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2日 星期日 阴 济南市
昨夜，蠡县下了一场中雪，吴学增陪我去留史镇皮毛市场去转悠了一上午，还特意选了一件上乘的皮衣送给我女儿。今天一早，我起床打开窗户看看，昨天还睛空万里，今天已白茫茫一片，虽然大雪已停了，但路上己有了积雪。
我洗漱完毕，吃了早点，7点30分我提出今天去济南，老班长一再搀留要我多玩几天，我以怕下大雪行动不便为由，执意要他送我去车站，他拧不过我，只好开车送我去国道交叉路口拦乘保定发往济南过路班车，车在路口刚停稳，就见迎面而来的一辆依维柯班车是去济南的，真是顺风顺水全顺了，我们一招手，车就停下来了，我将行李放在车后，告别老班长，车子一开动几分钟，就因这两天休息少而打起了盹，车子经过景县，阜城，德州于中午12点到达济南汽运中心。
走出车站，看见路牌指示无影山路就在附近，正好要去无影山空军干休所采访，我就近住在了车站招待所。稍作休息，下午1点30分，我背上30多斤重的设备步行前去无影山空军干休所，经打听，很快找到了老红军曾宗汉家，聊了一会，曾老说今天胡子也没刮，很难看，明天拍照采访吧？我就向曾老打探去师范路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去的方向，阿姨要我吃了晚饭再走，我表示了感谢。在阿姨的指点下，我于下午3点找到了师范路48号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
？看看天气阴晴还可以拍照，我先抓紧时间对健在的周克柳、马从炘 、胡桂林三位老红军分别进行了先拍照后采访。拍完照后，天基本上就暗下来了，胡桂林的儿子胡会明两次来电话到周克柳家要我过去吃饺子，马老家也要我去吃饺子，我到胡老家吃的饺子，在吃饺子过程中，才知道今天是冬至，山东有句颜语：“冬至不吃饺子，就不是个好儿子。”所以冬至这天，山东家家都包饺子吃，我匆匆吃完了一大盘饺子，开始对三位老红军进行文字采访。
周克柳是江西于都县曲洋乡小源村人，1913年出生，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5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上士、司务长、少共国际师营部管理员、会计、财务科长、师后勤处长、六十八军军后勤部长、志愿军第四十六军副军长等职。
周老是个倔强、坚毅朴实的人，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红军的本色，采访时，他与我谈起了长征时的一些故事。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我在少共国际师，11月下旬，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向广西金州方向前进，我们第四十五团第二营接到命令，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渡湘江西进。我们营的阵地在湘江东岸的一个小山头上，营长是周尚信，我任营部管理员，营长要我带领全营炊事员到附近村庄负责做饭，并赶快送到阵地上来，从头天晚上一直做到次日凌晨，当我和炊事员送饭到战斗了一夜的战友面前时，周营长告诉我，经过一夜的掩护战斗，中央机关快过完了，你马上带上全营的伙食担子和营部的重机枪班出发去赶团部，我在此掩护。
这时，天也大亮，敌人从四面八方向阵地围了过来，火炮、机枪向阵地上射击，四五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我带着八名十六七岁的红小鬼组成的战斗班，冒着枪林弹雨向湘江西岸突围，由于我们武器欠缺，大多数是大刀、梭标，只有一挺象样的重机枪，就这样边打边撤，终于在天黑前突出重围，到达了湘江西岸，但团部已不知去向，我们只好按着脚印向西前进。后来，我得知掩护我们过江的周营长和几十位战友全部战斗牺牲在湘江东岸阵地上。
我们九名红小鬼为追赶部队，一路上不敢停留，总算赶上了红三军团司令部的警卫连，红三军团管理科长吴立志截住了我们，告诉我们说：“大部队已从另外的路走了，你们人少，单独行军困难多，危险大，跟我们一起走。”就将我们九人编进了警卫连，新编在第四排第四班，我任班长。
我们跟着红三军团攻打了贵州老黄平城取得了胜利，第二天是元旦，黄平城解放后热闹起来，人们涌向街上来欢呼胜利。过年后，先头部队渡过了乌江、遵义会议也召开了，我们也提出回少共国际师去，红三军团领导很快与少共国际师联系上，并举行了一个小仪式，欢送我们这些小鬼归队，少共国际师部派团总支书记李树彬前来迎接我们这些从湘江渡口冲杀出来的小战士。我们当时很高兴。”
周老接着与我谈起了在草地死而复生的故事。
1937年7月，红军长征进入了茫茫草地，粮食是个大问题，我是上士，无米下锅也常发生，大家尽自己的本领去寻找充饥的食物，第一天傍晚，我到各排去了解有没有吃的情况，刚走到二排，便见到战友们围坐在篝火傍，锅里翻滚着灰的，花的各种蘑菇，坐了一会，我起身要去别的排检查，第二排战友们拉着我非要我尝尝鲜不可，我便和大家一起吃了起来，味道还真鲜美。谁知刚吃完不久，大家便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连部炊事班的同志来找我，发现我已没有了任何知觉，便在我身傍立了一块“生死牌”，我记得上面写着“周克柳，江西于都人，六连上士”，牌子不大，过往的战友向这些“生死牌”瞥望、议论。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周克柳，周克柳”，我努力睁开眼睛，看见了是后续部队的战友，在念牌子上名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当时也是糊涂地不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站起来拔走那块小小的生死牌，往怀里一揣，跟随后续部队往前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一天，领导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采购粮袋。当时，由于敌人对陕北封锁严密，红军后勤供粮十分困难。为了保证部队打仗时有足够的粮食，急需一批粮袋。要买大批的粮袋，只有到白区去采购，可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常常使我军采购人员空手而归，甚至有去无回。考虑再三，领导便把采购粮袋的任务交给了我。
接受任务后，我买来长褂礼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商人，越过重重封锁线，来到西安城。住宿登记时，老板询问我是哪里人，进城来干什么，我说是生意人，来购买布袋的。店主上下打量我一番，似乎明白了什么，直言劝告：“我看你不像个生意人，本小店常有人来盘查，不安全。”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感到店主人是个可信赖的人，满含感激而又巧妙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既然住进贵店，就全拜托给您了。”在店主的指点下，我白天四处采购，晚上躲到戏院听说书，半夜才回店睡觉，躲避了一次次检查。经过多日筹措，购齐了粮袋。又几经周折，终于将数百条粮袋安全运回目的地。
这项任务顺利完成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红军大学财务科长。当时，学校教职员工达8000多人。由于国民党利用国共合作之名，强调“一切统一”，禁止陕甘宁边区使用工农民主政府印制的“苏维埃纸币”，不承认红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不发给学校军饷，更不发给教育经费。这样，我所在学校的经费和物资供应就成了极其棘手的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学校增设了一些服务单位，如购买队、合作社、粉房、豆腐房、洗染塘等等，使生活保障有了改观。经费短缺问题让我急得团团转，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我采用写欠条的办法到合作社买东西。后来，又提议把欠条印成欠津贴券，按月发给教职员工，持券可到合作社买物品。根据当时津贴费的发放标准，我亲自设计了欠津贴券票样，由延安广义书局石印。欠津贴券的内部流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职员工买东西的困难，缓解了学校经费的紧张局面。
从此以后，周克柳与我军后勤管理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好学，周克柳越来越精通军队后勤管理工作，先后被任命为财务科长、后勤处长、后勤副部长、后勤部长。
周老随后翻出来很多勋章，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粮票，代金券等纪念品给我看，并给我介绍当年的来历。看看老人认真劲，我真想多聊聊，马老家接着来电话催促，我只好谢别，到离周老家二十来米的马从炘家继续采访。
马老是江西于都县宽田镇上堡村人，1909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转入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警卫员、班长、连长、保卫局侦察员、赤安县保卫局长、吕梁军区医院政委、党委书记、晋绥军卫校副政委、西北医大副政委、西安军区运输部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学院干部部副部长、济南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军事法院副院长等职。
马老虽然93岁，但思路敏捷，记忆特别好，离休以后，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诗词和回忆录，其中有回忆周恩来、陈云、贺龙和王首道同志的文章，他与我谈起了家世。
我祖上世世代代都是贫苦人家，我家的历史是一本坎坷史，我的祖父、父辈都是以租种地主的土地和给资本家挖煤为生的，我1909年12月26日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宪田镇上堡村雷公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祖上几辈都是单传，我父亲27岁才成亲，为成亲把家里唯一的两间破房子也当了出去，父母生了我们兄妹十个，由于家境贫穷，少吃没穿，先后有四个兄妹生病夭折了，全家收入仅靠父亲一人挑煤挣钱，来回四十里路，一担煤只能赚到一角来钱，家里欠下的债也无法还清，我们兄妹长到十几岁也没穿过像样的衣裤，吃的红薯叶和野菜。由于家境贫寒，我五六岁就上山割草，拾柴帮家里干活，八九岁就上山捡煤核、木炭，硫磺石去卖，十岁左右就上煤窖干活，每天挑六、七十斤重的煤炭翻过两座山，到四十里外的集镇上去卖。后来我在煤窑提煤，由于煤老板狠毒，我与父亲实在干不下去，分文未得的被老板赶出了煤窑，迫不得已，只有回家租田种地。
1928年4月，朱毛领导的红军第三军第八师到我们邻村，在宪田镇召开了群众大会，政治处姓胡的主任上台讲话，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压迫人民的剥削者，他说：“穷人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剥削者靠压迫农民所得，大家团结起来，消灭万恶的反动统治者，让农民当家做主人，过上好日子。”红军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星星之火，我的家乡革命热潮高涨。
第二年，我参加了革命，1930年转入工农红军，在瑞金中央局任警卫员，我的身体虽不是太好，但身子骨十分灵活，能跑能窜，我生长在山里，走山路比我个子高一个头的同志也跑不过我，对山区的情况熟悉，所以接送护卫中央领导的任务多是派我陪同一起去。
1933年秋天，陈云同志从上海来苏区，领导派我去接他。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陈云，也没有照片，班长嘱咐我说，要接的人个头不高，商人打扮，右手拿一把黑色纸油伞，左手提一个竹箱，接头地点在瑞金的机场方向，这个机场是国民党用于“围剿”红军建的，红军虽是控制了瑞金一带，但国民党特务、土匪经常出没，陈云又是商人模样，要是让土匪遇上十分危险，我接受任务后，弄了些半生不熟的饭，边吃边向接头地点走去。
这个机场只有五六亩地大，南北走向，班长告诉我陈云从北边过来，我就在北口山坡上找一块树木较密的地方隐藏起来，我能看见下面，外面看不见我。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商人打扮的人从北边走了过来，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断定此人可能就是陈云，我待他快从我面前过去时，我走出树林，跳下山坡，陈云一楞，警惕地看着我，我上前接过他手中的竹箱说：“没接错”，陈云笑着问：“你怎么知道没接错人？”我说：“我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路过，你像班长交待的接的人一样的打扮，我想不会错……。”陈云对我观察这么细，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直乐，并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已吃过了”。他说“你吃过了，我还没吃，这样吧，你找个地方，咱俩吃碗面，你等我这么长时间，也应该饿了，再说也算祝贺我平安到达中央苏区……。”
没等陈云把话说完，我就急的说：“我没有钱”。
他大笑起来说：“当然是我请你了”。
我们到沙洲坝夏宵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此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还有毛泽东同志都在那里等我们。
从这以后，我跟随陈云同志做了他的警卫员。打那以后，我和他形影不离，而且还在一个党小组里，我是党小组长，他是组员，一到过组织生活时我就十分紧张，因为文化水平低，怕说错话，陈云就鼓励我大胆讲，有什么说什么，他还利用过组织生活，给大家讲些革命道理，教大家认字。
由于工作关系，从毛主席、周恩来到十大元帅、十大将军及名震中国革命史的精英人物我几乎都见过，他们从心里喜欢战士，绝对不故作姿态。
长征开始以后，我和陈云同志分开了，他调到红五军团任政委，我留在中央纵队政治部跟随王首道主任。但跟随他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
最后马老告诉我说：“离休后，我写了《回忆贺龙同志》、《回忆王首道》、《回忆周恩来》等文章，到时我拿来给你指正”。我忙说：“我一定认真地拜读，对我也是增长知识，提高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仰之情”。
离开马老家，往北上坡几十米就到了老红军胡桂林的家，时间已近晚上8点，我没喘息又开始采访。由于胡老身体较差，讲话声音很小，他儿子胡会明（山东省高院法官，成了我的好朋友）就在边上协助介绍。
1911年胡桂林出生江西省赣县，1928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党，参加过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大革命时期，胡老在江西赣南红色警卫营当战士，后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司令部电台任通讯员、班长、军委总政民运部任民运干事、中央保卫局任执行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派往新编第二十九军任特派员、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任副连长、第六八六团任连长、团教导队队长、山东郓城滕县独立营营长、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兼湖西军区司令部四科任科长、湖西军区独立团营长、微湖大队副大队长、湖西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
解放战争时期，在鲁西南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七团任副团长、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
胡老为人谦虚，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从不居功自傲，乐观向上，但在战争年代的六次大难不死，在胡老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回忆。
胡老回忆说：“在江西苏区第二次反国民党“围剿”战役中，我和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去一个小镇买菜，早上六点钟左右天才刚刚亮，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由于红军缺少防空武器，敌机在上空耀武扬威地超低空飞行，飞行员的人头我们都能看得清楚，大家赶紧分散隐蔽，卧倒。只听到“轰轰”几声响，我便被震昏了，等到醒来时，我们几个身上被埋了厚厚一层土，炸弹在离我们三五米远炸开了一个深约两米，宽十几米的大坑，再炸过来一、二米，我们几个就去马克思那报到了。
第二次是红军长征走到四川贵州的一个交界地区，敌机跟寻红军低空盘旋轰炸，我们分散四处隐蔽，许多战马和来不及躲藏的战友，挑夫被炸死炸伤，我迅速跑到一个木板房里，先把电台、天线担子放置好，刚隐蔽好，一颗炸弹就在木板房附近爆炸，强大的爆炸和弹片把木板房掀翻了，周围的十几位战友牺牲了，我被坍塌的木板压住了肩膀，负了点轻伤，飞机飞走了，我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整理好担子，又上路了。
第三次是抗日时期，我在山东湖西军区微湖大队任副大队长，有一次，我带着一个班执行任务，被日军包围，我带领战友们浴血奋战，拼死突出包围，我穿着肥大的棉袍子，穿着老百姓纳的千层布鞋，敌人路不熟，一下子就被我们甩了很远，可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在身后“咯、咯、咯”地乱叫，等突围出来后，发现身上的棉袍被打了有十几个子弹孔，前脚掌中间部位被一颗子弹纵穿而过划了一条沟，子弹楞是没沾到肉。
第四次是一颗哑弹救了我的命，那是1942年，微湖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一个异常艰苦的时期，有些地方招来的队员思想动摇更为恶重，一次，我带队执行任务返回时，遇到大队日军扫荡，为避免造成损失，我带领队伍在一个破庙里隐蔽待命，十几个战士有半躲着的，有蹲着的，有盘腿坐的，我当时坐在离庙门不远处，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面对面坐着也看不见人，一会儿我听到背后有人移动的响声，我感觉到有个东西顶了我的后脑勺一下，并有一声扣板机的响声，接着什么情况也没有，返队后，我将这一异常情况向大队长张新华，政委孙新民汇报，大家一致分析是王二幺干的，经审讯，他承认想趁黑在我毫无防备之时暗杀我投降日伪军，拿我一个老红军的头去领几千个大洋赏钱。后来经请示批准，这个叛徒被我们处决了。
第五次是在对日作战时，那时是冬天，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打得正激烈时，突然一颗掷弹筒弹在我身后不远处爆炸，把我和警卫员一下掀翻在地，警卫员赶紧爬到我跟前，只见我棉裤档两侧被弹片划破多处，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丝毫没有伤及皮肉，我俩人对视一笑。
第六次记得是解放战争，我在鲁西南三分区第十七团任副团长时，在攻打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一个寨子时，我正在前沿阵地手持望远镜全神贯注地指挥部队攻击，我警卫员赵恒胜站在我身边，他一米八多的个子，很灵活、勇敢，正当我们注视前方时，敌人一梭子弹扫过来，紧接着一阵排炮呼啸而至，小赵用身体将我重重压在他身下，枪炮声过后，小赵身上一层厚厚泥土，我却安然无羔，好险！不是小赵机灵，我的命这次就报销了……。说到这里，胡老爽朗地笑了。
胡老接着说，我去年九十岁时，我请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来家吃饭，他是我们江西老表，当时答应来的，正值山东省委开常委会离不开，他亲自写了一副字来祝贺，叫秘书送来的，我顺着胡老的手指方向，在房间正上方，吴官正书记的题词：“贺胡桂林同志九十华诞“福如东海，寿比南山”2000年1月”。夜深了，胡会明请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司机送我回旅店。到达旅店巳过晚十点，放下设备，发现肚子“咕、咕”作响，有些饿的感觉，我下楼买桶方便面解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