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新冠疫情来得迅猛。
医院一夜之间被推到风口浪尖。防控、分诊、隔离、物资调配，每一项都压在神经上。木森已经很少坐办公室了，常常穿着防护服在各个区域来回走动，声音隔着口罩显得闷，但始终稳而有力。
发烧，是在一次连续三天值夜班后的凌晨。
起初，谁都没当回事。核酸、隔离、用药，一套流程走下来，他反而比年轻人更镇定。可高烧反复不退，人迅速消瘦。医生立刻给他做了全面检查。
那天，木森坐在诊室里，医生把片子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然后说：“肝癌晚期。”他的语气很轻，却象一记闷雷炸在木森的耳边。他听得异常清楚，却没有想象中的恐惧，似乎心中早就有数。
很快安排了手术，切除了一个大若苹果的瘤子。化疗开始后，时间变得支离破碎。药物一滴一滴进入身体，恶心、脱发、乏力轮番上阵。放疗结束那天，他靠在走廊的椅子上，连站起来都要春梅扶着。镜子里的自己，瘦得几乎陌生。
他很配合治疗。
春梅近乎搬进了医院。她学会了记录指标、记住药名，夜里不停地给他搔痒（吃了靶向药的副作用），又一遍遍替他掖被角。她很少在木森面前哭，总是轻言细语地说：“你当年陪我熬过来的，这次换我。”木森有气无力地接着说：“你的下文是——我都完全康复了，你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春梅不停地点着头。
春梅还告诉木森：“老家和她娘家的亲人们都带来了问侯和礼物，要你与病魔斗争。”他听着听着，眼湿了，心里很温暖。
女儿都是当妈的人了。她不再问“会不会好”，而是在离开病房前认真地说：“爸，等您好了，我们全家五口一起去旅游！”
朋友来得最勤，话却最少。两人常常只是坐着，通过一个眼神，一丝微笑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彼此的信任……
医院的事务，他早就一点点地放手。制度在运行，团队在成长。他只是偶尔翻翻报表，听听汇报。有时会在春梅的陪护下，去门诊部看看。
站在医院大门口，他看着那块牌子，“春晖”两字依旧清晰且发着光。门诊大厅里，人来人往，秩序井然。有人认出他，远远地点头致意，并亲切地说：“院长多休息！”“院长早日康复！”
他笑着缓缓说：“谢谢！请你们放心，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配合医生治疗；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闯过术后五年关。”
……
今年，二零二六年，木森终于迈过了术后五年关，身体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正月生人，大难不倒的他，竞奇迹般的一天天好了起来……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