他家放牛。
1930年6月，听说朱、毛率领的红军到了兴国，我想要参加红军。舅舅坚决反对：“你这么小，能扛动枪吗？”
第3天，我正去放牛，发现河对面走过来一支队伍，前面的人打着红旗，后面是马队。我猜测这可能是红军，于是，我奋不顾身趟水过河。找到一名军官模样的人说：“我要参加红军。”对方问：“你几岁了？” “l3岁。”“那不行，起码l6岁我们才收。”“我16岁。”对方不相信，让我走步、跳跃，经过一番测试，才同意收下了我。
参加红军后，原来是分在中央红军第4军军部。首长见我赤着双脚，军部总务处领导给了我两块银元，让去买双草鞋。我花一点钱买了草鞋，余下的钱买了其他生活用品。
我参加工农红军分在第四军，当时只有12岁，就分我在军部任罗荣桓的勤务兵，在军部干了一段时间，罗荣桓说：“我帮你找过一个工作吧？”我认为做得不好就说：“首长，是不是我那出了错，做得不好。”罗荣桓说：“不是，不是，你做得很好，我是让你去学点东西。”我就调去宣传队做宣传员，到乡村去宣传党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在宣传队里我认识了梁必业，他也在宣传队做宣传员，后来，组织上又调我去学司号，红四军有个司号连，我认真学习了四个来月，学会了各种吹号后，罗荣桓又调我在军部当司号员。当时，林彪任军长，罗荣桓任政委，我一直跟着他们。红一军保卫局要人，又将我调了过去，罗瑞卿任局长，一直到1934年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开始，罗瑞卿局长找我谈话，要我去参加国家保卫局特派员训练班，邓发在国家保卫局任局长，学习半年后，由于“左”倾路线错误，造成苏区面积缩小，红军人员损失很大，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在长征中，开始在国家保卫局，1935年10月，我们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1936年6月，我分配到军委二局任通讯班长。
1936年12月，一天夜晚，我在值班，突然听见张学良部队电台老叫：“溪口，溪口”，后又发明码电报，我埋头认真地听，听了后仔细地抄报，抄下来后，我向局长曾西圣汇报，曾局长看了电报后，认为很重要，他立即将电报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说：“这个报抄得很好，一个字也没有漏掉，这是张学良向全国的通电，西安发生了事变，这是谁抄的”，曾西圣局长说：“是我们局送去学习的同志回来后抄的。”曾西圣局长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一番。
1937年抗战开始后，全国实行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抗击日寇，部队要求团一级都要建立电台。军委三局，就是现在的通讯兵部，局长姓王，是在苏区第一次反国民党“围剿“时俘虏过来的。他到军委三局要求调一批报务员过去工作，我想换一个环境，提出调去三局。还有一个想调走的原因，就是二局很严格，外出办事，上街购物需三人同行，回来后要汇报在一起说了什么……。我很讨厌这样，所以积极要求去军委三局。上级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们共二十多人去了三局工作。
1945年8月，我任电台台长，上级安排我跟随贺龙司令员去华北。为了争取阎锡山，中央派许光达，陈赓去太原与阎锡山谈判。1946年初，组织上又安排我跟随许光达和陈赓去了太原，最后谈判破裂，我们又回到了河东解放区。有一次，王局长检查工作时对我说：“小吴，毛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在延安，需要报务员，你技术好，你能不能到河西去，要不就去西北战场，去担任电台区队长，你考虑一下，明天答复我”。第二天，我直接找到王局长说：“我要去前线，到西北战场去。”这样，我被派往西北战场。在西北战场，彭德怀在西北任总指挥，这样，我在彭德怀下面工作。彭德怀见到我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江西兴国人”，彭总说：“我在兴国高兴圩打过仗呀”。彭德怀常来电台室，听延安的广播和战报。
有一次，我随彭德怀同行时，彭老总问我：“马上要打仗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电台要停业一个星期不联络，你知道吗？”彭总问我，我说：“知道，这是部队有大的行动，不让敌人测向台测到我们的行动对吗？”“对”我又问彭总：“这次我们打哪里”，彭总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围城打援，宜川驻有一个旅的敌军，我们只要一打宜川，洛川一带的国民党留守军肯定要来支援”我插话说：“他会来吗？”彭总接着说：“会来，我派一个旅到洛川路上去迎接他们的，边打边退，丢些东西，不怕他不来。”
过了两天，彭总来到电台室，对我说：“上级调了二纵队王震部队来支援，不知走到哪里，你开机联络一下。”我立即上机联络，叫通了王震的部队，得知他已到达山西运城，路上还有二天的路。彭总说：“他们部队不来，我们这个战役打不起来，国民党有二万八千人，我们不到三万人，王震过来了，人数就占了大多数。”彭总坐在我身边，我将二纵队的回电译好交给彭总看。
二纵队到达后，我们开始围宜川打援军，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带着部队，从黄陵县，洛川向宜川而来，我们采取预定战略，只二天就歼二万八千多国民党军队，军长刘勘自杀。当时，不敢肯定刘勘的尸体，我们就找俘虏兵来问，俘虏兵说：“刘勘手上刻了一个勘字的。”确认以后，彭总对我说；“可以向中央发电报了”。
我1949年5月10日到达西安城，组织上派我接管国民党西安电信局任军代表。
采访吴老结束后，我要小王送我到西安市委宿舍，找江西籍老红军焉祥丕，焉祥丕同志原任西安市委书记，当找到他家时，焉老已逝世一年多。我只好同小王一并返回陕化宾馆。时间已是18点30分了，但是今天采访了四位老红军，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而且还了解到陕西省军区原副司令熊光焰同志的一些情况，计划着明天的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